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現代國家的税種主要限於貿易税、消費税和針對土地及不動產的直接税。這樣的税收系統建立在以農耕為主，小規模手工業為輔的經濟基礎上。工業革命以後，大規模製造業興起，資本取代土地成為主要生產要素，所得税就是針對這一生產方式的新型税收。由於所得税不是基於看得見的資產而是基於看不見的現金流，徵收所得税對增加財政收入和加強國家行政能力意義重大，被視為現代財政國家轉型的關鍵一步。
但徵收所得税不是一件政治中立的事情，這必然會動那些高收入羣體的蛋糕。直覺告訴我們只有當民主擴大到相當程度，非精英進入決策過程時，所得税才會出現。但歷史的事實恰與之相反：英國1842年第一次正式通過所得税時，只有13%的人口享有選舉權；哈布斯堡王朝1849年跟着通過所得税時，選舉還壓根不存在。事實上，那些推動了税制改革的政治團體往往既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最保守的政治精英。為什麼這些既得利益者會採納一種利於底層民眾的税種呢？這就是耶魯大學政治學者Mares和Queralt的一篇論文試圖解答的疑惑。
關於徵收所得税的導火索主要有兩種説法：一種是戰爭説，出於軍事開支的需要增收新税；一種是再分配説，為應對來自下層民眾的壓力、減輕不平等而向富人開刀。然而，作者認為這兩種外在壓力都不必然導致所得税產生，因為掌握決策權的政治精英們必須在這種壓力、税負分配和政治利益之間權衡並且展開博弈，博弈的結果決定是否採納所得税及所得税的具體形式。
作者對普魯士1891年推行所得税的決策做了一個案例分析。普魯士的所得税幾乎囊括了所有現代財政國家所得税的要素：綜合的收入計算方式，普遍的徵税對象，能力納税原則，高度的官僚監管。而這樣一次改革，是特權階級結成保守聯盟的結果。
這個案例的關竅在於普魯士不均等分配選票的選舉系統。每一個選區的選民按照貢獻税額數量劃分為三個等級，從最低到最高，每一級的選民貢獻的税額總量相等，三個等級分別選出同等數量的代表，這些代表再選出代表本區的議員。舉個例子，如果這個區前10%富有的人税收總和已經佔這個區税收總和的三分之一，也就是構成了這個區的第一級，收入後60%的羣體也貢獻了這個區税收總和的三分之一，成了這個區的第三級，那麼這前10%的人和後60%的人以及中間那30%的人享有的票數是一樣的，都是這個區33.33%的票。這樣的選舉制度意味着税交得越多，投票權越大。
大家都既不想交税又想取得投票權，只是對於不同身家和不同政治考慮的階層來説，這一取捨的收益成本不同。作者將他們按照產業性質和收入高低做了區分，預測了他們關於要不要徵收全面所得税的不同態度。首先，資本家會比地主更反感所得税，因為他們是所得税主要針對的徵收對象。最反感的是那些城市中產階級，他們比之前要交更多的税，但這些税又沒有多到可以讓他們在投票權方面勝出的程度。
其次是大資本家和小地主。大資本家固然會損失不少經濟利益，但他們覬覦可以換來的政治權力。小地主則受所得税影響不大，既不會被徵到多少税，也沒有多少政治利益可以爭取，但會因為税收壓力轉移有所收益。最堅定的支持者是大地主，所得税把税收壓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他們個人被多徵的税則足以給他們帶來失而復得的政治話語權，而且鄉村的收入統計是由地主任命的縣長負責的，地主有很多操縱空間。這樣一來，除了城市中產的其他三個精英團體可能結成支持所得税的同盟。圖一總結了作者的預測。
圖一 地主和資本家之間，大地主和小地主之間，大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分歧
作者接着用歷史上的投票結果做迴歸分析檢驗了這一預測。果然，那些大地主較多的地區，也就是土地集中度高的地區代表更有可能支持所得税；而那些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區代表則更可能反對新税。通過各階層對應的黨派進一步細分，可以發現各黨派投贊成票的概率和其所代表的階層測的偏好一致，具體可見圖二。
圖二 代表各團體利益的各黨派就是否徵收所得税的投票
作者最後考察瞭如政治精英考慮的徵收所得税的兩大後果，一是税收負擔從農業轉移到了工業，二是政治權力進一步不平等，尤其是農村的低收入羣體的空間被擠佔而投票率降低。如圖三所示，徵收新税後人均税負增長和當地城市化程度呈正相關，和土地不平等程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這佐證了所得税的主要徵收對象是城市工業和服務業。圖四則反映了投票率和土地不平等呈顯著負相關，驗證了投票權越發不平等的政治後果。與之相對應的是，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話語權上升。在另一個迴歸表格中，作者發現原本在1888年堅定支持自由派的地區，在1893年的選舉中被支持保守派和民族自由派的力量所佔據。
圖三 縱軸是從1878年到1900年（税改前後十年）人均所得税增長，左圖橫軸是城市人口比例，右圖橫軸是土地不平均程度
圖四 被新税加強的政治權力不平等。縱軸是投票率變化，橫軸是土地不平等程度
這篇文章剖析了現代國家興起的一個側面，就是非民主國家如何實現財政現代化。既有的保守精英們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力推行那些利於進一步獲取經濟和政治優勢的制度，而這些制度可能無意中迎合了現代化的趨勢，成為後續改革的基石。這篇文章既強調了早期現代國家發展中精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又提醒我們歷史進程中的很多關鍵節點都非人為主動推動的，而是預期之外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