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多數衣食無憂的中國人來説,空氣污染可能是目前生活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不過,放在全世界範圍內,北京並不是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包括孟買和新德里在內的許多印度城市,污染的程度要遠遠超過北京。
今年6月初,《紐約時報》駐新德里的記者Gardiner Harris放棄駐外記者優厚的待遇,離開印度回美國工作。臨行前他寫了一篇文章,詳細講述了自己作這個決定的原因——新德里的空氣污染極度嚴重,他的小兒子患了嚴重的哮喘,肺部功能出現了終生無法恢復的損傷。
他描繪的新德里,讓人望而生畏,宛如地獄。那裏一半的學齡兒童肺部受損;孩子們踢球的場邊,人工呼吸器扔滿了一地;外籍人士紛紛逃離,甚至讓那裏的美國學校面臨招生不足。他不無悲憤地這樣寫道:“在北京,PM2.5值超過500就會登上國際媒體的頭條;而德里的數值是北京的兩倍,卻基本上無人在意。”
我很想把這篇文章分享給所有人,所以就動手把它翻譯了出來。我覺得這是每一個同樣遭受空氣污染威脅的北京人和中國人都應該讀一讀的文章——不是為了慶幸至少我們還不是最糟糕的地方;而是為了警醒,如果再不採取措施,後退一步,我們的背後就是德里式的深淵。
在印度,摒住呼吸
幾個星期以來,我8歲的兒子Bram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醫用呼吸器對他來説也越來越重要。在我們搬到這個巨大都市九個月之後的某一個可怕的夜晚,Bram的呼吸器停止了運作,他的氣喘讓人恐慌。
我太太給一個朋友打了電話,他推薦我們去幾英里外的一傢俬立醫院。我抱着Bram上了車,我太太則領着Bram的哥哥。印度的交通在全世界範圍內都算得上混亂,新德里的街道在晚上擠滿了卡車,而交通標誌則基本上只是裝飾品。我太太抱着Bram的頭坐在後座,我們就這樣經歷了一生之中最擔驚受怕的一段路程。
到了醫院以後,醫生給Bram注射了類固醇(在我用信用卡支付了1000美元的費用之前,他們拒絕給Bram做進一步的治療)。一個星期以後,Bram終於能夠回家了。
三年前,我成為《紐約時報》的南亞駐站記者,太太和我都非常激動,並且開始為可能遇到的困難做準備——纏着人不肯走的乞丐,登革熱傳染病,還有在夏天高達120華氏度的高温(相當於48.9攝氏度)。但是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座城市對於我們的孩子到底有多危險。
我們逐漸瞭解到,德里真正的威脅來自於空氣,水,食物和蒼蠅。每年,印度都有數百萬人因此生病,殘疾,乃至死去,德里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可怕的公共衞生災區之一。我們發現,德里正在安靜地經歷一場兒童呼吸道系統疾病的危機。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有毒的空氣已經對這座城市440萬學齡兒童中將近一半孩子的肺部造成了不可逆的損害。
對於大多數印度人來説,這些是無法逃脱的厄運。但是除此之外還有成千上萬選擇來到這裏生活的外來人,其中有些人努力拯救世界,另外一些人希望能夠親身感受,更有一些人想要成為這裏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由外籍工作人員和百萬富翁所自發形成的社區,其中包括來自底特律的汽車公司高管,加州灣區的技術大牛,馬里蘭州的癌症研究人員,以及都柏林的外交官。在過去一年,坐在路邊小餐館裏喝着印度茶、吃着三角餃的時候,或者在高朋滿座的大使館招待會上喝着威士忌、吃着雞肉提卡(chicken tikka,一種常見的印度菜)時,我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討論,自己是不是為了追求職業前途而讓我們的孩子被迫付出代價。
當然,外國人在德里已經居住了幾個世紀。可是,這裏的空氣和逐漸開始的對其危害的研究已經變得如此可怕,讓很多選擇在這裏撫養孩子的人覺得自己作了一個不道德的選擇。毫無疑問,相同的討論在北京和亞洲其他一些巨型城市裏都會出現,可是在德里——地球上人口最密集、污染最嚴重、衞生狀況最惡劣、細菌安全問題最嚴重的城市之一,這樣的考慮是最迫切的。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這裏的空氣污染程度是北京的兩倍。(事實上,全世界25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有13個在印度,蘭州是污染最嚴重的50個城市裏唯一的中國城市;北京排名79。)
我們的很多朋友都已經決定離開德里,以至於美國大使館附屬學校——一個非常棒的外籍員工子弟學校——在今年秋季面臨着入學人數的急劇下降。我的牧師負責一個基本上由外籍員工組成的教區,他告訴我説,他認為今年夏天他的教眾人數將下降60%。
兩年前,在Bram第一次住院後,我們差點就離開了這裏。即使在他的呼吸狀況逐漸穩定以後,檢查發現他的肺功能已經喪失了一半。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讓他定期接受類固醇治療,並且決定只要他的呼吸狀況不再惡化,我們就留在德里。
或者至少,是我這麼決定的。我的太太非常認真地考慮過要立即飛回家。那個夏天她帶着孩子回美國呆了幾個月,在回德里的飛機上,她哭了幾個小時。
我們在這裏過了兩年之後,Bram的狀況看起來還不錯。不過鑑於之前他出現的那些健康問題,我還是給不少頂尖的空氣污染問題專家打了電話,他們的話讓我如夢方醒。
“在科學證據面前,意識到我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個會對他們的健康造成終身傷害的地方成長,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南加州大學預防醫學教授W. James Gauderman説。2004年,他作為共同作者發表了一項研究,指出在洛杉磯(那裏的空氣污染程度只是德里的幾分之一)部分地區長大的孩子面臨着嚴重的、可能是永久性的肺功能喪失。另外一項研究發現,在高污染空氣中生活過的孩子,即使後來搬到污染較輕的地方,他們的健康也永遠不可能完全恢復。
Sarath Guttikunda是印度最好的污染研究專家之一,為了保護自己的兩個小孩,他搬到了印度西海岸城市果阿。他斬釘截鐵地説:“如果能夠選擇去別的地方,你絕對不應該讓孩子在德里長大。”
他們以及其他一些專家告訴我,成年人肺容量指標的下降是預示早死和殘疾的一個非常準的信號,比血壓升高和膽固醇升高還要準。我們的孩子在德里經受的肺部損傷,也許會讓他們沒辦法長壽。
此外,還有一些最近才興起的研究發現,污染能夠降低孩子的智商,影響考試成績,同時增加患自閉症、癲癇和糖尿病的幾率,甚至會讓他們患上通常只有成年人才會出現的血管硬化。
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C. Arden Pope III是空氣污染對健康影響領域的頂尖專家,他指出精確的污染監測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出現。“就算德里的污染指數不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那也是有史以來最高之一,”他説,“絕對沒有任何美國城市,包括洛杉磯,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孩子不是唯一受到傷害的人。許多成年人也出現了幾乎是不間斷的頭痛、喉嚨痛、咳嗽和疲勞。今年三月,德里的行政長官Arvind Kejriwal就因為慢性咳嗽而不得不離開德里十天以便能夠恢復。
有害的不只是空氣。印度至少有6億人在室外排便,占人口的一半。大多數廢水、甚至包括衝馬桶的水,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就被排放到河流裏。即使是這樣,我也沒有想到,有一天這一切會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影響到我的家。
我們住在一棟四年前建的五層公寓樓裏。我太太挑的這個地方,因為窗户比較新,能夠在晚上把德里讓人恐懼的空氣擋在外頭。
大概在我們搬進來六個月的時候,其中一個鄰居報告説她家的水聞起來像是污水。然後,一個又一個鄰居聞到了污水的味道。後來發現,房屋開發商鑿開了下水管道,污水逐漸滲透進了每家埋在地下的儲水箱裏。我們掀開底樓的地板,褐色的污水似乎到處都是。
這樣的污水混合物進入我們家公寓的時候,我正在洗澡。聽起來很恐怖,但我當時只是聳了聳肩膀,用毛巾擦乾了身體,因為那樣的氣味似乎一直都有。
如果不是這樣的污水,亞穆納河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候都幾乎斷流。即使是在城市裏,也有成羣的流浪狗,猴子和牛,新鮮的排泄物幾乎隨處可見。蟲子落腳在這些排泄物上,然後又落腳在人或者他們的食物上,從而帶來了疾病。
這裏大部分自來水都受到了污染。惡劣的衞生狀況可能是造成印度近一半兒童發育不良的主要原因。
這樣的列舉聽起來很悲慘,可是這裏的生活在繼續,有時候也很美好。我們的公寓樓最終安裝上了地上儲水箱,我們孩子的學校非常棒,在這裏的旅行體驗也非常棒,而且這裏許多外籍工作人員賺的錢要比在自己國家工作多的多。
可是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居住區裏有人在燒一些有毒的東西,刺鼻的煙霧到處升騰。我太太當時正和一個朋友在外面散步,她們的眼睛開始流淚,喉嚨也堵住了。她們飛快地衝回家,發現Bram又在大口喘氣,這樣的情況是兩年來的第一次。在德里的一些地方,對肺造成傷害最嚴重的微細顆粒(稱為PM2.5)的值在冬天通常會超過1000,科學家説部分原因是因為這樣的垃圾焚燒非常常見。在北京,PM2.5值超過500就會登上國際媒體的頭條;而這裏的數值是北京的兩倍,卻基本上無人注意。
可是,Bram注意到了。那之後的五天,他呆在家裏,我太太讓他戴着口罩服用高劑量的吸入型類固醇。
在來德里以前,Bram就有過呼吸問題,醫生讓我們放心,説他會自己康復。現在,他的哮喘非常嚴重,必須每天服藥。如果我們留在美國,他會得哮喘嗎?在污染地區,兒童哮喘發生和變嚴重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在德里,兒童足球比賽場地的邊線外,扔滿了人工呼吸器。
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開始描述空氣污染的恐怖之處、兒童所遭受的污染威脅以及越來越如臨大敵的保護措施,其中大部分來自在中國工作的外籍人士。大部分的此類作品,最終結局都是儘管面臨如此嚴重的威脅,但是作者仍然決定留在當地工作。
但是,我這一篇作品不會如此結束。這個星期,我們就要搬回華盛頓。
孩子們非常激動。12歲的Aden想要滑板和自行車,在一個他可以自己到處亂逛的地方,那些東西是象徵自由的裝備。而他弟弟的願望要實現起來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我的哮喘會好的,” 最近Bram這麼説,“至少,我希望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