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晉女子花式百出的“額黃”：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俗話説，“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魏晉時期的佛門“美妝”，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一種在後世被稱為“額黃妝”的妝容。額黃，顧名思義，就是在白粉敷面的基礎上，用黃色在額頭上畫出不同的花紋。這種妝容，在兩晉時期非常流行，不僅為士族家庭中貴族婦女所鍾愛，也是廣大平民婦女的心頭好。這種額黃妝，一般有兩種典型的畫法。在上品士族之家，貴族女子有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和繪製自己的妝容，因此她們的“額黃”，紋樣往往就畫得更復雜一些。
貴族婦女的額黃，一般會用專門的筆細緻勾勒，面積最大的，甚至可以把花樣描滿整個額頭；更精緻一些的，還會再用清水暈染效果，叫作“約黃”，這種手法畫出的額黃深淺不一，明暗調和，如當空弦月，顯得更有風流雅趣。在額黃之上，有的貴族婦女甚至會再疊加一層花樣，比如以紅色妝粉在眉心點一處紅，更顯得風流嫵媚、盡態極妍。而對於寒門和平民婦女來説，因為社會地位的原因，她們在妝容上能花費的時間和心力遠遠少於士族女子，因此她們選取了一種更巧妙的方式：選用金黃色的紙張，裁剪成各種自己喜愛的裝飾圖案，等到需要化妝的時候，把這些花樣從妝奩中取出來，用膠水粘貼到自己的額間。這種貼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非常常見。我們都很熟悉的民歌《木蘭辭》，在木蘭迴歸女兒身的時候，着重強調的那句“對鏡貼花黃”，説的就是這種貼黃的額黃妝畫法了。
2.“額黃妝”之中的佛性美學魏晉時期婦女推崇的這種“額黃妝”，和當時社會上興盛的佛教中的審美趣味是息息相關的。首先，從時間上講，額黃這個古代彩妝門類的產生與發展，幾乎與佛教本身在我國獲得第一次大發展、大繁榮的時間段同步。其次，一個時代的“美妝”，往往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審美觀念息息相關。比如，唐代以豐腴健朗為美，於是婦女們流行在酒窩點上“面靨”，讓自己的兩頰顯得更加豐滿紅潤，有點類似於我們現在的腮紅。魏晉時期當然也不例外。而一個時代流行的審美觀念，則往往和當時社會上的繪畫與造像藝術相互成就。“額黃妝”中藴含的審美理念，正與魏晉時期佛教繪畫與造像中反應出來的藝術追求彼此契合。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傳入，讓當時的人們接觸到了大量外來的、脱胎於佛家經典的壁畫和佛像。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一時期，興建了大量的佛教建築，包括各種規模不同的寺廟和石窟。這些寺廟和石窟裏，魏晉的畫家和匠人門吸收了大量外來藝術中的精華，將中國古代的藝術水平又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中的第一點，就是人物刻畫的“立體化”。魏晉時期開鑿了大量佛教洞窟，洞窟裏則往往安置佛像。而與單純的“畫”相比，“佛像”無疑是一門更加立體的藝術。在雕刻佛像的過程中，人們對人像的立體感有了一個更明確的認知。魏晉時期畫家筆下的人物，與兩漢時期相比，在明暗關係的處理上，可以説是有了一個跨越式的發展。而額黃，它着重描畫的位置——額頭，正是整個人面部的“高光點”所在。現在的女孩子，在化妝的時候，也往往會用淺色的，或者帶着細閃的粉輕輕掃過這個位置，讓自己的五官看起來更立體。從這個角度來説，魏晉婦女的“額黃妝”，可以説是現代彩妝當之無愧的鼻祖了。
除了“額”這個與佛家造像息息相關的位置以外，魏晉婦女在化妝時，對“黃”這個顏色的選擇，也與佛家審美旨趣裏的“黃色崇拜”息息相關。黃色，或者説金色，在佛教的説法中，是一個代表吉祥、智慧的顏色，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長阿含經》在形容轉輪聖王的時候，説佛陀有三十二相，這三十二相描述了四肢、身軀、面相等所有細節。後世在為佛陀造像的時候，往往將這三十二相作為最重要的參考標準，而其中的第十四相，就叫做“身金色相”。金色和黃色在佛門中，可以説是一個實打實的瑞相。而這種塗金敷黃、祈求祥瑞的傳統，在佛教盛行之後，被虔誠的信眾們繼承了下來，體現到婦女的妝容上，就是“額黃”了。
1.離經叛道的魏晉婦女明白了額黃妝和佛性美學的關係之後，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魏晉婦女會如此青睞佛教之中體現出來的審美趣味呢？這就要從魏晉女性“離經叛道”的思想觀念説起了。其實，從宏觀的角度來講，縱觀中華上下五千年，魏晉時期本身，就是一個“離經叛道”的時代。兩漢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漢代的士大夫階層，在誕生之初，就是儒家思想的產物。這些士大夫緊緊凝聚在帝王身邊，一生的追求都是“治國平天下”。
然而，到了東漢末年，宦官弄權，外戚專政，士大夫們忠心耿耿的皇帝，並不能保證他們的前程和安全，在鮮血淋漓的下，士大夫開始於皇帝離心離德，試圖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他們拋棄了自己一直賴以生存的儒家思想，轉而希望從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中找到一個新的立足點。魏晉時期的“談玄”之風，就是這麼來的。混亂的時代背景和儒釋道三家理論彼此制衡的局面，讓魏晉時期的社會始終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管理標準，社會上推崇“適性自然”，講究擺脱束縛、解放天性。受這種風氣影響，魏晉時期的女子，也都是一個比一個有個性。
這一時期，不但除了如謝道韞一般才華氣度不輸男子的才女，甚至連天子的后妃，都可以因為對包辦婚姻的不滿，給自己的丈夫甩臉色看。南朝的梁元帝蕭繹，小時候因為生病，所以瞎了一隻眼睛，他的妃子徐昭佩是梁朝侍中信武將軍徐緄的女兒，家世煊赫，因為不滿自己丈夫身有殘疾，因此就不想侍寢，在蕭繹過來的時候，只給半邊臉畫上了妝，諷刺皇帝的獨眼好激怒他。這樣離經叛道、膽大包天的妃嬪，可以説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魏晉時期盛行的佛教，是大乘佛教，講究的是眾生皆平等，男女無差別。對於個性十足的魏晉婦女而言，這種提升了女性的社會地位、拓寬了女性生活空間的理論，可以説是大大地取悦了她們。佛教中，基於眾生平等的思想，佛陀本身，往往是沒有明確的性徵的。三十二相中，佛陀本身的形象，在很多地方，就跟社會上對於女性的印象有很多重合之處，包括第六相“手足柔軟相”、第十六相“皮膚潤澤相”，都沒有非常男性化的表達。甚至佛教中的“菩薩”，在後來更是常常以女性的面貌為世人所熟知。因此，佛門的藝術創作和藝術理論，對魏晉時期的女性而言，無論是作為紓解天性的理論基礎，還是作為自己的妝容參考，都具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魏晉婦女鍾情於佛性美學，把佛陀瑞相融入自身的妝面當中，也就不足為怪了。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兩漢時期就對”禮“文化十分重視，而這個”禮“，最直觀地體現在不同社會階層的服裝和飾品中，兩漢時期的百姓，因為所處社會階層的不同，穿着打扮都有講究，一旦違制，就是能夠危及性命的大罪過。這一點具體到婦女身上，除了服裝飾品之外，還有髮髻和妝容。兩漢時期，婦女的妝容講究的是”粉白黛黑“，白粉敷面、黛筆畫眉，從視覺效果上講，可以説是完完全全地”素面朝天”了。“妝”是畫了，“美”卻沒了。直到禮崩樂壞、崇佛之氣興盛的魏晉時期，這一情況才開始得到改變。魏晉時期的女子，正是受社會上盛行的“佛性美學”的影響，才形成了新的審美觀念，為自己開啓了有着紅妝翠眉、面白額黃的“彩妝”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