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會址裝扮一新，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遊右海攝
1954年7月1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
貴州遵義紅花崗區，有一個地方總是人流如織。遊客們換上紅軍服在大門口合影，小學生排着整齊的隊伍有序進入，還有人攜家帶口，趕來體驗感受……這裏，是遵義會議會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張黔生介紹，會址二樓是會議室，長方桌、周圍的一圈藤椅、牆壁的掛鐘等都是昔日樣貌，桌子正上方還有一盞燈。86年前的與會者，就是在這個只有27平方米的房間裏激辯了3天。
“據當年值班站崗的衞兵説，會議往往開到深夜。他抬頭看，漆黑的夜裏，會議室還亮着燈。在舊中國的茫茫黑夜裏，只有這盞明燈，指引我們前進。”張黔生感慨道。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會後不久，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啓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這裏是一個需要不斷來“打卡”的地方。1954年7月1日，在黨的生日當天，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發《光輝的革命名城——遵義》，帶廣大讀者重“訪”此地。文中寫道：“一天晚上，現任‘遵義會議’紀念委員會秘書、過去曾在紅軍第三軍團第四師及第十二團司令部擔任過偵察參謀、作戰參謀，後來在解放遵義的婁山關戰鬥中，身負重傷，而被羣眾用生命保衞下來的孔憲權同志站在地圖前面，深思地回憶着二十年前紅軍的進軍情形……”
看到本報記者帶來的人民日報老報樣，孔憲權的孫女孔霞很激動：“我爺爺不僅是戰鬥英雄，還是遵義會議紀念館首任館長、第一位講解員。但我從沒機會看過他是怎麼講解的，感謝人民日報留下了這份記錄！”
實際上，在2015年重新修建的遵義會議陳列館中，有大量文物正是當年孔憲權帶人到處收集來的。從貴州到四川、雲南，這位曾身中6槍的老紅軍，走訪了49個縣、收集了1000多件珍貴文物。
如今，孔霞成了一名義務講解員。她沙啞着嗓子告訴記者，這份業餘工作，她已經幹了8年，每年至少講200場。孔霞注意到，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前來參觀，不少人甚至為了瞻仰這處革命聖地，舉家驅車上千公里。
同樣擔任義務講解員的，還有老紅軍李光的外孫馬迅。放牛娃李光14歲參加紅軍，經歷了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到為建設新中國效力，馬迅對外公的故事如數家珍。
馬迅的講解對象不是遊客，而是小學生。作為遵義市東風小學副校長，他覺得學校裏1800多個遵義孩子最應該瞭解遵義會議的歷史。他説，每個學生在小學畢業前，至少要到遵義會議會址參觀6次。在他記憶裏，小時候隨外公旅遊，去的都是紅色景點，真是終生受益。
“希望孩子們就像我當年聽着外公的故事長大一樣，在紅色文化中成長，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永不褪色。”馬迅告訴記者，學校通過網站、校園電視台、微信等進行紅色基因的宣傳教育，將紅色記憶深深植根於學生心間。那些光芒閃耀的故事，正一代代傳下去。
會址主樓後有一棵槐樹，從露出地面的部分開始分叉，形成了“V”字形，極像寓意勝利的手勢。據張黔生考證，這棵樹已存在近百年時間。當年，朱德夫人康克清就是憑藉這棵形狀特別的樹，確定此處正是遵義會議召開之地。
夏風拂過，槐樹不言。在近百個風雨春秋裏，它默默見證着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