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節目模式的大量引進和普及，季播綜藝已成為各大衞視及網絡平台着力打造的重要產品。然而，對於大多數爆款綜藝而言，保持季播內容對觀眾的吸引力、維持品牌效應並非易事，“綜藝N代”往往難逃“高開低走”的命運。在眾多季播綜藝中，明星推理網絡綜藝《明星大偵探》第六季上週末剛剛收官，目前其本季累計播放量已超過20億，豆瓣評分9.1分，基本保持了前五季的關注度與口碑。
作為一檔主打分眾市場的推理型網絡綜藝，《明星大偵探》維持常青的原因當然是多元的。目前，大眾與媒介話語對《明星大偵探》的分析通常還停留在節目模式、營銷策略等方面，卻忽略了真正為節目提供實質內容的敍事創意策略。應該説，《明星大偵探》在整體佈局上準確地抓住了網生代觀眾的文本消費與創作習慣，從而開創了獨具一格、具有一定超前性的“網生代”敍事模式。六季以來，《明星大偵探》對敍事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並且通過衍生創作、世界觀搭建等方式逐漸摸索出了一套“永動”的創意機制，不僅令節目成為當下國內市場中將敍事、遊戲與綜藝文本融合的優秀範本，更帶動了“劇本殺”等線下創意娛樂產業的發展。
儘管想象力與創造力仍然是內容創作的核心基礎，但是，在網絡文藝蓬勃發展的今天，以網絡為主要投放平台的各類媒介文本如何覺察、研究與順應網生代受眾的文本消費特徵，應該成為業界與學界關注的前沿問題。
以敍事懸念取代遊戲懸念，新的受眾互動模式隨之產生
《明星大偵探》的節目製作模式引進自韓國JTBC的推理類真人秀節目《Cr ime Scene犯罪現場》，自第一季起即沿襲了母版節目的核心模式，由嘉賓進行角色扮演，於特定場景中尋找證據、推理案件真相。
與《犯罪現場》一樣，《明星大偵探》有着明確的遊戲流程與輪次，並設有點數（投票）、獎勵（金條）、陣營（偵探、嫌疑人）等鮮明的遊戲化元素。作為許多真人秀與綜藝節目的主體內容之一，“遊戲”環節往往能夠提升節目的娛樂性與互動性，以環節設置、嘉賓互動和遊戲結果作為懸念，激勵觀眾的興趣與參與感。其重點在於呈現嘉賓對於遊戲環節、規則的現場理解與反應，並由此建構通往遊戲結局的多重可能性。例如《奔跑吧！兄弟》《全員加速中》《極限挑戰》等真人秀節目，均以“遊戲”作為主要的懸念機制，着重於對配合、輸贏、復活等遊戲元素的設計和描寫。《犯罪現場》原版也注重“蒐證”“推理”等遊戲實踐，以燒腦繁複的推理過程與高門檻的受眾參與而著稱。
但是，儘管設計巧妙的“遊戲懸念”能夠在短時間內為綜藝帶來顯著的可玩性與娛樂性，也能激勵觀眾的心理參與和互動感，但遊戲機制的重複性和套路化往往也導致以遊戲懸念為核心的節目在“新鮮感”消退後失去對觀眾的吸引力。過於複雜的遊戲設計意味着受眾理解和准入的高門檻，而當簡單的“規則”“玩法”被窮盡，遊戲機制帶來的懸念也會隨之消失。即使是規則繁瑣、可玩性極強的“狼人殺”節目也在紅極一時後走入自我重複的瓶頸。
也許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明星大偵探》雖然同樣以推理遊戲模式貫穿全程，卻並不以“遊戲”作為核心懸念機制。實際上，在迄今六季的創作過程中，《明星大偵探》與其韓國母版模式逐漸分離，開始實現對遊戲懸念的弱化。尤其是在第五季和第六季中，嘉賓對“密碼”的破譯過程幾乎隱去了。可見，《明星大偵探》正在將“遊戲過程”逐漸簡化為“信息陳列”，這意味着“遊戲懸念”的失效，取而代之的則是以故事結局為導向的“敍事懸念”。通過調用豐富的故事題材、不斷創新的類型敍事，節目彌補了遊戲玩法的單調，完成了從“敍事型遊戲”向“遊戲化敍事”的轉向，成就了節目的常看常新、常青不敗。當觀眾的關注點從看“推理”轉向看“故事”，敍事的反轉和“神展開”取代了推理的正誤和遊戲的輸贏，新的受眾互動模式也隨之產生。
從第一季到第六季，除了遊戲場景的實景升級外，節目的遊戲環節幾無變化，而敍事的複雜度則持續攀升，連環案件和案中案成為“標配”。同時，在《明星大偵探》最近的兩季中，已經出現大量推理服務於情節的片段。例如，嘉賓在幾無依據的情況下迅速點出“靈魂交換”等顯然超出一般推理思維的超現實推斷，強行推進情節“神展開”，就是為了故事進展而犧牲推理過程的典型。而在連環案的情節中，第一案中的“輸家”也能夠繼續以嫌疑人身份參與後兩案，也意味着“輸贏”在情節主導的節目模式中不斷弱化。在敍事類型方面，節目的情節設計逐步跳出經典的懸疑推理敍事框架，加入大量情感、倫理、恐怖、魔幻、科幻元素，也時常與社會熱點話題相呼應，極為可觀地豐富了故事的內涵與可看性。情節的反轉不再侷限在傳統推理類型敍事中常見的犯罪手法、證據誤導等方面，轉而在世界觀、人物關係等方面着筆，再次體現出節目設置中弱“推理”、重“情節”的傾向。
“連續劇”+“平行宇宙”：開發“網生代”敍事模式
作為一檔延續六季的“長壽綜藝”，《明星大偵探》在分眾市場大獲成功，收穫了相對固定的青年觀眾羣體。2018年，節目曾更名為《我是大偵探》並嘗試在湖南衞視上星播出，卻最終沒能收穫理想的關注度與口碑，只得重回網播平台。推理型綜藝上星的“水土不服”，除去在文本創作方面受限等外部原因之外，也由於《明星大偵探》整體的敍事框架獨具“網感”。節目對於元文本的開發與創作，以及由此衍生的文本互動，非常符合青年亞文化羣體的文本消費習慣，卻未必迎合大眾市場的常規消費偏好。
從第一季開始，《明星大偵探》就堅持創作以特定IP為元文本的衍生故事，以各種形式改編、演繹過包括《暗戀桃花源》《大話西遊》《東方快車謀殺案》《小紅帽》等經典作品。對於青少年受眾，特別是網生代受眾而言，對衍生創作和同人創作的閲讀和消費習以為常。如亨利·詹金斯所言，他們往往不僅是衍生文本的消費者，更是這類文本的積極創作者。在《明星大偵探》中，對經典IP的懸疑化演繹不僅能夠喚起特定觀眾羣體的情懷，也容易激起青少年觀眾較為強烈的參與感，是一種極具“網感特徵”的創作方式。但是，改編式創作也受到原作在內容、世界觀、人物設計和情節走向等方面的限制，導致《明星大偵探》改編案件的創作水平幾乎都並不出彩。二次創作在有效開發並演繹元文本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相較對既有元文本的改編，《明星大偵探》在敍事方面的最大優勢是成功將“爆款前作”轉化為後續創作的元文本，通過對獨立原創故事的衍生創作，實現特定文本的品牌化與系列化。這種元文本與衍生文本的互動與反哺，為節目創意提供源源不斷的敍事活力，甚至能夠形成世界觀。六季以來，《明星大偵探》已經成功打造“恐怖童謠”“NZND”等爆款系列，在第六季第一案中也通過非玩家角色的重複出現完成了與前作中“靈魂交換”設定的呼應。有趣的是，《明星大偵探》對前作的衍生並不是簡單的“續集”創作，而是巧妙地維持了故事間的相對獨立，轉而通過邊緣角色、背景設定和視聽元素的微妙勾連與前作形成文本間性。
如果説“連續劇”式的系列創作仍是滿足當下大眾消費習慣的主流模式，那麼“平行宇宙”式的衍生創作則更加符合網生代與亞文化受眾的消費習慣。類似的創作模式，既能夠延續前作的主要敍事特點、繼承“爆款”的關注度，同時也將部分創作與理解空間下放給受眾。看似獨立的“平行宇宙”之間的種種關聯成為受眾閲讀、理解文本的線索，也是觀眾在享受新故事之餘，得以建構文本想象和“粉絲”身份的基礎。由於衞視平台播放與大眾媒介消費的特點，這種衍生創作模式很難在大眾市場上生效，卻能夠有效鞏固新生代觀眾的忠誠度，延續《明星大偵探》對目標受眾羣體的吸引力。
作者：尹一伊 （傳播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青年教師）
編輯：郭超豪
責任編輯：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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