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坎坷求職路 曾不幸做了叛軍俘虜_最終客死他鄉
每到梔子花開的時候，我們就迎來了略帶傷感的畢業季，而到了梔子花落的時候，我們迎來了略顯殘酷的就業季，不可避免的要經歷一番挫折與退讓。即使在我們看來天縱英才的“詩聖”杜甫，當年也是一度徘徊在異常坎坷的求職路上。
其實當時唐代的就業環境還是比較寬鬆，就業途徑還是比較多的，通過參加科舉考試是大多數讀書人的選擇，也可以通過去邊塞從軍，建立戰功，最終走入仕途，甚至封侯拜相，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邊塞詩人高適，通過建立邊功，最終受封渤海縣候，是唐代是人羣中唯一封侯的;還可以通過宦遊結交達官貴人，從而達到求職的目的，一向瀟灑自負的李白就不屑於參加“高考”，走“學而優則仕”的慢慢求職路，而是寄望於“平交王侯”，從而達到登堂入室的目的;通過拜謁官員獻上自己的作品，希望得到賞識，進而進入仕途;當然更有“藝高人膽大”者，選擇歸隱山林，以退為進，通過別人的口舌博得好名聲，以略帶神秘感來得到賞識和重用，這一點可能是從東漢著名的“山中宰相”陶弘景老先生那學來的。
杜甫的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放現在至少也是上將軍銜，一方軍區司令。曾祖父杜依藝曾任鞏縣令一職，縣委書記、縣長一肩挑。祖父是初唐詩人杜審言，曾在五言律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中留下“雲霞出海曙，楊柳渡江春”的名句，官至膳部員外郎，離中央政府已經相當近了。父親杜閒曾任奉天令一職。看杜甫家世，也算是名門之後，按理説他的就業應該是一路坦途，不成問題的，他的才情我們有目共睹，他的文學成就毋庸置疑，他在使各方面的成就，令後人無法望其項背，但是他一生坎坷，屢次求職失敗，一生窮困潦倒。
杜甫的青少年時期，實在盛唐社會中度過的，過了一段南北漫遊、裘馬輕狂的歲月。用他自己的詩句説就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他曾遊歷過今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一帶，一方面結交了很多朋友，另一方面更加深刻的接觸到真正的唐代社會，在太平盛世的掩蓋下，盛唐的氣象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較為嚴重的社會弊端，這位詩人之後反映民間疾苦，寫出那些高質量的“史詩”般的偉大之作埋下了伏筆。因為在唐玄宗後期，皇帝沉湎於聲色，揮霍無度，且有沉迷於道教和密宗佛教，很少過問朝政。朝廷大權先後落入權相李林甫和楊國忠只收。李林甫專權跋扈16年之後，楊國忠又開始獨攬大權，屢興大獄，朝政在傾軋與清洗中一塌糊塗。社會繁榮的背後，隱藏着貧困與不公，正在醖釀着大的動亂，對此唐玄宗一無所知，這又為杜甫的第一次“高考”失利冒下伏筆。
幾年的南北漫遊生活，增長了見識，豐富了閲歷，但是並沒有讓杜甫受到權貴們的賞識，從而獲得一官半職。杜甫不得不選擇了一條天下大多數讀書人最終要走的路——科舉考試，24歲的杜甫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但是當時權傾朝野的實際統治者卻是奸相李林甫。扼殺人才、提攜親信，將很多的飽學之士和有用之才拒之國門之外，為了達到個人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説無人中舉，杜甫就這樣做了政治昏庸、吏治腐敗的“犧牲品”。
後來，對科舉考試灰心失望的杜甫打算直接投遞“求職簡歷”——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但是一切並不是那麼順利。整天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衞率府胄曹參軍的職位，相當於兵器倉庫保管。標誌着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獨自去投肅宗，希望再次能為國效力，結果半道上被叛軍俘獲，被押到長安。這一時期杜甫的生存狀況，他寫的那首我們耳熟能詳的《春望》最能説明問題，當時國家的混亂和詩人的傷心悲痛躍然紙上。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了左拾遺，半世滄桑，終於覓得一官半職。由於忠言直諫，當時這個唐朝“臨時政府”的宰相是房琯，房琯是個善於“紙上談兵”的傢伙，與叛軍作戰，竟然採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零時元首”唐肅宗向其問罪，杜甫始為為房琯上述求情，肅宗大怒，結果可想而知，到手的飯碗又差點丟了，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相當於現在的僑聯或者培訓中心之類的。
公元760年，隨着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杜甫放棄了比芝麻還小一點的官職，攜家人逃難，最終到了天府之國——四川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後來他的“詩友”嚴武做了劍南節度使，杜甫依然沒有放棄求職，去投奔嚴武沒多久，嚴武去世，他有一次失業，再度四處飄泊
公元769年，已經五十八歲的杜甫依然奔波在求職路上。他聽説他的好友衡州刺史韋之晉任潭州刺史，杜甫又到了潭州，希望在他手下謀一份差事。非常不幸的是，韋之晉忽然病卒，飽經滄桑的詩人失去了最後的希望。關於詩人之死，《舊唐書·杜甫傳》記載，杜甫在耒陽遊岳廟，“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饋送牛肉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每到這裏，令人不忍猝讀，心酸之情油然而生，一位59歲的老人一生漂泊，最終客死他鄉，令人唏噓不已。
杜甫的一生就是他求職的一生，是他希望為國效力卻屢遭挫折，最終鬱鬱而終的一生，他的悲劇屬於時代悲劇，即使天縱英才也沒有逃脱命運的無情捉弄，我們在感嘆故人悲慘遭遇的同時，也在走進他的內心世界，感受着他一生希望“致君堯舜”為國效力的孜孜不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