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老話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間曾經發生過一次對罵，稱之為“京派”與“海派”之爭，這段公案最初僅限於討論作家的寫作風格，後來延伸到對京滬兩地文人行為和氣質的評價。論爭的發難者沈從文在《論“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徵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並用尖刻的語氣大損海派是一幫新斯文人，説他們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詩論文，冒充風雅，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行為與扶乩猜詩謎者相差一間。又説他們從官方拿到了點錢，整天吃吃喝喝，辦什麼文藝會，招納弟子，哄騙讀者，思想淺薄可笑，伎倆下流難言。曹聚仁比較京、海兩派則説：“京派不妨説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説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閨秀，海派則如摩登女郎。”(曹聚仁：《京派與海派》)
又有一個評價是：“海派有江湖氣、流氓氣、娼妓氣;京派則有遺老氣、紳士氣、古物商人氣。”(姚雪垠：《京派與魔道》)矛頭直指京派領袖周作人。周作人則直接回應“上海氣”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格”。當然還是大先生的話一錘定音，説是“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魯迅：《“京派”與“海派”》)。不過，這些議論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兩個城市裏比較，實際上，京派海派之爭背後所隱匿着的南北文化差異才是更有意思的話題。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於何時，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宋代就有重南輕北的習慣。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輕武，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奪了軍人帶兵的念想後，文人領軍成了時髦風尚，連皇帝都紛紛把自己裝扮成高級文化人。至今你不得不驚訝於宋徽宗那筆瘦金體的書法造詣和他的藝術品鑑力，但崇尚柔美華麗的藝術需要付出代價，與此相對應，宋朝軍人與北方蠻族交戰就經常顯得柔若無骨，不堪一擊，聽楊家將的故事，我們常常誤以為北宋已經全靠寡婦在打仗。
有一位華裔美國史學家形容宋代的氣質內斂封閉，面對北方金人的猙獰強霸，像個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細想，這“害羞論”還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氣質儒雅，皇帝脾氣也好得不行。傳言某個北宋皇帝和某個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説不完的知心話，這位丞相爺更大言不慚地説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態謙卑低下，常請一些沒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宮中做客，在殿上聽其娓娓清談，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説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輔導員。只不過當時文人再得勢，也無法遮掩宋軍一敗再敗的現狀，一種奇怪的心理補償論才逐漸流行起來。這種怪論把遼金人想象成沒有文化品味的種族，只會在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氣象，外表雖硬充好漢，心理卻矮了三分。這論調故意嚴格劃分漢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兩相比較，貴賤分明，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顯示漢人血統的純粹高貴。
宋代尚文輕武，氣質內斂封閉，像個柔媚害羞的女子。
比較一下唐代的情形就知道，唐太宗李世民自小混跡於胡人堆中，從沒有故意劃清自己和胡人的界線，後人頗為懷疑他是否屬於正經的漢人血統，正因太宗熟悉草原文化，才能嫺熟地控馭北方族羣。他手下的文人士子也不會擁堵在科舉這根獨木橋上，以傳習儒術為唯一職業，嫺熟弓馬之術，照樣前途似錦。可見，心理補償論在大宋盛行，乃是在於宋人兵弱文豪，只有文人説了算，武人靠邊站，雖然在軍事較量上比拼蠻力是北強南弱，卻禁不住南方文人主導着文明評判的話語權，帝國氣質雖像個含羞的大姑娘，南人的文化優越感卻絲毫不減。
“心理補償論”特別容易在朝代更迭的過渡期頻頻發作，比如宋元之際和明清之際就是如此。由於宋代之後南北軍事形勢被徹底逆轉，漢族王朝在對北方少數族羣的征戰中從沒佔到過什麼便宜，江山一旦易主變色，南方文人徹底屈從在了北方蠻族手下討生活，用文化優越的心理去補償國土喪失之痛就變成了不得已的選擇。清初殘留下來的明朝遺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論”。“命定論”是清初流行的一種説法，認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統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順勢而下，地氣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動亂的發生多是由南向北，因為南方地氣柔弱，北方風氣驃勁。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別喜歡這種“地氣論”，他説，金陵雖憑藉長江天險，卻地脈單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權總是逃不脱偏安的命運，成不了大事，他暗諷的當然是南宋和南明這類建立在江南的小朝廷。這與南方文人的想法顯然南轅北轍。
雍正皇帝對南方北方彼此輕視的現象不以為然，他説江浙人認為山陝人愚蠢粗野，山陝人又嘲弄江浙人柔靡嬌媚像婦人女子，這樣無休無止地相互譏刺報復，對雙方都沒什麼好處。他主張“山陝之人當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當推重山陝之武”，才能文武並濟，各效所長，這是一種帝王治天下的眼光，總希望“智者盡其謀，尊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團和氣”。
宋人心理補償論引發的南人優越感一直延續至近代，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革命黨人還是利用宋人那一套説法來做助推革命的燃料。劉師培就用典型的宋人語言描述南北分立的歷史態勢，如説“金元宅夏，文藻黯然”，金元是異族統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勢力，自然壓抑住了南方優雅的文明，這太像宋人的語氣。又如以下這段：“及五胡構亂，元魏憑陵，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為左衽，積時既久，民習於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大意是説中原原來是文明的核心，讓北方胡人污染後，文明人才紛紛南遷，造成南方文化遠勝於北方的局面。
這種“南勝於北”的思維根深蒂固，即使表面上譏諷南人奢靡，處處小家子氣，也遠勝於北人的粗野不文。劉師培比較南北文人的差異説是：“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敍以為平通，故樸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雕琢以為奇麗，故華而不實。”這種對北人的貶詞好像帶着些許醋意，對南人文辭雕飾的批評也似乎顯得言不由衷。
革命黨人想打出反滿的旗幟，也是沿了宋人的思維一路走下來，否則革命似乎缺少合法性。比如朱謙之就強調廣東地理位置特別重要，因為它是中國“科學”和“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前，人們總是把廣東想象成未開化的南蠻之地，經朱謙之一點撥，廣東不但搖身一變成為吸納近代科學文明的重要入口，而且也是推翻北方蠻夷出身的清朝統治的發軔之地，真可謂是宋人自戀的近代極致版。
近代以來，為南人説話的人既然佔據大多數，敢為北人説話者不是沒有，但並不多見。也偶有例外，如二○一二年正逢清帝遜位一百週年，還真寥寥出現過幾聲異辭的鳴響，與前一年的辛亥革命熱唱了點反調。有人説，革命黨單靠潛伏於南方草根的秘密會社鬧起事來，有點像當年高調反清復明的天地會，要不是北人袁世凱逼使滿人皇帝光榮退位，就靠這幾個會黨作亂掀不起什麼大浪。袁氏雖心狠手辣，卻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禪讓的大統。這番話一出爐，明擺着是想和南人搶奪首倡革命的風頭，遭遇圍攻當屬意料之中，卻畢竟為早已被後人念歪的“重南輕北論”製造出一點異樣的動靜。
儘管如此，對北人的歧視仍時時流露於近世文人的筆端，在南北之爭中大體略佔上風。如周作人序《陶庵夢憶》，就故意先挑明自己不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響，好像特別對於明朝有什麼情分，可下一句又緊接着説：“只是不相信清朝人——有那一條辮髮拖在背後會有什麼風雅，正如纏足的女人我不相信會是美人。”可知堂老人這回偏偏搞錯了。因為清宮裏的美人都是不纏足的，漢人中的那些雅士倒是總愛拿着女人的小腳把玩個不停，比如辜鴻銘。只是無意中知堂老人倒是為南人的蜕變説了句有見識的話。他説明朝人即使別無足取，他們的狂至少是值得佩服的，可紹興的風水一變，南人幾乎都做了師爺與錢店官，專以苛細精幹見長，豪放的氣象全沒影子了。即使不當明朝的敗家子，也做了鄉下的土財主，沒有了那種走遍天下找尋《水滸傳》的氣魄。水泊梁山恰是北方豪人的領地，知堂老人在這番南北之爭中無意為北人加了一分。
即使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南北文人的寫作風格也相互交融互滲。就如京派領軍人物沈從文也是從湘西土匪窩子裏爬出，渾身帶着南蠻的粗鄙闖到京城，哪裏有什麼帝都遺老的氣質，故一直自稱是城裏的“鄉下人”。但文字又是那般水潤，有南國的媚氣。他會説寫字如同造一座希臘小廟，“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裏供奉的是‘人性。’”(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這種相當小資的語氣中哪裏還盪漾着湘匪的蠻橫?也看不出和帝都紳士有什麼瓜葛。
可見，南人和北人的區隔在近代已經被虛化了，雖然有宋人嘮叨的陰影在，畢竟隨着時代的進展漸漸抹平了心理的計算和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