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凋落的家族，實際上是很可悲的。儘管物質生活上還有前朝的富麗繁縟，卻總像蒙了灰的銅飾，窗外的陽光再怎麼照進來，也反射不出一點有生機的光芒來。
從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帶。
在民國初年，有成千上萬這樣的家庭，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出身無用了，失卻了上進之階，家族的二代後裔靠祖產雖還能錦衣玉食，但卻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裏，他們或醉生夢死，或牢騷滿腹，或驚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絕然奮起。
最可憐是大宅門內第三代的孩子們，從小就看得見外面明麗的天地，卻衝不出、飛不走。
——血緣的線，身世的索，牽住了他們。
張愛玲的父親，就是轉型期典型的豪門二代。而張愛玲，則是那些面容蒼白的老宅孩子們之一。
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1896—1953)，別號廷重。他素以號行世，在後文中，我們也就按習慣稱他為張廷重。
從張廷重的生卒年份來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國近現代鉅變的一個人。時代在上演轟轟烈烈的正劇，對很多人來説可能是個福音，而對舊官宦家族遺孑的張廷重來説，卻不折不扣是一場個人悲劇。
他跟他父親一樣，也是7歲就喪父，但卻沒能像老爸一樣“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而是一生都籠罩在失敗的陰影中。舊式家族，男丁為主，要重振家聲更是需要子弟們爭氣，生母李菊耦便把過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這一來，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幾年間，經歷家國之變，心理上有一個強烈的反激。昔日孃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為她望子成龍的心切。
這位通曉詩書的母親，教子甚嚴，背不出書就打。但常規的仕途，到此時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於輿論壓力，於1905年廢除了科舉，張廷重為做八股而學的一肚子學問，完全成了無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沒能找到方向。
父親張廷重種種不合時宜的舉止，張愛玲在幼時便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個神態沉鬱的夫子，終日繞室吟哦，背誦如流，滔滔不絕，一氣到底，末了拖起長腔一唱三嘆，算是作結。然後，沉默踱步，走了沒兩丈遠，又起頭吟誦另一篇。聽不出那是古文、八股範文，還是奏摺，總之從不重複。連小愛玲聽着也覺心酸，因為毫無用處。
這繞室徘徊的習慣，就是李鴻章傳下來的健身絕招“走趟子”。這個詞，充滿了“無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誕感。
儘管張廷重受清末維新之風的薰陶，學過英文，能讀會寫，甚至能用一個手指頭在打字機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還是沒法走出宅門去謀生就業。因為，做生意外行，蝕不起;當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後裔，怎能恥食周粟?——“投敵的名聲是敗壞不起的”!
他只能當遺少。
當然，他也有他的痛苦——李菊耦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使這位寡母訓子的方式十分怪異，甚至在親戚間都有了孤僻的名聲。她因怕兒子與家族子弟們泡在一起“學壞了”，便故意給小張廷重穿一些過時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個女兒家。
據張家的老資格女僕何干講，那些衣服都是“花紅柳綠”的，鞋子也是滿幫花紋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讓張廷重羞於見人，遠離那些趨時的“壞小子”。何干後來回憶説，那時張廷重出門去玩，走到二門，趁母親不注意，就會偷偷摸摸脱了鞋，換上袖子裏塞着的一雙。“我們在走馬樓的窗子裏看見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問。”見張愛玲《對照記》。
老祖宗的氣息一時是消散不了的，它仍以無形之形，控制着這個老宅子。在畸形家庭裏成長起來的張廷重，自然也就跟這“走馬樓”的氣息一樣，新舊雜陳。
一方面，他自認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並不抵制時新的觀念。他愛看白話文的平民小報，樂於閲讀翻譯過來的西洋小説，喜歡購買進口的名牌轎車，甚至，還買過大部頭的《胡適文存》。
五四以後，英國劇作家蕭伯納在中國走紅，張廷重也買過一本蕭的劇本《心碎的屋》，在空白頁上寫下題識：
天津，華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號路六十一號。
提摩太?C?張
這完全是西式的習慣寫法，還取了一個很摩登的洋名兒。張愛玲後來在寫回憶散文《私語》時，去翻閲父親的舊書，才注意到這個細節。
一切文明在他身上，都體現出混亂。他訂閲了《旅行雜誌》，但從來不旅行，因為抽大煙不方便。他不穿西裝，但是卻穿西裝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歡叔本華，但也買了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中譯本來看。見《小團圓》。
張愛玲還記得，小時見到父親屋裏到處亂攤着各式小報，讓她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張愛玲一貫愛看市井小報，就緣於父親這個嗜好的影響。
但是另一方面，舊時代延續下來的慣性，仍是主導了張廷重的人生。這位遺少，雖被母親嚴厲管教，但成人之後，舊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樣也不少——吸大煙、納妾、嫖妓、賭博。
轉型時期的人物，有着兩面不同的人生相，這毫不奇怪。
文化之脈並不會因政治的鼎革，就在一夜之間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