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文明還早——大靖的巖畫

比文明還早——大靖的巖畫

蓋此地控賀蘭之隘，抗北海之喉，用以獨當一面，而使涼鎮無東北之慮者，不啻泰山之倚也。

—— 清·王宏蔭《大靖參戎邊公德政碑記》

從天空俯瞰大靖，她正好介於祁連山地和騰格裏沙漠之間。

沙漠以北，祁連以南，都曾是遊牧民族的天堂。大靖鏈接起來的由東向西的道途，恰好就是絲綢之路北線進入河西走廊的必經之路。

這是一條重要的道路，古老、滄桑、斑駁而又堆滿了故事。

2017年春夏之交，大靖城東南部淺山地帶發現巖畫羣的消息傳出，成為了小鎮民眾茶餘飯後熱烈的談資，並引起了文物部門的注意。據鑑定，這些巖畫都是新石器時代的產物。

新石器時代大約從1萬年前開始，結束時間從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這些巖畫的存在，成為了大靖地區先民活動的有力證明。其實，早在1980年，當時的武威地區博物館就在今昌靈山麓老城和高家灘發現兩處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古文化遺址，出土數量不等的石器、骨器和彩陶文物。而位於大靖河東岸淺山台地的民權三角城遺址，已經有了明顯的城堡和農業耕作的遺蹟，這裏出土了精美的圜底紅陶缽，被鑑定為國家二級文物，專家確認該器物具有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典型特徵，至少不晚於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這是石羊河流域乃至整個河西走廊首次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存。該器物的出土也有力的説明早在新石器時期，先民們已在大靖地區生產勞動、繁衍生息、發展着原始農業和手工業，創造着原始文明。

當中原地區進入信史時期後，河西走廊一帶仍然是遊牧民族的天堂，那些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族羣，在水草豐茂的祁連山麓，過着屬於他們的生活。

在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徵戰河西之前，大靖地區乃至整個河西，都是匈奴休屠王的遊牧區。而在匈奴之前，統治這片土地的是月氏（yuè zhī）人。更早，則有烏孫、西戎……

戰國末年至秦時，月氏人“控弦十餘萬”，其在河西的統治臻於全盛。是時，北方草原的匈奴都無法與月氏爭鋒，匈奴第一代單于——頭曼單于曾將其子冒頓送至月氏為人質。公元前209年，冒頓逃回匈奴，殺父自立。一代雄主冒頓單于就此登上了歷史舞台，在他的帶領下，匈奴迅速強盛了起來，並開始露出鋒利的獠牙。約在公元前176年，匈奴右賢王率精騎襲掠了河西走廊的月氏，這次突如其來的攻擊，給月氏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月氏一戰而國滅，所有被俘虜的月氏人被匈奴人屠殺殆盡，倖存的月氏人不得不背井離鄉，開始向中亞地區遷徙。一部分未逃脱的倖存者遁匿入祁連山中，是為小月氏。

歲月無語，唯石能言。

大靖的巖畫，大致分佈在大靖花莊，裴家營井灘子、塘坊朗家溝等地。其中，位於大靖花莊村東南的昭子山東麓、大溝峽谷西岸的黑色石壁上的巖畫，共7組，面積約4平方米。巖畫以磨刻為主，圖案有太陽神、牧人、羊羣和鳥等。

那些斑駁古樸而又綺麗神秘的巖畫，是哪個民族刻上去的，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它或許緣於一次月氏人的圍獵前的祈禱，也或許緣於一次匈奴人的大戰前的祭祀。或許更早，屬於西戎人、烏孫人的某次神秘的天人感應？這些都已經不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讓我們知道了大靖也是個有故事的地方，是個好地方。想想吧，兩千年前的馬家磨河、花莊河、大靖河，水流潺潺，波光瀲灩，上游的祁連山地幽林沉沉，鳥獸集散。山下的河谷與平原地帶則是綠茵如織，清泉淙淙，“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的遊牧民族在這裏隨水草遷徏，“穹廬氈帳”如巨大的白蓮花在綠野中盛開，他們在這裏放牧，狩獵，戀愛，唱歌，養兒育女，偶爾隆重集會，在新刻的巖畫下鄭重祭拜。

然而，歷史從來就不僅僅是詩情和畫意，還有刀戟和獠牙。生活在大靖的遊牧民族，他們在這裏繁衍生息的同時，也避免不了在這裏殺戮和被殺……

佔據了祁連山下千里河西走廊的匈奴，利用肥沃的土地和天然的草場慢慢發展壯大，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這裏已經成了匈奴最為富庶的地區之一，也是匈奴東窺中原、南懾眾羌的重要根據地。而在匈奴統治河西的半個多世紀裏，西漢經過文景之治的恢復和漢武帝時期力量的蓄積，已經變得空間的強大，一場對匈奴大規模反擊的大幕即將拉開。公元前126年，冒頓單于之孫伊稚斜打敗自己侄子——本來的王位繼承人於單，自立為單于。伊稚斜也算是有些才略的英雄人物，可惜，他偏偏遇到的對手是漢武帝，以及漢武帝身後正處於鼎盛時期的漢朝。

漢朝，開始向匈奴亮劍了！

經過衞青、李廣、公孫賀等名將在正北方向的幾次試探性的進攻後，在西北方向，公元前121年，漢武帝任命十九歲的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於春、夏兩次率兵出擊佔據河西地區的匈奴部，殲4萬餘人，全部佔領河西走廊。匈奴為此悲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霍去病挺進河西的道路，一直眾説紛紜，學界沒有統一的認識。而他公元前121年夏季第二次征戰河西的路線，都曾經過了一個《史記》中非常著名的地標：居延。

《史記?霍去病傳》載，天子曰：“驃騎將軍逾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塗王……”；《漢書·霍去病傳》載，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元狩二年夏霍去病西征，《史記》《漢書》多次記載，牽涉到經過“居延”。“居延”，顯然是霍去病進軍河西途中重要的地理標記和轉進的地點。

長期以來，人民都知道“居延”在內蒙古額濟納旗。發源於祁連山的黑河穿過張掖，最終匯入沙漠，形成了巨大的湖泊，至今都叫“居延海”。漢代的張掖郡，也曾在那裏設居延縣。於是自然的，人們就認為《史記》《漢書》中天子詔書中的居延就在這裏了。

而困擾也隨之而來，如果霍去病挺進河西路過的是額濟納旗的這個“居延”，他要沿着今天銀川、巴彥浩特、額濟納旗一線行軍，須穿越騰格裏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然後溯弱水（黑河）逆流而上，數千裏迂迴轉折向南，再攻祁連山，選擇這條艱險的道路是難以讓人理解的，其必要性也讓人質疑。另一方面，越往北，越是匈奴的腹地，在河西走廊北部，往西縱深數千裏的進軍而不被發現，也是不可想象的，顯然也不符合霍去病“突襲”的戰術要求。

1974年和 1990年發現的兩枚漢簡（居延漢簡E.P.T59:582；懸泉置漢簡：驛置道里簿），或許能為我們解答這個疑惑。兩枚漢簡記載了漢代長安及以西的地名及里程，是當時東西交通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文獻明證。漢簡中明確的寫着一個地名：居延置。而經多方考證，居延置的位置基本確定，就在大靖以東的昌靈山周圍，大致有古浪新堡、景泰寺灘、古浪老城等幾種説法。

如果把霍去病挺進河西路過的“居延”確定在昌靈山周圍，則前面無法想象的問題一任而解。從靖遠或景泰過黃河，從昌靈山下的居延置轉進，路過大靖、土門，進入武威、張掖……這是一條快速挺進河西走廊的完美進攻路線。

但歷史的考證，很多其實只能是在有依據前提下的推測而已。也有許多專家學者對霍去病從額濟納旗居延海轉進河西做了大量頗有説服力的考證。也可以這樣説，我更願意相信霍去病是從大靖進軍河西的，因為我從來都認為這片土地有孕育和生產偉大和壯絕事物的基因。

很多年前夏日的一天，我登上了昌靈山並夜宿山間古廟。黃昏時候，我因為看到了此生最壯美的日落而熱淚盈眶。後來我寫下了“遠眺大漠雲起，萬壑夕輝！昌靈幽木聳翠，松山雪峯擎蒼。村舍星散，牛羊歸來，炊煙裊裊如詩；稼禾豐稔，草卉葳蕤，綠波浩浩似海。西灘深處有紫氣，乃吾高祖長眠處”的句子。我看到財神閣就像是一枚國際象棋的棋子，穩穩當當的站在那裏，而不大不小的大靖城亦在煙霞中熠熠生輝。極目遠眺，茫然四顧，我突然明白，方圓兩百里之內，也只有這個地方能當歷史大任了。

河西走廊納入漢帝國版圖後，遂建郡縣治理。漢、魏、西晉，大靖地區設縣，名為“樸擐”。東晉至隋唐，這裏或樸擐，或魏安，或叫白山。這更迭的名稱也昭示着這片土地上戰亂紛紛的狀況。

大靖，北上百里即是蒙古高原，南下百里就是祁連山地，往東百里可飲馬黃河，往西百里，西北重鎮涼州在望。在兩千年的歲月裏，這塊土地能夠撐住，就可能撐住一個王朝對河西乃至西域的經略。而在如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政權更迭、諸侯小國割據的時期，這裏更加不容質疑的就關乎到一個小王朝的國運興衰。干戈擾攘，征戰頻仍，凌空的雁陣年年不絕，也註定有很多如霍去病一樣的曠世英才，曾在這裏眺望、駐足，縱馬掠過……

每當中央王朝由盛而衰時，河西走廊也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頃刻間就被狂風暴雨吞噬。

唐玄宗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爆發，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平叛，造成邊防空虛。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大靖地區處於吐蕃的統治之下。志書記載：廣德二年（764年），昌松（今古浪）縣全境被吐蕃佔領，改叫洪池谷，即吐蕃六穀部之一，歷時240年。安史之亂平息後，唐玄宗時期形成的藩鎮割據卻沒有被除掉，最終，唐王朝的江山被十幾個節度使瓜分。風雨飄揚中，中國西部，大靖東北方向的党項族異軍突起，建立西夏政權，並迅速佔據了河西。西夏佔據大靖，從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直至南宋寶慶二年，即西夏南平王寶義元年（1226年）七月，歷時194年。西夏亡國之前，河西走廊就已經被蒙古的鐵騎佔領。大靖西60裏的古鎮土門，還有關於清涼寺三千鐵腳武僧與元兵浴血奮戰的故事。大靖地區在西夏與元代的歷史，史料中缺乏詳細的記載。卻也在現實中留下了可資探尋的遺蹟。

大靖青山寺的簡介這樣寫：“青山寺始建於元代，原名金山寺，當時西藏政教領袖薩迦班智達活佛駐錫涼州海藏寺，本地密教大興。據傳青山寺最盛時經堂有二百多喇嘛誦經，是遠近聞名的大寺，蒙古人入藏朝聖，青山寺為必由歇腳處……”

大靖大佛寺，因奶子佛而遠近聞名，香火極盛。可惜文革期間，寺院被毀。大佛寺已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中，但也為這片土地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國寶級的文物——木刻版藏文《大藏經》。原藏於大靖鎮大佛寺的《大藏經》，多屬於《甘珠爾》部，也有少量《丹珠爾》部。《大藏經》所選用的紙張是歷史上產於甘肅臨洮的優質藏紙，有木板刻印的，還有大部分是採用金、銀、珍珠、珊瑚等貴重物品研磨成汁，精工抄寫的典籍。這些典籍雖經歷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歷史，但字跡仍新鮮如初。大多數佛經的封面上繪製有精美的佛像，從佛像的造型藝術上看，多為藏傳佛教寧瑪派和噶當派畫法。

近年來，先後有藏文和佛教專家來古浪，對大藏經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對大靖藏文大藏經的傳承淵源、內容、版本、數量、產生年代、文物價值等方面加以研究，認為這批藏文大藏經的歷史可與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吐蕃歷史文獻、西藏珍藏的一些藏文典籍相媲美，年代久遠，書寫用料昂貴，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和民族文化融合的研究價值。

顯而易見，在西夏和蒙元時代，大靖是聯通藏區與河西及蒙古地區和中原的樞紐，更是藏傳佛教北進蒙古高原的重要節點和天然孔道。而到了明末，這裏更是河套蒙古挺進青海的前哨與根據地。

明洪武五年（1372），宋國公馮勝進軍河西，境內的蒙古統治者敗走，居民開始在哨馬營（土門）、扒沙（大靖）、暖泉等地，且屯且耕，開拓土地。在以後的史料中，很少再見到有關大靖的記載。但查看明初長城的走勢，大致可知，大靖地區在明代立國不久，就被王朝放棄了。

明代長城也叫邊牆。古浪縣境內有三道邊牆通過，現存150.8公里，敵台烽燧103座。其一是黑松驛到泗水邊牆，即涼莊長城，連接莊浪衞（今永登）和涼州衞（今涼州），俗稱舊邊，大體為南北向，基本與今國道312線平行，修築於明弘治、正德時期，大靖孤懸於此長城以東約百里。二是胡家邊，大體為東西向，環繞土門堡，修築於嘉靖時期，大靖依然在此段長城以東70裏。

長城，在那個年代其實就是國界，或者説國界的實際控制線。從以上兩條長城的位置，可以確定，大靖地區，在明代開國不久後，就被迫放棄了。

那時候，大靖還叫“扒沙”， 昌靈山被稱為“小松山”，毛毛山被稱作“大松山”。而以扒沙為中心，囊括東至小松山，南至大松山，西到烏鞘嶺、古浪峽，北至騰格里的廣袤地區，被稱為松山地區。

有明一代，雖然將蒙古族勢力驅逐到了北方草原，但是由於民族生存空間發展的需求，由於對鐵器、茶葉、布匹和鹽等生活必須品的需求，也由於部分蒙古族領袖們重振遊牧民族精神、復興成吉思汗草原帝國榮耀的夢想，蒙古和明朝的戰事不斷，僅西北的戰爭就高達857次，甘肅鎮最多，達382次（《從“甘山初捷”到“松山大捷”》·張興年）。水草豐美、地處蒙明邊界的咽喉要地的松山和扒沙，必然是雙方爭奪的焦點。而扒沙和松山地區長期懸於邊牆之外的事實，也説明明朝在與蒙古爭奪這片土地的激烈角力中，處於下風。

明代進士陳棐，後來官至甘肅巡撫，曾寫下了兩首名為《聞扒沙邊警》的詩：

過午風塵搴日黃，

紅旗閃火甲鋪霜。

龍城管有驃姚將，

縛取扒沙台吉狼。

昨霄長矢射天狼，

頓見旄頭夜少光。

投筆請纓白麪事，

吉囊聽報遁歸忙。

陳棐，字文岡，河南鄢陵人。是嘉靖十四年（1535年）進士，其生卒年不詳。但這兩首詩應該寫於他中進士後到甘肅任職的年代，我們可以大膽推測，應寫在約1540—1555年間。從詩中描述的情景看，那時的扒沙，正是明蒙之間劍拔弩張激烈對峙的地帶。

元皇室及蒙古貴族退出中原地區不久，蒙古分裂為東西兩部 東部稱為韃靼，遊牧於漠北和漠南地區；西部稱為瓦刺，遊牧於漠西地區。

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韃靼土默特部的達延汗即可汗位，在梟雄迭起的封建割據時代，他一生致力於蒙古內部的統一，在蒙古歷史上是一位頗有作為的可汗。他首先擊殺了權臣亦思馬因，牢牢控制了韃靼部左翼的統治權，繼而矛頭直指亦卜剌等為首的右翼三萬户。在征服的初期，達延汗採取了聯姻的手段，但遭到亦卜剌的爽約。聯姻失敗後，他果斷採取政治干預措施，派次子烏魯斯博羅特為濟農（副王），統治右翼三萬户，但烏魯斯博羅特被亦卜剌等共同設計刺殺。達延汗聯姻失敗，派王也被殺，最終對右翼採取了興師討伐訴諸武力的措施，亦卜剌等敗亡西海。由此，使蒙古社會一度統一，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發展。

是時，在達延汗的追擊下，亦卜剌率眾一萬餘人逃出河套，輾轉往西，到達涼州，乞閒地安住，要求內附，被涼州守將拒絕，只好率部沿邊遊牧。明正德七年（1512年），亦卜剌進入今青海西北部，後又率部在扒沙松山地區及涼州一帶遊牧，並往返於青海、河西及賀蘭山地區，“春夏逐水草駐牧，秋冬踏河冰掠洮岷”。

明嘉靖年間，蒙古韃靼部在傑出領袖、達延汗之孫俺答汗（阿勒坦汗）的帶領下崛起，並挺進青海，一方面是消滅世仇亦卜剌，另一方面也是“羨青海富饒”，為本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開拓空間。俺答汗攜弟着力兔、宰僧，子阿赤兔等數萬眾，從河套南下西進，經阿拉善、景泰、經過鬆山地區，襲據青海。從此，扒沙就成了河套地區蒙古族進入青海的咽喉要地。

俺答汗來往於青海和河套，但有遠見的他留下小王子阿赤兔等駐紮在松山、扒沙這個要衝之地。自此始，韃靼勢力從河套到松山、青海連成一線，與大明帝國形成對峙，自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起，盤踞38年之久。

明萬曆九年（1581年），俺答汗去世後，西北蒙古各部出現“各酋渙散”不相統一的局面。在權力與利益的驅使下，內鬥與邊患再起，明朝在西北一線與蒙古的較量中被動挨打。

萬曆二十三年 （1595年）五月，大明帝國任命李汶為陝西三邊總督、任命田樂為甘肅巡撫；六月，任命涼州名將達云為西寧衞參將。在這些文武官員的齊心協力下，明廷連續在當年五月、八月、十月在青海、張掖等地發動戰爭，三戰而三捷，是為“湟中三捷”，致使西海蒙古各部渙散無力，元氣大傷。西海蒙古因此而由盛而衰，“海虜”的威脅至此基本解除。

經過“湟中三捷”的沉重打擊，西海、河西蒙古或遠徙、或藏匿、或歸附。明軍趁機築堡、募兵、冶鐵，固要害、密哨探。經過一番周密的政治、軍事準備，收復松山的時機已經成熟。

以現大靖為腹心的松山地區，“左擁蘭、靖，右護涼、古，前逼莊浪，兩河則腹心，甘鎮則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控制松山，就可憑藉祁連山天然屏障，割斷青海蒙古和河套蒙古之間的聯繫，軍事上可處於主動地位。松山，是河西防務要義所在。

古浪縣境內的三道明代邊牆，第三條就叫“松山新邊”。它築造於明末名垂青史的“松山大捷”之後。這也是有明一代最後一次修長城。

松山之戰，將誕生一個光榮而偉大的城堡——大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