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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影院之前，已經能夠從片名《我的姐姐》和釋出的預告片中猜測出影片的大致情節，甚至能夠預料到故事的情感走向。但即便有所預設，電影中對性別不平等控訴的直白程度，以及“長姐如母”、“血濃於水”等觀念下女性遭遇的直觀呈現，依然令我感到震撼並因此產生強烈的共情。
女性導演與編劇拍攝的女性題材電影的確具有很強的女性特質。電影聚焦“重男輕女”這一家庭痼疾下被忽視的“姐姐”們，但不止於“姐姐”，而關注到了“姐姐”這個稱號背後身為個人的女孩。故事的設置折射出現實存在的困境，在傳統觀念的束縛下，許多女孩不得不成為家庭的犧牲品。
2015年“二胎政策”全面開放後此類情況更甚：許多父母忽視孩子的意願生下二胎，卻因為年齡和經濟條件的限制或是遭遇意外事故，養育小孩的責任被轉移到已經長大的孩子身上，但其實成年的孩子也才剛剛能夠在社會上立足，撫養幼年弟妹意味着放棄自己的人生。《我的姐姐》正以此為主線，故事圍繞張子楓飾演的姐姐安然驟然失去雙親後如何處理弟弟的撫養問題展開。
也許故事的設定屢見不鮮，但《我的姐姐》的珍貴之處在於，以女性的視角來訴説“重男輕女”的陰影下女孩們遭遇的不公，這在國產電影中是罕見的。並且，電影以一種舉重若輕的方式呈現這些遭遇，細節豐富，但為想象留白。
比如，電影開頭的車禍現場，警察要求安然出示證件來證明自己與死者的親子關係，因為死者的手機裏只有他們與一個男孩的合影，照片上的缺席代替安然來訴説不被在意甚至是被刻意抹除存在的成長經歷。還比如，在姐弟兩人的敍述中，弟弟的父親是温柔、會做紅燒肉的父親，而父親留給姐姐的印象是毆打和責罵。
姐姐是沒有殘疾的瘸子，是缺失了底座的套娃，是佛像下誦經但將功德捐給弟弟的人……這些情節並不激烈，僅僅是無數女孩默默忍受和包容的境遇，是無數父母施行自如的習慣，是社會中顯而易見但被視而不見的常態。《我的姐姐》則細膩地提煉出了這些滲透進社會化過程中瑣碎的隱性偏見，在情節和情緒的表達上似乎並沒有強調批判，綿柔的力道反而讓批判和審視的意味更強烈。
“姐姐”們所遭遇的不公不是某個時代的產物，而是每一個時代的產物，安然所遭受的是一種輪迴的傷害。《我的姐姐》高明的地方在於，通過設置姑媽和安然的鏡像對比來表現這一命題。
姑媽是一個最符合傳統價值觀期待的姐姐形象：為了考上中專的弟弟放棄自己上大學的機會，為了幫弟弟照顧小孩而放棄前往俄羅斯做生意……作為姐姐的姑媽收起自己對未來的全部期待，把自己的人生限制在對家庭和弟弟的“無私”奉獻裏，只有零星記住的幾個俄語詞彙以及弄丟了底座的套娃還提醒她也曾有過只屬於自己的憧憬。而姑媽在被傾軋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樣一種“責任”，並以此來要求下一代姐姐安然。
安然身上則更多呈現出自我意識的覺醒：她要去追求自我，她拒絕被血緣捆綁，也拒絕以自己人生為代價的犧牲。姑媽和安然的不同選擇，是不同時代給女性烙下的特質，也體現兩個時代間女性的差異。儘管安然的抗爭已經是女性意識的進步，但不幸的是，不同時代的女性依然在遭受同樣的不公。
電影中的兩代女性最後達成了和解，姑媽告訴安然“套娃不是都要裝到同一個套子裏”，她終於稍稍覺醒，能卸下自己加在安然身上的道德枷鎖。私心認為，如果要設置開放式結局，將電影停留在這裏或許會更為巧妙，也更為自洽。
而影片的結局最後停留在安然想到弟弟的可愛而放下籤送養協議的筆，這不免與前面的意象表達有些割裂。或許這是一個更“圓滿”結局，但在我看來有些不負責任，畢竟在“姐姐”這個身份裏，困境不是因為弟弟妹妹不夠懂事，而是劇中安然責問大人們的那句話：“又不是我的錯，憑什麼責任都推到我身上”，這是姐姐被動賦予的責任，是身為姐姐要逃離的困惑和難處。電影用懂事的弟弟牽絆住姐姐抗爭和逃離的腳步，顯得有些殘忍。
除了結局的矛盾之外，這部電影當然還有其它的不足，比如節奏緩慢、安然男友的情節多餘、司機是否酒駕也沒有交代清楚。但影片在女性視角的關懷和女性困境表達上的價值，足以掩蓋這些瑕疵。從女性題材來説，《我的姐姐》無疑是一部用對了力氣並且值得表揚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