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在讀過斯蒂芬妮·辛克萊拍攝的一張童婚照片後，作家阿蘭·德波頓原本對童婚的認知發生了鬆動，“原來婚姻裏的年輕新娘其實並非兒童”。這張童婚照片傳達了以下關鍵信息：過早到來的婚姻迅速將身材稚嫩的兒童變成成年婦人，她們的臉龐浮現出“恭順、嚴肅和悲傷”的表情。而她們身後的丈夫，看上去並不蠻橫粗魯，“臉上帶着困惑，彷彿自己也還是孩子。”以此為例，阿蘭·德波頓告訴我們，一幅優秀的新聞圖片，應該填充我們之前對於真相殘缺而褊狹的認知。
《韋萊斯之書》圖集之一
然而，一組獲得今年荷賽大獎的新聞照片，卻並不執著於打撈真相、澄清事實，它似乎就是要和你理解的正統新聞攝影觀“對着幹”。或者説，這組由Jonas Bendiksen拍攝的、名為《韋萊斯之書》的照片之所以能獲獎，就在於它本身“假”得太過“優秀”，荷賽評審團對該組照片給出的意見，也基本説出了評委會的“小心思”：攝影師提出了一種“元分析”的形式——用攝影作為一種工具來評論攝影的現狀，並強調在一個不斷變化的行業中，人們是多麼容易受到虛假信息的影響。
早在荷賽獎項公佈前，Jonas Bendiksen的這組通過3D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在照片上加入人物形象的“合成照片”，就已在整個新聞攝影界掀起討論，甚至最初所有新聞攝影專業人士都被矇在鼓裏。這種堪稱行為藝術的做法看似調皮和荒誕，但卻用一種充滿象徵和諷刺的手法，告訴世人當下我們新聞攝影所處的環境：曾經令人篤信不疑的有圖為證、眼見為實等觀點，正在逐步被那些極度逼真的“假”照片挑戰。更讓人不安的是，在“PS”“3D建模”“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支撐“深度偽造”的技術面前，專業人士都難以察覺，普通人豈不是毫無辨別之力？
攝影人趙青這樣評價《韋萊斯之書》，“考慮到這組照片對新聞攝影行業一直秉承的真實性原則的強烈顛覆，當它們真被存入瑪格南檔案時，我希望能被妥善分類，並打上醒目的標籤：該組照片可能有毒。”我倒不擔心這組照片的毒性“外泄”，按照以毒攻毒的觀點，對假照片而言，這樣的照片其實帶有反思和啓迪意義。讓人無法安心的是，在信息大爆炸時代，成為拍攝者的門檻並不高，每個人也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圖片、分享轉發，有時的假照片是那麼的精緻和逼真，絲毫不亞於真實照片給人造成的視覺衝擊，但遺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假照片都會被好心地貼上“有毒”“危險”的標籤。
有人認為，當海量信息匯聚在一起時，通過不同信息間的競爭，能夠實現真相和觀點的均衡。但海量信息還可能製造出無序和混亂，在後真相時代，不僅是媒體的話語權可能被削弱、真相本身變得易碎，人們對真相的渴求程度和合理期待可能也不會太高。一些假照片的傳播，背後也有人們不假思索和選擇性相信的原因。
不單單是新聞攝影，這可能是新聞行業面臨的整體性危機。相比辨別一組照片或一則新聞的真假，真假標準本身的模糊更讓人無所適從，摻雜着不同利益和立場導向的照片，即便保證能夠還原現場和細節，具有所謂真實的“顆粒度”，也可能是殘缺的事實、片面的真相。在信息戰的煙霧彈面前，公眾仍舊可能受制於人，繼而被操控或玩弄。
“假照片”“假新聞”給人們認知世界帶來的困擾，在當下的俄烏衝突和疫情信息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事實核查的難度、追蹤闢謠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流言傳播散佈的範圍。在世界上，一些媒體機構對有關新聞的內容把關不嚴，導致自身成為假新聞的源頭，既影響媒體的公信力，也放大了謠言的危害程度。不管是文字、照片還是視頻，沒有真實性的新聞，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
在很多情況下，公眾內心的迷茫、困惑和恐慌，仍然需要媒體機構拿出專業擔當，通過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給公眾吃下一顆定心丸。荷賽獲獎的這組“假”照片，強調的也是人們要有意識去甄別虛假信息，社會則要加強治理，減少虛假新聞給社會秩序帶來的衝擊，以及給公眾生活帶來的不利影響。
撰文/白毅鵬
編輯/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