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春：見天地、見眾生、最後見自己

看紀錄片是一種什麼感受？相較於電影，電視劇，它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有人説紀錄片真實，不做作，沒有表演，所以一切看起來都很舒服。

也有人説攝像機裏是眾生相，攝像機外更是如此，乃至更多。

看着別人的故事，尋找自己的影子，這個過程就很有趣且充滿價值。

而紀錄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個值得看見、值得説出的好故事呢？

所以，他來了。

2018年5月31日，丹東廣播電視台馬曉春和攝影師畢曉亮在鴨綠江斷橋大型青銅羣雕《為了和平》前鞠躬致敬後，開始了紀錄片《遙遠的橋》的拍攝之旅……“你紀錄的不是你的生活，但是，當你隨着那些一開始與你毫不相干的人們，慢慢進入了他們的生活時，那種微妙、複雜的感覺，是難於言傳的。”説起紀錄片，馬曉春的言語中滿是熱愛與執著。

拍攝《遙遠的橋》彷彿是一種註定

紀錄片《遙遠的橋》講述了鴨綠江上的中朝友誼橋和鴨綠江斷橋的故事，它採用編年史的形式，選取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偽滿洲國時期、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和新時期丹東等作為本片的時代背景，分為《歲月山河》《烽火年代》《鐵血英雄》《絲路追夢》四集，每集50分鐘，緊扣“不忘歷史、拒絕戰爭、珍愛和平、憧憬未來”這個主題，更直觀地對歷史進行了還原。

“一天，在《為了和平》雕塑前，有一男子拿着父親的遺像一邊哭着一邊打着電話，‘媽，我就站在鴨綠江橋上，當年父親就是從這座橋過的江。’我當時看到了這一幕，上前一問得知，他來自四川，是一名志願軍烈士的兒子，此時此景一下觸動到了我。”説起拍攝《遙遠的橋》的初衷，馬曉春説起了這樣一件事。

作為丹東廣播電視台的一名記者，馬曉春時常接待外地來丹採訪的記者，很多記者都將鴨綠上的這兩座橋作為他們的採訪首選，他們非常想了解這兩座橋的歷史。“很久之前就有過這樣的想法，但條件一直不成熟，作為丹東地理性標誌，我也想近距離探究這兩座橋的歷史和它背後的故事，想還原它。每次到江邊看到這兩座橋，更可以解釋為一種‘註定’。”馬曉春進一步説。

普通人就是“明星”

《遙遠的橋》在拍攝過程中，採訪了很多人，其中有抗美援朝老戰士、遼寧大學專家教授、地方史研究員、收藏愛好者、導遊等，在紀錄片中我們看到了他們在鏡頭下是如此的自然，講述了他們心中的這兩座橋，讓你瞬間感受到把遙遠的橋拉近到了自己的身邊。“鏡頭下的他們是普通人，但在我眼裏他們就是‘明星’，他們用樂觀、認真的態度，為紀錄片呈現一種力量。”馬曉春説。

尋找有價值的史料是拍攝人文歷史紀錄片最難的。紀錄片的腳本策劃是地方史愛好者鄧傳軍，本身因嚴重的痛風，在查找資料和地圖的時候，他常常要趴在地上，難受的時候將腳抬起來坐在地上。有時中午只簡單吃一口飯後，下午繼續幹，等想站起來時，腿已經不好使了。

“已70歲的地方史專家趙萬興，30多年來一直研究安奉鐵路的歷史和現狀，這次我們找到他時，他領着我們尋訪了多個安奉鐵路的歷史遺蹟遺址，聽他講述了一個個安奉鐵路歷史活的見證。”馬曉春説。

《遙遠的橋》第三集《鐵血英雄》中完整地使用了十年前馬曉春採訪抗美援朝老戰士黎民時的畫面。“他是64軍政治部攝影組組長，部隊接到命令入朝參加第五次戰役中，為了搶拍一幅全景式志願軍通過浮橋過江照片，他抓拍的一張‘龍頭’剛剛踏入朝鮮的土地，‘龍尾’還在祖國土地上的瞬間的照片成為了經典。”馬曉春回憶説。如今，黎民老人已去世兩年，《遙遠的橋》中的畫面是對老人最好的懷念。

保持初心

是對拍攝紀錄片最起碼的尊重

“紀錄片這條路挺難走的，沒有那麼多所謂的光環和別人的理解。”馬曉春感受到。沒有人羣和掌聲，沒有開機儀式，兩個人，一台舊微型麪包車就這樣出發了；沒有資金和拼湊的設備，兩個拍攝紀錄片的人保持着初心。

“剛開始確實挺難，但隨着時間的推進，我們越幹越起勁，因為有了市委宣傳部和台領導的支持，有了遼寧大學專家和教授的支持，有了丹東地方史和檔案文獻方面專家、學者和愛好者的參與，還有台裏幾位同事陸續加入其中，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馬曉春説。

拍攝過程中的一次經歷，讓馬曉春至今心有餘悸。“在我們去鴨綠江濕地採訪新西蘭鳥類專家梅偉義和他的科研團隊時，我和畢曉亮、關妮妮同時陷入了泥濘的濕地裏，不能自拔，為了不讓手中的設備受損，我們只能將設備高高舉過頭頂，後在其他人的幫助下，我們才得以脱身。”馬曉春説。

在馬曉春腳本創作、拍攝和後期製作中，曾擔任過遼寧日報記者的父親給了他很多建議。“就在後期製作時，父親得病住院了，我去看望他時，他只是説：‘沒啥大事，住幾天院就好了，你趕緊忙活片子吧！’就在我的紀錄片播出時，已年過80歲的父母鄭重其事地坐在電視旁觀看，當時我的內心是酸楚的。”馬曉春説。

馬曉春最喜歡智利著名紀錄片導演帕特里克·古茲曼的一句話：“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所以，他用鏡頭詮釋了記錄片於他的意義，非它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