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的民族英雄。”——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家)
“我從來沒有覺得魯迅的小説寫的好，他的小説寫的過於沉悶。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於發軔期尚未完全脱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王朔(當代作家)
“大體上來説，魯迅為其時代所擺佈，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夏志清(美籍華人，著名文學史家)
“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麼?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王蒙(共和國前任文化部長，當代著名作家)
以上言論均是對魯迅先生的不同角度的評價，我無法定義誰對誰錯，我反而覺得正因有如許對待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才使得魯迅的生命在其逝世多年之後仍能讓讀者覺得未曾遠去猶在眼前。但是今天我要寫的這個人，不是魯迅，而是他的愛人——許廣平。
許廣平是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1923年秋天，魯迅應好友許壽裳之邀，在此授課。
許廣平後來在描述初次見到魯迅時的場景時這樣寫道：“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來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髮，粗而且硬，筆挺的豎立著，真當得‘怒髮衝冠’的一個‘衝’字。一向以為這句話有點誇大，看到了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彎上，衣身上許多補釘，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製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人又鶻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釘，也遮蓋不住了。一句話説完：一團的黑。那補釘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別熠眼耀人。小姐們譁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也許有人這麼想。講授功課，在迅速的進行。當那笑聲還沒有停止的一剎那，人們不知為什麼全都肅然了。沒有一個人逃課，也沒有一個人在聽講之外，拿出什麼東西來偷偷做。鐘聲剛止，還來不及包圍著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許久許久，同學們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的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氣迴轉過來了。”此後，許廣平沉浸在魯迅上課的風采和學識中，她不僅回回聽課都坐第一排，有時更是聽得忘形而大膽直率地進行提問。想來，許廣平對魯迅朦朧的情愫大約就是在這每週30多小時的中國小説史的課堂上慢慢滋生出來的。
而讓他們之間真正開始產生交集的是當時女師大的一起著名的學生事件“驅楊運動”。
1925年3月11日，女師大發生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作為學生自治會總幹事的許廣平正是學潮中的骨幹。為了解除內心的迷茫和困惑，探討中國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動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
信中，她這樣寫道：“魯迅先生：現在執筆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點鐘中一點鐘小説史聽講的，是當你授課時，坐在頭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在聽講時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現在的青年的確一日日的墮入九層地獄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每星期中一小時的領教，可以快心壯氣，但是危險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過‘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呢?先生!你雖然很果決的平時是，但我現在希望你把果決的心意緩和一點，能夠拯拔得一個靈魂就先拯拔一個!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敬候撰安!謹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
魯迅在收到這封信當日，即提筆回信説：“廣平兄：今天收到來信，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寫下去看……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罷……以上，我自己的辦去〔法〕説完了，就是不過如此，而且近於遊戲，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軌上(人生或者有正軌罷，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寫了出來，未必於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寫出這些罷了。魯迅”
自打這第一封信起，魯迅與許廣平的書信來往逐漸頻繁起來。
魯迅後來將他與許廣平的信件收錄整理，出版成一本書，名為《兩地書》。《兩地書》共收錄信件一百三十五封，結集了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兩人的各類通信，從這本《兩地書》中，不難看出魯迅與許廣平兩人感情發展的脈絡。
書中第一部分收錄地址為北京，這一部分兩人所談內容基本圍繞女師大的各種運動，不涉及男女感情;第二部分信件地址為廈門與廣州，此時兩人已互訴愛慕，魯迅甚至出現過一天寫三封信寄給許廣平的情況，並且有時在信件中還會嗔怪許廣平回信太慢，這段時期二人的情意溢於言表;第三部分是北京與上海之間的通信，多為家書，所談較多生活瑣事，互為體貼關愛。
説起來似乎容易，但實際上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之路走得並不順暢，甚至可以説曲折坎坷，荊棘叢生。魯迅”侍母至孝“下的無愛婚姻
1906年7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在紹興魯鎮的周家，正熱熱鬧鬧地舉辦着一場舊式婚禮，新娘穿着中國傳統的大紅喜服戴着紅蓋頭被身邊人攙扶着進了門，新郎戴着一頭烏黑髮亮的假大辮子，穿着舊式長袍，頭戴紅纓禮帽，神情木訥，面無表情。二人在眾人的擁簇中完了婚。
新婚之夜，新娘靜靜守候在新郎一旁，但是新郎自始至終沒有和她説過一句話，他甚至未曾看她一眼。漫漫長夜，新郎兀自在書房看了一整夜的書，天一亮，便起身離開。第二日，新郎便搬去母親房中睡了。新郎是魯迅，新娘是他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長得不算好看，大大的額頭朝前突着，瘦長扁平的臉頰上生有一隻肥碩的鼻子，身材瘦小，還比魯迅大了三歲。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新思潮的引領者，很難想象魯迅竟會娶了朱安這樣大字不識一個，只知封建三綱五常的裹着小腳的女人。然而，這確實是事實。而這起無愛婚姻的誕生來自於魯迅母親的一封家書。
時間回溯到1906年春。此時，正在日本東京進行公費留學的魯迅突然間接到一封家書，家書裏説魯迅的母親得了重病，恐不久於人世，因而很想見一見自己的長子，希望魯迅能夠火速趕回老家，以使母子團聚。孝順的魯迅見到這封家書，立刻十萬火急趕回中國，結果到家之後迎接他的並不是家書中病重的母親，而是一場早已預謀好的婚禮。
得知這一切都只是一場騙他回來的伎倆，魯迅並沒有説什麼，而是遵從母親的心願，與母親欽定的兒媳成婚，三天期滿之後，魯迅便立即離開重返日本求學。當他離開家門的時候，有人問他：“這剛娶了娘子就走啊?”魯迅訕笑一下，説道：“不是我娶娘子，是老太太在娶媳婦。”
然而性格剛烈的魯迅何以如此聽從母親的安排，娶了一個與自己完全不相稱的夫人呢?這就要説到魯迅身上“侍母至孝”的性格和“寡母撫孤”對他的影響。
魯迅祖上家境殷實，歷代為官。然而到了父親周伯宜這一代，卻出了一個考場舞弊的事件，事發之後周伯宜被捕入獄，當時魯迅只有十三歲。周伯宜先是被判死緩，而後改為無期，最後於魯迅十六歲時死於獄中。小康之家遭此突變，家族的重擔落在了魯迅母親身上。魯迅身為長子，從小就目睹母親為了一家生計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對母親感念敬重，並由此產生“寡母撫孤”的情結，對母親更加孝順心疼。因而，母親在魯迅心中的地位是無可撼動的，為了讓母親生活順心，他選擇放棄自己的愛情，接受無愛婚姻。
後來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在《魯迅傳》裏揭秘了魯迅母親當初突然騙魯迅回鄉的原因：“有一天，我和魯迅在街上，看到一個日本婦女手裏抱着一個小孩兒，身邊還跟着兩個小孩兒，我們就熱心的幫這個婦女抱了一段孩子。”這一幕不知怎麼被傳回紹興，越傳越離譜，傳到魯迅母親耳朵裏時已經變成了這樣的版本：魯迅不僅在日本娶了妻，還生了孩子。魯迅母親這才慌張之下以病重騙得魯迅回來，迅速成親。而未曾退婚的原因還有兩個，一是在紹興，被退婚的女人將一輩子遭受恥辱，再難嫁人;二是魯迅以為自己在當時的反清運動中一定活不長久，既然如此不論娶的是誰，都無所謂了。這些原因，讓他甘願放棄自己的個人幸福，娶了一個不愛的女人。
而面對這一切，魯迅曾説過這樣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個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應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9年，魯迅回國，不得不開始和朱安共居於一個屋檐之下，面對這個一點感情也無的名義上的夫人，他選擇了分居。魯迅自己住一間屋子，朱安和母親住在一起。白天他們一同吃飯，晚上卻從來不共處一室。他依然不與她講話，彷彿她只是寄居於家裏的陌生人。
對於魯迅，朱安是渴望接近他的，她希望為他操持家事，生兒育女，她希望魯迅能夠真正接受她。嫁給他之前，她得知大先生不喜歡裹小腳的女人，於是特意穿了一雙大大的婚鞋，婚鞋裏塞滿棉花作填塞，結果下轎的時候一腳踩空，鞋子滑落下來露了餡兒，她緊張不已，生怕被他看見鄙夷。婚後三日，他便離家而去，她在心裏安慰自己，等到他回來，一切都會變好。結果一晃三年過去，回來的這個人依然是板着臉冷着眼，目光從未落在自己身上。同樣的，他也依然不碰她。人是回來了，只是一切都沒變好。
鄰居的小姑娘不解地問：“大師母，您難道不喜歡孩子嗎?”她知道這是問她為何還不生育，她落寞的嘆口氣，説道：“大先生連話都不跟我説，怎麼可能會有孩子呢?”
無愛便無性，沒有感情就絕不屈服於慾望，這是魯迅的愛情觀，也是當時的他在感情裏唯一可以自己決定的事情。他一直堅持到四十多歲，直到遇見了許廣平。
“神未必這樣想”“神未必這樣想”是英國詩人勃朗寧一首詩的標題，是魯迅當年在女師大講課時講給學生聽的。裏面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是忘年戀，男人比女人大很多歲，男人因為年齡差距一直不敢同女人結婚。十年後，女人委身於一個自己不愛的男人，男人依舊單身，交往了一個女演員。結果四個人都很不幸。男人這時候才明白，或許他當初的顧慮才是違背神明的意願的，因為，神未必這樣想。
魯迅當時在講課的時候，一定未曾想到，就是這樣一則故事，給自己昏暗無光的感情生活帶來了新的生機。
1925年10月20日，魯迅和許廣平正式相戀了。當二人的感情因長久的陪伴和精神的交流而日漸濃厚之時，大膽果敢的許廣平向魯迅表達了自己內心熾熱的情感。對於許廣平的表白，魯迅慌了。他第一次體會到愛情降臨的滋味，年少時對愛情的期待和遐想在他心中悄然復甦。但是他又實實在在明白自己與許廣平之間的距離。他給不了許廣平名分，更不能耽誤她的青春。
所以他拒絕了。他向許廣平歷陳自己種種不配的理由，並問説：“為什麼還要愛呢?”“先生，你會真的不懂得愛情嗎?你真要為這舊世界犧牲掉全部的生命嗎?”"不，是我不敢，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生怕辱沒了你。““可是神未必這樣想。”
他説她中毒太深，自己卻愣了許久。當許廣平握住魯迅的手的時候，他停頓了一下，終於緩緩回握她的手，説道：“你勝利了。”
他們的結合，更像是私定終身。戀愛着的兩個人，刨除種種現實的顧慮，自在大膽地相愛着，任何人也不傷害，也無意傷害任何人。然而在那樣風雲變幻的時代，在種種的道德壓制下，這種自由結合終於還是被當做離經叛道的歪風邪氣傳開了去。結果不出所料，外界的挖苦抨擊如大雪襲城，讓人渾身刺冷。
我看民國文人的感情，每每覺得諷刺可笑。口中説着與原配沒有感情因而尋花問柳流連風月的文人一抓一大把，不見誰真的管住了自己下半身的衝動而不碰原配夫人的。照樣是那一邊説着不愛，這一邊生兒育女。在感情和慾望方面，魯迅顯然比這些偽聖人的境界高出太多。
在當時的社會，魯迅與許廣平的這種結合像一根利刺，直接刺向那些偽正義道德評判家們的胸口。所以這些在原來的陣營裏可能水火不容的人，反倒在對付與大環境不相容的魯迅身上迅速地團結在一起，口不積德手不留情。
魯迅的學生這樣寫文諷刺他：“魯迅先生，昨與某某諸人同席，二人宣稱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髮生關係，實為思想落伍者，此事關係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時以為笑談資料。後學周伯超上言。”
學生的冷嘲熱諷尚且不算什麼，真正讓魯迅大為光火的是1930年4月17日登載在《益世報》上的一篇文章，該文這樣寫道：“世間稱四十左右曰危險時期，對於名利，特別是色，時常露出好些醜態，普通男女私情我們可以不管，但如見一個社會棟樑高談闊論女權或社會改革，卻照例納妾等等，那有如無產首領，浸在高貴的温泉裏，命令大眾衝鋒，未免可笑，大家應當留心，不要上當。”
這篇文章在眾多言辭激烈的討伐文中原本並不出挑，但引起魯迅憤然的是這篇文章的作者，魯迅的親弟弟，周作人。
外界的不理解加上冷嘲熱諷，並沒有擊垮這對戀人。許廣平堅強不屈的性格更使她堅定不移地與魯迅攜手走在一起，絲毫不懼壓迫不畏風雨，“心換着心，為人類工作，攜手偕行。”在散文詩《風子是我的愛》中，許廣平將自己的感情盡情表達：“即使風子有它自己的偉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於我們不相干，於你們無關係，總之，風子是我的愛……” “風子”即指魯迅。
魯迅後來在《兩地書》的序言中，這樣説道：“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污衊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卻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紀念，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並且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此中甘苦兩心知”許廣平自幼性格叛逆，做事頗有主見。她不願纏足，就和父親鬥爭，使得父親最終服軟;她要和男孩子一樣讀書上學堂，自稱詩人的父親起初不同意，後來也拗不過她態度堅決由她去了;然而她最出名的事例當屬拒不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愛情婚姻皆由自己做主，與剛出生就締結婚約的馬家解除約定，北上求學。
翻看現存的照片可以發現，許廣平長得並不漂亮。五官端正，沉靜樸素，無驚豔之姿，但讓人舒適。
與魯迅戀愛之前，她便做好了準備，當時，她跟魯迅所能選擇的唯一的結合方式，就是同居。許廣平後來對此説道：”我們以為兩性生活，是除了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而彼此間情投意合，像同志一樣期待，相親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任何的俗套。我們不是一切的舊禮教都要打破嗎?所以，假使彼此間某一方面不滿意，絕不需要爭吵，也用不着法律解決，我自己是準備着始終能自立謀生的，如果遇到沒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麼馬上各走各的路。“
且不説這段話是否含有心酸的成分，單論許廣平對這段關係的認識程度和期許，便足夠讓我欣賞。愛，但不附着;在一起，但不消耗;知道感情的最好狀態，也同樣能夠面對分離和破碎，進退怡然。即便是放到當今社會，這種態度也依然是兩性關係的一根標杆。身處民國時期的許廣平，已經走在了二十一世紀許多女性的前面。
還是戀愛的時候，魯迅和許廣平分隔兩地。魯迅在廈門，許廣平在廣州。這段時間，是戀愛孕育發酵的時期，魯迅在信裏發誓般地告訴許廣平，“聽講的學生中有女生五人，我決定目不斜視，而且將來永遠如此，直到離開廈門。”許廣平看了信，直笑幸好這樣幼稚的信件沒有別人看到。
戀愛中的魯迅幾乎天天都要去學校郵政代辦所等信，量得學校至代辦所距離八十步;他還經常半夜翻越柵欄將信投入所外的郵筒中，被許廣平嗔怪“傻氣的傻子”，命令他不許半夜投信，怕有危險;許廣平給他寄了一個包裹，他打開一看，是一件許廣平親手織就的“温暖牌背心”，他立即穿在身上，拍了一張照片，在回信裏説：“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這樣就可以過冬，無需棉袍了。“
在之後的信裏，許廣平開始叫魯迅“小白象”、“MYDEARTEACHER”,而魯迅則稱她為”乖姑“、”小刺蝟“。據説《兩地書》中，還有許多”darling””honey”的甜膩詞彙被隱去了，換上了比較莊重的稱呼。一想到一臉嚴肅禁慾氣質的中年魯迅眯着笑眼寫出如此多情的話語，我就要感嘆一番愛情力量的偉大。誰能想到一個隨時都會擼起袖子跟人爭執的暴躁男人居然會在一個小自己許多歲的女學生面前如此柔情似水，架子全無?
1927年10月30日，魯迅和許廣平在短暫分開之後，齊聚於上海，開始了他們的同居生活。此時二人還不便公開戀情，魯迅對外稱許廣平為自己的助手，在這座三層的小樓裏，魯迅住二樓，許廣平住三樓。
1929年，許廣平意外懷孕，孕期五個月的時候，魯迅陸續向朋友們公開兩人的關係。而許廣平懷孕的消息讓魯迅母親魯瑞非常高興，同居生活得到母親默許。
9月26日，許廣平臨產，住進醫院。手術途中許廣平難產，大人和小孩只能救一個，醫生告知魯迅實情，魯迅沒有絲毫猶豫堅決地告訴醫生救大人。結果手術轉危為安，大人和孩子都活了下來。
許廣平後來出院，回到家中，驚喜地發現魯迅按照育嬰要求將家中一應傢俱重新佈置清洗，而在往常，魯迅是從來不操心這些家庭瑣事的。
之前看一些相關的文章資料，對魯迅與許廣平感情的評價，基本分為兩派。一派讚揚其二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忘年之戀的精神;另一派指責魯迅對許廣平並不夠好，在這段感情裏許廣平也並不幸福。
誠然，要説許廣平不幸，似乎是有理有據的。戀愛是她主動提出，也是她主動握着那雙粗糙的手，告訴他，他可以愛;她小他17歲，而他的身體又不怎樣好，未來總是預料不清充滿動盪;因為原配夫人的問題，她放棄了名分，甘願做一個隱身於他身邊默默為他奉獻的女人;剛剛戀愛的時候，魯迅還帶她一同去杭州遊玩，還會為了照顧她的近視為她買最好的電影票，可是在一起之後，這些事情是幾乎沒有了，她想去公園走走，他卻説公園嘛，就是進了大門，左邊一條道，右邊一些樹;共同生活之後，魯迅喜歡北方口味，許廣平曾建議每月十五塊錢請個廚子，當時魯迅一月的工資為兩百，但魯迅覺得貴，可以把這筆錢省下來做其他事情，於是許廣平又擔起了煮飯婆的重任……
這許許多多的瑣事，似乎證明了魯迅消逝的愛和過度自我的本性，也似乎證明了許廣平感情生活的不幸。
但這些真的足以證明許廣平生活得如此不幸福嗎?當初握緊魯迅的雙手，決定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追求愛情的時候，許廣平難道一丁點也未預料到以後的生活嗎?他們相戀的時候，她已經27歲，與魯迅相識兩年。此前，她曾為自己力爭婚姻自由，並且擁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初戀，在感情上，她顯然比魯迅感悟更多也更加成熟。這樣一個女人，即便是被愛情所引誘，也依然在內心保有自己的一份堅持。食得鹹魚抵得渴，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種道理她又怎會不知?
當魯迅告訴她，他今生只愛她一人的時候，所有的得失利弊已經不再重要。更何況，魯迅確實做到了。
蔣錫金先生在《長懷許廣平先生》中是這樣評價許廣平的：”她對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種犧牲，是一種自願的犧牲，並不是受了什麼懇請或逼迫;作為一個追求獨立人格的女性先鋒，並不以犧牲為滿足。因為犧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自己獨立價值的否定。如果是完全的、絕對的否定，就與封建的婦道沒有明顯的區別了。但許廣平畢竟是許廣平，即使犧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種獨立性。
我相信這段描述更接近許廣平本身。她明知前路泥濘，也依然願意和魯迅攜手同行;她明知魯迅放在自己身上的擔子沉重，卻從不報以任何怨言。這大概就是許廣平與“封建婦道”的區別，這是她的主動選擇，她不抱怨，亦不後悔。換種角度來看，這未嘗不是一種人格的獨立。
1936年10月，魯迅與世長辭，去世前，魯迅對許廣平交待説：“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然而許廣平並未忘記他，她依然為他完成未竟之事，為他獨善其身。
1968年3月3日，許廣平因為“四人幫”偷竊魯迅全部書信手稿的事情受到刺激，心臟病突發，逝於北京，終年70歲。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這首詩是魯迅在他們相識十年之時，寫給許廣平的。生活的諸多磨難，別人的揣度譏諷，環境的日益艱辛……這些都沒有打敗這對攜手同行了十年的愛人。説他們幸福也好，不幸也罷，不過依舊是旁人臆斷，生活的真相永遠只有當事人才有資格説清楚。正應了那句“此中甘苦兩心知”，許廣平的幸與不幸，只有魯迅和她自己才能公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