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創業最前線，作者 | 李小反，編輯 | 蛋總
如今，在疫情影響和就業壓力漸增所帶來的焦慮氛圍裏，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試圖用副業來緩解這一情緒，並從中尋找一種安全感。
有人把副業做得風生水起，一年收入20來萬，是主業的2倍多，這帶給他們極大的安全感。“睡覺更踏實，也敢花錢了。”一位賣電子產品的90後説道。還有人滿足於副業帶來的收入，甚至想將其作為主業來做。
但也有人因為發展副業而陷入一種困境，比如職業標籤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到自己的職業人脈。另外，副業佔據很大一部分的時間、精力，讓他們感到力不從心。
發展副業能否緩解當下的焦慮情緒？如何選擇靠譜的副業？搞副業的年輕人又要如何平衡主業與副業？年輕人為此又陷入了新一輪焦慮之中……
01 為何陷入“副業焦慮”？徐曉就職於一家上市教育公司，“雙減政策”之後，身邊很多同行朋友開始尋覓可做的副業。
她的一位94年的同事，從今年1月開始，陸續做起了三份副業。對比自己無副業可做的境遇，徐曉顯得更加焦慮。
如今，在職場苦苦打拼的年輕人也意識到本職工作並沒有那麼穩定，只靠一份工作似乎很難抵禦生活的風險，必須做好“開源節流”，而副業就相當於“開源”。
22歲的陳磊是一名醫美銷售，受疫情影響，公司的業務量下降，連帶着自己的收入也大幅減少。去年四月，他在抖音刷到遊戲陪玩這個職業，加上自己喜歡打遊戲，就將此發展成自己的副業。
據「創業最前線」瞭解，如今很多年輕人做副業是因為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有一種“實實在在”的危機感。
91年生的張燕飛，從2012年開始做副業賣手機、電腦，至今已有十來年的時間，原因就是有危機感。“我必須要有兩份穩定的收入來源，心裏才會稍微踏實一點。”
他不僅自己做副業，也鼓勵妻子開展副業——賣海鮮。“現在大多數企業都生存比較難，萬一單位倒閉或者出現什麼問題，員工就很被動，所以我就勸妻子提前做好兩手準備。”張燕飛對「創業最前線」説道。
新媒體人劉媛同樣具有很強的風險意識，這也是促使她開展副業的直接原因。
4年前，她無意間發現所在的公司存在經營隱患。“我是比較沒有安全感的人，決不允許資金流斷掉。”所以她要趁危機來臨之前，把副業做起來，哪怕賺得少一點也無所謂，於她而言這是一種安慰。就這樣，劉媛開始搞副業，賣珠寶文玩。
有生育壓力的女性可能有更強烈的職場危機，她們希望通過做副業給自己留一條退路。
在劉媛計劃做副業的同時，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做了全職太太，偶爾會跟她吐槽自己沒有經濟來源，要跟丈夫伸手要錢，這也堅定了她做副業的想法。“女性的職業道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情況，我們更要為自己多做打算。”
除了風險意識，劉媛做副業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熱愛。她本身很喜歡文玩珠寶，讀大學時，她就會買一些價格低的水晶、手串之類的東西，工作後有了積蓄，她在這上面花的錢也越來越多。
在主動或被動的因素下，年輕人的副業就這樣搞起來了。
02 如何選擇合適的副業？部分年輕人已經做起副業，還有一部分人正在尋找合適的方向。但也有人因急於發展副業而在匆忙之中“被割了韭菜”。
比如，前段時間頻繁出現在各社交平台上的廣告——“學配音課，接單賺錢”，就讓不少年輕人花費了數千元學習相關課程，最後卻陷入“學習不到位、接不到單”的困境。
不得不説，最讓人扼腕的就是這種情況：白花花的銀子花出去，副業卻沒開展起來。
那麼，應該如何選擇一門合適的副業？過來人總結出幾條經驗。
關於“要做什麼副業”這個問題，張燕飛思考了至少一年時間。他列出了3條對副業的要求。
“首先，它在未來很多年裏都要有市場前景，是可持續發展的。其次，副業也不能影響身體健康。最後，儘量輕鬆一些，用體力換錢沒什麼意義，我更想賣腦力而不是賣體力。”張燕飛對「創業最前線」表示。
綜合考量之下，他選擇做手機、電腦生意。“未來的電子產品就像衣服一樣，一定是必需品。”當時的張燕飛篤定。
劉媛和張燕飛在副業上有一項共識，即儘可能減少成本投入。
劉媛堅持一個理念——零成本創業，規避短板並利用自己的優勢。珠寶商的短板在於不擅長編寫文案展現商品，優勢在於資源。這種優勢和短板正好和劉媛相反，於是她去和珠寶商談合作，由對方提供貨源，她來銷售，最後雙方再分成。
副業做起來之後，不代表他們高枕無憂了。
劉媛曾反思過，自己投資不多，家裏沒有礦，也沒有專門的玉器加工廠，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與專業的從業者競爭？她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琢磨如何做出差異化。
“珠寶很大一部分價值在於饋贈，我會做好客户體驗，比如花十幾元的成本做包裝，快遞使用順豐等。”劉媛説道。
在商品本身，她也會根據對珠寶的理解，自己動手DIY。當個人色彩很濃厚的時候，劉媛會吸引到跟自己相似的客户。曾經就有客户表示，她做出的手串很有標誌性。劉媛認為，被客户認可自己的審美，是對她的一種肯定。
圖 / 劉媛售賣的手串
為了打造差異化，張燕飛也在銷售之外，增加了售後服務，比如幫客户安裝軟件、配置網絡監控、搭建數據庫等。“比如對於企業客户來説，如果不能提供技術支持，他們到哪裏購買都一樣。”
副業做起來之後，給年輕人帶來最明顯的好處就是安全感的增加。
張燕飛的副業穩定之後，每年能有20來萬的收入，是他主業的2倍多。這份額外收入帶給他極大的安全感。“睡覺更踏實，也敢花錢了，一般1000元以下的消費我都不會太計較。”
張燕飛妻子副業的收入也超過了他們的預期。海鮮生意一般有旺季和淡季之分，雖然剛做不久，但他們的海鮮生意已經很樂觀。“生意好的時候，我們每天的利潤可以達到2000至3000元，平均到每天也有300元的利潤。”
除海鮮生意之外，張燕飛的妻子還有多份代運營的副業。
遠超主業的收入，讓他們對副業越做越上癮。張燕飛跟妻子約定，為了保證身體健康，每晚11點前必須睡覺。但生意忙的時候，他妻子經常超過這個時間點。
陳磊做遊戲陪玩的收入也遠遠超過主業。“最高的時候，有個客户包月讓我幫他上分，那個月我拿了3萬元。”正常情況下，他平均每月的副業收入也有1.5萬左右，是主業的2倍多，這讓他感到滿足。
“要不是考慮到手上有很多醫美客户的資源，放棄很可惜，我都想把陪玩當成主業來做。”陳磊説道。
03 搞副業的煩惱是什麼？不過，搞副業的年輕人也有自己的苦惱。
劉媛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職業標籤的變化。起初，她做副業的方式簡單粗暴。“就在朋友圈直接發商品，説白了就像微商。”
雖然她不願意把自己定義為微商，但別人會給她貼上這個標籤。“別人會覺得我跟微商有什麼區別呢？無非是賣的東西高級一點、文藝一點。”
那時候她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作為媒體人，她的微信列表裏大約有4000個好友，大都是企業創始人、同行等。具有優質的客户源，這也是她選擇在朋友圈推廣的原因。
不過，這一優勢也給她帶來心理壓力。有些好友在活動中見過面，大家對彼此的印象也挺好，但當她推廣手串之後，點開一些人頭像，發現對方已經不是她的好友了。
期間，她還要保證做副業這件事不被同事和領導發現。每次發朋友圈都要分組，這一舉動也在時刻提醒劉媛，做副業好像是一件“見不得光”的事情，心理壓力也加大了。
為了不像傳統微商那樣打擾到朋友圈好友，劉媛儘量保證不刷屏，她嚴格控制自己發朋友圈的頻次和時間，比如每天不超過8條，每隔1.5小時發一條等，儘量保持自己的出鏡率，又不會讓人感到厭煩。
在朋友圈文案上，劉媛加入大量原創內容，自己編輯唯美的文字，配上圖片，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而且每次發佈的產品也基本不會重複。
當通過副業賺到錢之後，她才逐漸摘掉“微商”這個標籤。“我看重結果導向，當一件事情有成效的時候，再回頭去看，才發現這種嘗試是值得的。”
搞副業的年輕人還有另一個苦惱——每天的時間、精力都是有限的，要如何平衡分配在主業與副業上？
最多的時候，張燕飛的副業每天要佔用他8個小時。“早上7點起牀去上班，下午6點多回到家做副業，有時候要忙到晚上10點。”剛開始搞副業的那幾年，他只有在過年期間才能休息。
劉媛每天在副業上也要至少花費兩三個小時。本來主業就已經消耗掉很多時間和精力，做副業時，她經常感覺到“耐心逐漸喪失”。
每當主業的工作不忙時，她會花很多時間向客户講解細節。但一忙起來，她明顯感覺到自己沒有精力了。
“有時候工作一天腦子嗡嗡響，對於客户的回覆沒有那麼及時，內心會覺得愧疚，而且確實也餘力不足。”劉媛説，她很明白副業其實做的是熟客生意，因此，她也時常提醒自己：別懈怠，控制好狀態。
從兼顧主業與副業的過程中，劉媛還發現財運的不穩定。她發現，當在本職工作中獲得成就，或者拿到一些額外的獎金時，副業就變得“拉垮”。
當主業與副業產生衝突，做副業的年輕人們開始尋找一種平衡並分清主次。
“我更偏向於保守派，副業永遠是Plan B。”劉媛説道。
認清這一定位，跟她兩年前夏天去深圳拿貨的經歷有關。
在深圳當地的批發市場裏，其他商人拿貨都是“按包批量走”，只有劉媛是“按顆精挑”，還想用很低的價格儘量拿到更好品質的貨。這種購買方式並不討喜，她也因此受到珠寶源頭商户的“鄙視”。
她帶去的銀行卡里的餘額，只夠她在市場的某個角落挑選。劉媛覺得在這個行業裏，自己只是滄海一粟，作為行業外的人，在沒有積蓄和資源的情況下，很難跟專業人士比拼。
“我也不指望副業能帶給我很多收益，它也不會超越主業。”劉媛表示。
張燕飛的副業之旅也並非一帆風順，隨着電商平台的崛起，他生意的利潤大幅降低。
“比如賣一台電腦，以前我可以賺近千元，現在最多賺三四百元，如果有售後，產生的時間、路費也要從這個利潤里扣掉，其實不太划算。”張燕飛表示。目前，他也正在考慮轉型。
事實上，不管主業還是副業，都需要人們認真付出時間和精力才能有所收穫，“躺賺”時代早已過去。
在這些為副業焦慮和煩惱的年輕人身上，我們不僅窺見了大時代中微小個體的命運抉擇，也看到了年輕一代對生活的規劃有更清晰的思路和目標，而這種“不躺平”的掙扎向前，總會讓人對未來生出新的希望與力量。
*文中出現的文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