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讀者都知道我這個人思維非常跳躍，一篇文章沒寫完就會去寫另一篇，結果哪篇都沒完成。2019年11月的時候我就在寫關於吳四姓和會稽四姓的文章，後來我覺得科普故事沒意思，就改成東吳的立國之路，這個話題早有先賢寫過，如果拾人牙慧，我肯定不會寫，自然有其他觀點。寫着寫着，我又覺得既然寫東吳立國之路，孫策必須寫清楚，於是改寫孫策的故事。
既然説到孫策，必須先説孫堅，關於孫堅的出身問題，在學術界有爭議。以陳寅恪為代表的一些人認為孫堅是次一等的士族，而田餘慶為代表的一些人認為孫堅出身很低微。本來孫堅家到底是個什麼出身根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但是問題關鍵在於，文史這個學科的研究方法出現了根本性錯誤。考據法是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包括理證、書證和物證。在實際運用中，書證用的比較多，也就是利用各類檔案資料以及各種書籍為依據，考證史料正誤。
物證是最有力的證據，但是因為年代久遠的原因，這方面的東西確實比較少。而理證，最簡單的説，就是根據書證和物證做出準確的分析判斷。這一點最重要，但問題就出在理證上。
比如關於孫堅出身這個問題，現代人如果認為他是士族，就會有條註釋，陳寅恪是這麼説的；如果認為是寒族，也會有條註釋，田餘慶是這麼説的。問題在於陳寅恪或者田餘慶，他們的論述到底對不對？能不能分辨出來他們到底説的對不對，這個就是理證。
陳寅恪論述這個問題是這麼説的，根據裴松之注引《吳書》：“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因此，陳寅恪就憑“堅世仕吳”這四個字，一口咬定：“孫氏為江東地區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這個叫拍腦袋，不叫考證。不去進行分析，直接引用陳寅恪的説法，那更是拍腦袋。
田餘慶是這麼認為的：富春孫氏本屬“孤微發跡”，無強大的鄉土勢力可言。他認為裴松之注引《吳書》：“堅世仕吳”，這是韋昭在吳為吳修史，不得不有的虛美不實之詞。其實就是反對陳寅恪不負責任的拍腦袋，他的論據是：《宋書·符瑞志》：孫堅之祖名鍾，家在吳郡富春，獨與母居。性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許，顧見我去，即可葬也。”鍾去三十步，便反顧，見三人並乘白鶴飛去。鍾死，即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天，衍數里。父老相謂，此非凡氣，孫氏其興矣。
《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九引《幽明錄》：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為業。忽有三年少詣乞瓜，鍾為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冢。”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代天子耶？”鍾跪曰：“數代天子，故當所樂。”便為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後顧，見我去處，便是墳所也。”下山百步，便顧見，悉化成白鶴也。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田餘慶所引用的《宋書·符瑞志》和《太平御覽》關於孫堅出身低微的説法的原始史料來源都是出自《幽明錄》。除了《幽明錄》外還有一本叫《異苑》的書，説法也是一樣。而這兩本書都是南北朝時南朝宋的志怪小説。正如羣裏的隨風博士所言，用志怪小説作為論據，恐怕很不嚴謹。
其實也就是説田餘慶的結論沒問題，但是論據不正確。事實上，是不能用錯誤論據來導出正確結論。當然，除了陳寅恪、田餘慶外，還有很多專家學者有過論述，大同小異，自然都和陳寅恪、田餘慶一樣錯了，就不一一列舉了。
可是我卻説田餘慶老先生的結論沒問題，那麼我是不是有別的證據呢？答案是有的，就在《三國志》的正文，而且還是鐵證。
《吳書?妃嬪傳第五》有這麼一段話：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於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泭，佐船渡軍。”琨具啓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
這段話就是孫堅出身低微的鐵證。這段話講的是孫權的外戚徐琨，孫權的徐夫人是他女兒，老孫家的丈人。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是孫權的姑表兄弟。順便説一句，這孫權也夠亂的，娶自己表侄女為夫人。徐琨為啥會是孫權的姑表兄弟呢？因為他父親徐真和孫堅是好朋友，孫堅把自己妹妹嫁給了徐真，生了徐琨。
徐琨跟着孫策討伐張英的時候，他的母親也就是孫堅的妹妹出了個主意：“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泭，佐船渡軍。”徐琨稟告孫策後，孫策用這辦法一舉打敗張英。
有人要説了，這和孫堅出身低微有什麼關係？陳寅恪等人為什麼能成為佼佼者，除了博學外，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善於動腦思考。人所共知，江南水鄉，船多。但是船多並不代表每個人都懂水上行舟之事。孫堅的妹妹是個女孩子家，卻精通此事，這説明什麼？
古代的農民分為自耕農和佃農，自耕農自己有田，佃農沒田需要租種土地，地位要比自耕農低一等。可是普通老百姓中沒田的不光是佃農，在江南水鄉還有一種人叫漁民。
這些人沒有田，在水上討生活。相比佃農他們更低一等，佃農至少還有自己的房子，而漁民中的很多人甚至連房子都沒有，就是以船為生。一個女孩子精通水上行舟之事，那麼請問什麼樣子人家的女孩子會懂這些呢？
這説明孫堅家大概率是漁民。士族家的女孩子是不可能懂這些東西的，孫策自己都不懂，因為等他記事的時候，孫家已經發跡了。這條史料就是孫堅出身低微的鐵證。
可見，陳寅恪和田餘慶兩位老先生都錯了。不過這篇文章並不是來討論他們的錯誤的。有錯誤非常正常，但是正如前所述，書證和物證很重要，最重要的卻是理證。史學研究，必須能正確分析判斷所用書證和物證的正確與否，用自己的基本功得出正確結論。這就是我之前説的陳寅恪等人能成為佼佼者的原因，善於動腦。
而現在史學研究上的大問題就是，人們普遍性地引用前人的論述，卻不具備分析判斷能力。引用了前人的論述，就拿來當論據了，卻不考察所引用的內容是否正確。這種所謂的研究，沒有任何意義。
這篇文章是孫策的故事而引出來的一篇小文章。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當時面臨陳友諒和張士誠兩大對手，朱元璋卻選擇先打實力遠遠強於自己的陳友諒，後打實力較弱的張士誠。按照常理來説，張士誠較弱，朱元璋應該先打他，而對陳友諒採取守勢。但是朱元璋卻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理由是張士誠沒有進取心，是個自守賊。可是朱元璋戰略成功的必要條件是，他必須能打敗陳友諒。為什麼朱元璋會採取這個戰略呢？其實他是跟孫策學的。這個問題下一篇文章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