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風了 馬伯庸的“風”還能刮多久？

馬伯庸

◎李勤餘

《風起隴西》的第一集，董子健飾演的郭剛對陳坤飾演的陳恭説，“起風了”。這也是馬伯庸作品改編電視劇的慣用開頭——不管是《長安十二時辰》還是《風起洛陽》，風都是再明顯不過的隱喻，暗示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陰謀又要開始實施了。

“歷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內幕，如果沒有，那就製造一個出來。”馬伯庸向來不掩飾對陰謀論的偏愛。他最擅長從歷史的夾縫處入手，給區別於王侯將相的小人物創造一個可以輾轉騰挪、發光發熱的平行空間。因為風是無形的，所以在馬伯庸看來，看得見的歷史事件背後總有看不見的好故事可寫。

但也正因為風是無形的，所以風波散盡後，一切又都沒有改變。《長安十二時辰》裏的王朝沒有被顛覆，《風起洛陽》裏的洛陽是虛驚一場，而《風起隴西》也不例外——眾多角色忙活了20多集，策劃出一個驚天大陰謀，但最後的結果其實無關痛癢。

這可以被認為是對歷史的尊重，當然，更合理的解釋是馬伯庸無力也無意去創造一個陌生化的藝術世界。他只是想為已知的歷史增添點兒戲劇性，就好像廣大網友都很熟悉的“下一盤大棋”。聽上去煞有其事，但內核是掩飾不住的無聊和空虛。

千奇百怪的幻夢一場

《風起隴西》的觀感是非常奇特的：充滿解構意味的架空文本，卻用極為寫實、肅殺的拍法來處理；表面上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三國故事，從形式到內容卻更接近美蘇冷戰的黑色電影。

最明顯的例子，大概就是風格極度割裂的台詞。陳恭説，“今天的案情分析會”；李光潔飾演的諸葛亮説，“要儘快做損失評估”；劉亭作飾演的陰輯説，“燭龍專案小組”；還有“出外勤”“開晨會”“找我談話”之類的現代詞彙，數不勝數。然而，諸葛亮上奏卻使用文言文，甚至還有“陛下偶感微恙”之類莫名其妙、語句不通的台詞。由此產生的錯位感，恰如每一集片尾的搖滾歌曲，讓人摸不着頭腦。

這恐怕不是本劇在製作上“不用心”，而是作品精神內核的自然體現。馬伯庸説過，“如果把我稱作《風起隴西》親生父母的話，那麼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賈克，祖母則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羅貫中與陳壽，外祖母是丹·布朗。”

以《謀殺金字塔》為代表的埃及歷史小説，以《豺狼的日子》為代表的政治諜戰小説，以《達·芬奇密碼》為代表的陰謀懸疑小説，當它們被拼貼在三國的歷史中時，《風起隴西》事實上也就不可能會有什麼確定的風格或意義。

沒有風格，或許是馬伯庸最大的風格。當《長安十二時辰》硬要把美劇裏的“24小時”安放到唐朝，《風起洛陽》炮製出現代社會都很難做到的情報系統，《古董局中局》沉迷於考據冷知識的趣味上，馬伯庸的小説以及改編而成的影視作品就成了千奇百怪的幻夢。

做夢的時候很“爽”，醒來之後卻是空空，留下一片虛無。

惡搞與戲謔的美學

《風起隴西》原作裏的諸葛亮，深謀遠慮地設計了一個雙重間諜方案，其效力僅僅在於消弭了二號人物李嚴對他權力的威脅而已。如此設計，使諸葛亮的人物形象變得自相矛盾——作者本想讚揚他的足智多謀、忠誠偉大，但到頭來，卻把孔明塑造成了不擇手段、心理陰暗的“情報站站長”。

改編後的電視劇裏，諸葛亮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他對手下的楊儀（俞灝明飾演）和馮膺（聶遠飾演）設計出的連環計毫不知情，甚至還煞費苦心地勸説李嚴（尹鑄勝飾演）放棄自己的野心，教育楊儀宮廷爭鬥要有“底線”，活脱脱成了三國時代的“傻白甜”。

與其説這是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失誤”，不如説作者及影視劇主創從來沒有重視過這項任務。否則，“滾滾長江東逝水”中有那麼多英雄人物，為何陳恭的聰明才智竟能到了超越諸葛亮的地步？

他是誰不重要，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物有沒有完成自己在作品中的根本使命——連接起錯綜複雜、縱橫勾連的陰謀的每一個環節。

所以，《無間道》裏的陳永仁和劉建明會對自己的雙重身份進行不斷的懷疑和反思，而陳恭和荀詡（白宇飾演）只會在嘴裏重複唸叨着“一切為了興復漢室”。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忠誠到底從何而來，正如戲仿的歷史故事永遠無法為我們提供真實歷史的答案。

談到很多讀者批評《風起隴西》的西式翻譯腔實在太重時，馬伯庸坦承，“沒有什麼深層次的心理原因，只是單純覺得將兩樣完全不相干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會有別樣的美感。換句話説，這是一部27萬字的惡搞，我真閒。”這也就能解釋，為什麼馬伯庸的作品從不肯定什麼（比如楊儀和馮膺策劃的宮廷奪權），也不否定什麼（比如李嚴對北伐的反對）。

於是，明明在歷史的大背景下，陳恭和荀詡的諜戰工作相當於悲情無用功，蜀國和主人公即將迎來雙重失敗，但追劇的觀眾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樂此不疲。

戲謔與惡搞的美學，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已經是這個時代的藝術特徵。它能讓現代人緊張的神經鬆弛下來，又不必擔心自己會觸及到人們的精神困境，並與真正的社會歷史發生互動。或許，這也正是馬伯庸的作品總能得到商家的青睞，不斷“風起”的根本原因。

馬伯庸宇宙，無限的重複

儘管在平台上，馬伯庸的影視改編作品評分有高有低，但事實上，我們無法説哪一部更好，哪一部更差。因為它們在創造性上，本就是無限的重複。

故事裏永遠有一個來自底層、一心想要破解迷局的主人公，永遠有一個野心勃勃但又不乏個人魅力的反派高層，永遠有一個躲在暗處、編織陰謀的第三方勢力。無論是陳恭、荀詡，還是張小敬、高秉燭，乃至李嚴、林九郎，都是可以相互替換的棋子。他們的作用，只不過是幫助主創下完那一盤“大棋”罷了。

正因如此，馬伯庸的宇宙可以輕鬆地建立、複製起來。《顯微鏡下的大明》《兩京十五日》《天啓異聞錄》《長安的荔枝》《大明書商》……一大串IP作品還在排隊等候，説馬伯庸是商業層面上的“天選之子”，並不誇張。

下一次“風起”會是什麼時候？這陣風還能刮多久？或許，答案都不取決於馬伯庸和他的小説。如果觀眾需要的只是休閒和放鬆，那麼文藝作品就不能遊離於“正常”的組織架構之外；如果觀眾需要的只是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不斷地輕鬆遊弋，那麼無止境的“反轉”“揭秘”就永遠會有市場。

馬伯庸自稱歷史“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並不想觸摸真實的生活。於是，陳恭、荀詡們總是會在奮力一搏後，心甘情願地消失在歷史的大幕之下，而我們也在蓬勃的想象力釋放中消磨掉了時間，收穫了一份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