記不清從什麼時候起，27歲的劉芳和72歲的姥姥之間，聊天話題總是兩條平行線：姥姥談話的出場人物往往是二叔、表舅、表姨，而劉芳只能提起朋友、同事、同學。
“我和姥姥間好像有代溝，又好像不是代溝這麼簡單。”劉芳説，姥姥原先一直生活在農村，房前屋後都是親戚，沒事串個門，有事吼一嗓子，三五個親戚一下就跑過來幫忙了。
劉芳工作前，回農村老家的頻率穩定地保持在一年一次，工作後就變成了未知數，本就不熟悉的親戚更加陌生了。姥姥總是埋怨她，“怎麼連長輩都不認得，那以後你有事，找誰幫忙啊？”劉芳只能苦笑，“我沒這條件，我的生活圈裏沾點親戚關係的人一隻手就能數完。”
有人把像劉芳這樣的90後稱為“無根一代”：生於城市、長於城市，豐富物質條件優渥、人情往來淡薄，親戚關係逐漸弱化、朋友關係日漸增強。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汶蓉認為，親屬關係的淡化是城市化發展中不可避免的趨勢，“淡”不能簡單等同於“無根”，也不能以此評判一代人的文化道德，而要從實際的社會環境去理解和剖析。
弱化的親戚關係要不要維護
28歲的林川早就對漸弱的親戚關係習以為常。他從小和父母在湖南省吉首市生活，回家過年也是跟父母團聚，幾乎不回父母的老家。
“我爸不太搞親戚社交，價值觀不太一樣，聊多了也費勁。”他説，“受我爸影響，我對親戚的概念很淡薄，尤其搬（進城）以後，距離又增加了不少，更不來往了。”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人類學教授閻雲翔曾對故鄉黑龍江省下岬村展開過為期12年的田野調查。他發現，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家庭模式就呈現出父母和未婚子女組成的“小家庭”增多，父母和已婚子女組成的“大家庭”逐漸解體的現象。
現在，網絡取聊天代線下見面，成為親戚往來的主要途徑之一。劉芳的姥姥搬進城後，跟親戚們見面不易，她的微信置頂幾乎被各種名稱的家庭羣、親戚羣佔領。劉芳看着羣聊裏時不時刷屏的聚會照片，總有“過年一樣”的錯覺。
篩選式社交是林川的親戚互動準則。“排除讓人不舒服的親戚，留下言談舉止讓人舒服的親戚。”林川覺得，象徵家族關係或親戚關係的“根”順其自然就好，“往上數100年，大家沒準都是親戚呢。”
52歲的貴州退休工人方誌梅説，小輩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要求他們和自己一樣認識每個親戚也比較難，“也許以後小孩就在外地安家，家族可能越來越小，但還是要叫他們不能（和親屬）斷了聯繫，不要忘記自己的‘根’在哪。”
向前看，讓年輕人自己“生根”
在一些年輕人眼裏，親戚關係意味着逢年過節時不怎麼愉快的“人情關”。他們對親戚關係的認知，始於血緣關係，卻並不能由此產生自然而然的親近感和歸屬感。
劉汶蓉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社會的變遷使得家庭規模向小型化趨勢發展。農業時代人們生於斯，長於斯，而現在這一代年輕人要面臨的巨大現實是如何在新的城市環境下紮根。城市核心家庭中的孩子和父母關係更加緊密，而超出核心家庭外的親屬認同相對弱。
這在步入中年的80後身上尤為明顯。
2010年，80後教師鄭宇離開家鄉吉林長春到廣西南寧攻讀碩士研究生學位。如今，他為了定居南寧，按揭買了房子和車子，還考慮讓父母一起過來養老。
在東北老家的時候，鄭宇父親家的親戚都離開長春到黑龍江生活了，母親家也只剩下一家親戚。隨着爺爺奶奶輩的老人去世，小輩之間的走動越來越少，有時候過年都聚不到一起。
雖然更關心自己能否在新地方紮根，但鄭宇坦言，“親戚始終是親戚，不是非要成天待一塊兒面對面的才叫親戚。”他會有意識地和親戚來往，比如路過北京、哈爾濱時上親戚家拜訪，也常在家庭羣聊裏發言。“來往確實是少了，但即便十幾年沒見面的親戚有點啥事，我知道了就會搭把手。”
劉汶蓉認為，當下環境中年輕一代的孝道傳承也顯示出了明顯的時代特點。比如，比起祭祀、傳承等儀式，他們更願意從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出發，與父母分享健康、時尚、旅遊等方面的“好東西”。
在儒家文化框架下，東亞社會普遍把家庭網絡視作個人發展的支持網。那麼，長輩維繫的親屬關係在子代中變淡、孝道從重儀式走向重實踐，是否意味着“無根”？劉汶蓉表示，不必以此為標準斷言一代人是不是“無根”。“‘根’不是要往回看，而是要往前，讓年輕人自己生根，這才是我們現代化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問題。”
（應採訪對象要求，劉芳、林川、鄭宇、方誌梅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尹希寧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