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原《臨〈急就章〉卷》的臨摹

鄧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稱素履先生,綿州(今四川綿陽)人,又因綿州古屬巴西郡,人稱“鄧巴西”。其父早年避兵入杭,遂遷寓浙江杭州,或稱杭州人。歷官江浙儒學提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監祭酒、翰林侍講學士,卒諡文肅。其政績卓著,為一代廉吏,其文章出眾,堪稱元初文壇泰斗,《元史》有傳。著述有《巴西文集》《內製集》《素履齋稿》等。

鄧文原擅行、草書,傳世書跡有《臨〈急就章〉卷》等。他與趙孟頫、鮮于樞齊名,號稱“元初三大書法家”,尤以擅章草而聞名。鄧文原所處的時代正是南宋“尚意”書風萎靡和元初復歸晉人書風的興起時期。受時代書風的影響,鄧文原在書法方面也選擇復古追蹤晉人的路線,他和鮮于樞同在趙孟頫復古的大旗下,成為元代復古潮流中不可缺少的干將。鮮于樞的影響不如趙孟頫,而鄧文原的影響不及鮮于樞,如果將鮮于樞歸於英年早逝的話,那麼鄧文原影響不大的原因則是其晚年疏於翰事,書名漸隱。

有張雨跋《臨〈急就章〉》文為證:“(鄧)早歲大合作。中歲以往,爵位日高,而書學益廢。與之交筆硯,始以餘言不妄。殆暮年章草,如隔事矣。信為學不可止如此。”

可見鄧氏因多涉政事,翰功日疏,以至未能在其後半生將自己的書法風格拓展得更加鮮明。

但相較於元初其他書家,鄧文原的書風明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其書法風格因其書體的差異而變化較大。其章草比較俊俏爽利,其楷書清雅曠逸,其行書沉着厚實。

鄧文原《臨〈急就章〉卷》的臨摹

鄧文原臨《章草〈急就章〉》(局部)

本次選臨的是鄧文原《臨〈急就章〉卷》,紙本,規格23.3cm×398.7cm,大德三年(1299年)為理仲雍所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之所以沒有選擇臨鄧文原的其他書體作品,是因為在整個元代類似的書風太多,因此我更願意選擇一些更能體現與眾不同的書風。

章草是早期的草書,每字獨立,連寫較少,保留很多隸書波磔的寫法,被認為是隸書的草寫。書史上史游、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月儀帖》都是著名的章草作品。因其結體特徵及帶波磔的隸書筆法,使它具有高古、渾穆的氣象。但章草發展到隋、唐,已逐漸退出書壇,幾成絕響。

到了元代,章草卻重新抬頭,究其原因,和趙孟頫提倡復古不無關係。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説:“鄧文原正、行、草早法二王,後法李北海。”

鄧文原的生卒年幾乎和趙孟頫一樣,鄧學二王甚至早於趙孟頫,但他還是和當時許多書家一樣,受趙孟頫的影響很大,並有書跡可以佐證。比如他的楷書《題記》、行書《致景良郎中尺牘》,都活脱脱地似趙書再現。從上述存世作品看,鄧文原的書法功力雖深,取法也高,雖略有凸顯個人面目,但與趙孟頫、鮮于樞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鄧文原的章草《臨〈急就章〉卷》是鄧臨吳皇象的章草《急就章》,皇象《急就章》結字工穩,法度森然,南朝宋羊欣説:“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將鄧文原書與皇象書對比,可以看出鄧基本上繼承了皇象的優點,但少了一些皇象書中的古樸氣息。鄧書在筆法上也與皇象有所不同,鄧書細筆與粗筆之間懸殊很大,某些筆畫細如遊絲,而捺筆又重又狠,出鋒鋭利尖刻,十分顯眼,其中帶有更多的楷書、行書筆意,古意丟失比較嚴重。究其原因還是受到趙孟頫的影響,也體現了元代人的書寫特點與風格。明代宋克章草也基本沿襲這條路子。因此我們在臨習及創作時可以適當地加入晉人的意趣,也可參考王羲之《豹奴帖》風範使之更加醇厚高古。

楊維楨在鄧文原臨《章草〈急就章〉》後有跋語:“以此卷為入臨品之能者。”這樣的評價十分中肯,意思是説臨得合乎章草的用筆規範,在技法上比較精緻。張雨的跋語對這時候的鄧文原(42歲)還略有肯定,但到了晚年已經不足觀了。書雖小道,不可有一絲懈怠!

鄧文原《臨〈急就章〉卷》的臨摹

王志安節臨鄧文原臨《章草〈急就章〉》

鄧文原《臨〈急就章〉卷》的臨摹

王志安以鄧文原臨《章草〈急就章〉》筆意創作的作品.

東坡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題待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少而慧,頗知書,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琪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熟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雲:“東坡七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撤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雲:“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春渚紀聞卷六·營妓比海棠絕句》。 予每見山谷自言學書於東坡,初亦嘸然,恐是下惠之魯男子也。今觀《心經》,乃知波瀾莫二。昔宋人請南宮長萬於陳,陳人飲之酒醉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九十九·跋東坡小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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