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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9年以後，在雅典衞城的西邊，在一座名叫普尼克斯的山上，每隔十天，6000成年雅典公民出席會議。公民大會在太陽昇起時就開始，一般持續上午半天，但最遲也是在天黑前結束。
大會開始後，第一個程序為女傳令人宣讀大段咒語，接着傳令官宣讀議事會對本次會議執行主席和秘書人選的安排，並提出主席團事先擬訂的議題。
然後，隨着傳令官一聲“誰要發言？”大會進入自由發言即辯論階段，每個想發言的公民被護送到演講台，他要把手和胳膊放在他的寬大外衣下面，以表示他的禮貌。演説者開始直接面對城邦公民，闡述自己的提議和政策。任何持不同觀點的公民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在演説者發言辯論之後，大會開始就議題進行集體表決，如果多數人贊成即為通過並生效，任何個人都無權更改大會的決定，除非再次召開公民大會，重新對之進行討論和表決，正如著名的“密提林辯論”一樣。最能説明演説的説服功能和對公民大會決策的影響。
這樣的關心國家的方式，勢必培養出口若懸河的辯士與演説家。“公民們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而且這種參與意識相當普遍。一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會遭人鄙視，會被人叫做白痴。在希臘語中，這個詞就是沉湎於自利。”柏拉圖在《高爾吉亞篇》中指出，演説是演講者在雅典法庭和公民大會上制勝的法寶。
如果我們把思緒馳向鎬京，馳向長安，周、漢、唐的朝廷決策的程序，幾乎都是策劃於密室，拍板於宮廷的。凌滄洲讀中西曆史古典名著，得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中國人似乎更擅長書面表達，中國古史中對皇帝的建言有一些是以上書、奏章的形式被記錄下來，帝國的精英們文采斐然，妙筆生花，或許正是帝國公共事物的封閉性，使文臣們更習慣於用筆而不是口表達意見，當然，聽眾也是朝廷上區區幾個核心成員。
而雅典與羅馬，因為其公共事務的開放性，是培養演説家和雄辯家的温牀，每當人們談到雅典名人的演説時，總不會離開伯里克利、呂西阿斯、狄摩西尼、伊塞奧斯和伊索克拉底，後者還在雅典設立學院，訓練出不少演説家。因此無論是從演説教育還是從它的實踐來看，演説是雅典社會一種典型的政治精英文化或者貴族文化，它更多的是為政治領袖所掌握，是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領導民眾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最後，演説術因為馬其頓對希臘的征服，窒息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而衰落。人們都很熟悉伯里克利在雅典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説，他著名的論斷：“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而自由是勇氣的果實”，可以看做一個熱愛自由、熱愛榮譽的民族的靈魂座右銘。伯里克利還有一篇演説也充分表明了雅典的智慧。演説的興盛與雅典城邦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
在雅典城邦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表述方式上，與古代希臘世界的其他城邦一樣，雅典是一個典型的口述社會。雅典社會的口述傳統為演説的興盛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環境。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的那些歲月裏，先後有三位偉大的哲學家在雅典居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有着師承的關係。
蘇格拉底探討人類的智慧、道德與價值，主張公開辯論，在雅典三十僭主統治被推翻後的日子裏，雅典人的胸懷變得狹隘。蘇格拉底的辯論和嘲諷為自己樹立了一些政敵。公元前399年，他被控無信仰和腐蝕雅典青少年的思想，一位民主派政客、一位悲劇詩人和一位修辭學教師出任了蘇格拉底的正式起訴人，在法庭上，年已七旬的蘇格拉底發揮了他反諷和辯駁的才能。審判的結果，這位“雅典的牛虻”被宣佈判處死刑。在監獄期間，蘇格拉底拒絕了朋友的越獄逃跑的建議，喝下劇毒植物芹葉鈎吻汁，從容死去。
無論是在民主政治的決策機構公民大會上，還是在民主的審判機構公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一年一度的公共葬禮上，政治領袖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説都是一道獨具特色的風景線。粗略統計，現存的政治演説、訴訟演説和葬禮演説就有150篇，其中僅德摩斯提尼一人就留下了60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流傳下來的演説詞還僅僅是極少的一部分而已。因此，這足以説明演説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