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喜歡看放大的《穠芳詩帖》。局部就好。
趙佶的瘦金體，在每個字收筆的時候，有一種劍氣般的流動。像是一片長得極好的竹葉，被勁風吹過時精神抖擻，細膩的紋路隨風舒展開來。筆畫轉動時誇張的提頓，像瘦韌的竹節，所以從竹節上伸展開的經脈儘管險峻但不突兀。
看他的字，好像聽見有風的秋夜裏一半青俊一半枯萎的竹葉沙沙搖動，有畫面，有聲音，是享受。這時候我會選擇性的遺忘這是個直接造成北宋滅亡的爛老闆。我一直不喜歡趙佶和李煜。哪怕他們是著名的文藝青年，也不能掩蓋做皇帝而沒能守住國家領土的劣跡——極度缺乏職業操守。
但是對《穠芳詩帖》着了迷，我就都不管了。
見色起意，十分不堪。宋徽宗趙佶不是一個道德上十分完美的人。北宋滅亡前第三任皇帝哲宗沒有兒子，只好在兄弟裏挑繼任者。挑到趙佶頭上，蘇軾曾經的朋友章惇就反對把他立為儲君，説他“輕佻”——趙佶的“輕佻”就是聰明活潑，對不該感興趣的東西十分有興趣，比如説筆墨丹青，奇花異石，聲色犬馬，修道成仙。專注是人人都喜歡的個性，但專注以致痴迷，以致終成癖好，卻大多為世所不容，也是蠻奇怪的。
因為他是個亡國皇帝，所有的錯事一下子都能從他的行事作風，性格習慣上找到蛛絲馬跡。因為他愛好足球，就讓球踢得好的高俅有了可乘之機，因為他愛好書法，就讓字寫得好的蔡京大權獨攬。為了證明他的無能，後代留傳了很多傳説和讖語來證明，他的確是個身上帶煞，不祥不幸的人。
傳説他的生日跟李煜是同一天，所以是亡國君王李後主轉世來禍害趙家的江山。傳説他為了去妓院跟李師師相會，專門在皇宮裏挖了地道。陸游在《老學庵筆記》裏寫，靖康年間在北宋東京流行一種紋樣，由桃花杏花荷花和梅花組成——是一年四季的花卉，於是這種紋樣就被叫做“一年景”。而靖康年，是北宋最後一個年號，維持不到一年，正應了“一年景”的短暫，陸游給這次亡國找到的理由，是穿錯了衣服紋樣——“服妖”。
北宋滅亡的前一年，徽宗退位，新即位的欽宗也沒能力挽狂瀾。金人攻破國都，徽宗被俘虜遠徙黑龍江五國城，類似《宋俘記》《北狩見聞錄》的筆記小説寫了徽宗一路上無數的屈辱：被要求脱光上衣披着羊皮祭祀金人的祖先，死去之後，屍體一半被火焚一半被棍子打爛扔在坑裏。觸目驚心，像是R級片。
這是導遊喜歡的歷史故事，然而特別煩人，一點新意也沒有——反正古人要攻訐某個人，不是貪錢，就是好色，然後五花八門的報應不爽，不得好死。先蓋一個“壞人”戳，而後拿去大染缸裏添油加醋隨便編排，反正一個壞人死了，不值得喊冤。滿滿文人的市儈。
但我寧願看見一個有道德缺陷的人創造的巨大浪漫，我樂得看他們“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哪怕一杯酒喝完就掉河裏摔死，我也喜歡他們喝酒時候的瀟灑。
像是趙佶在書畫上的簽字，一個拉長的“天”字。仔細觀察他不同的簽字，總有微妙的不同。把《五色鸚鵡圖》《池塘秋晚圖》和《梅花繡眼圖》的花押摳出來，那個“天”字最後一筆拉長的收尾，從直直垂落到向一邊擺動，像是唐人漂亮的帽子——幞頭。每幅圖筆勢時時的變幻，是走動時幞頭兩側隨步而動的軟翅。這字據説是代表“天下一人”。不管寫了什麼，那種閒適的意態，總讓我想到莊子的那句“栩栩然，胡蝶也”。
栩栩然，是欣喜而得意的樣子。莊子寫過一個故事，説有天他做夢變成了蝴蝶，但蝴蝶卻説是自己做夢變成了莊周。變成蝴蝶的莊周“栩栩然”，變成莊周的蝴蝶“蘧蘧然”，不管他是誰，以怎樣的形態出現，總是一副志得意滿一無掛礙的樣子。而趙佶，他藏在一個小字裏，像是墨色的蝴蝶，也許一眨眼，就飛走了——晚年經受的離徙，身後揹負的罵名在此時不存在，就不用提起。
曇花一現，之後的枯萎並不減損它一瞬間的無比光華;張生愛上崔鶯鶯是“臨去秋波那一轉”，那之後的相聚分離，白頭到老還是始亂終棄，對於愛情，都不重要。可後人大多勢利眼，你是怎樣的人其實沒關係，看你留下多少錢，看你給後代掙了多少地，看你是不是掛得住“成功人士”的名頭。
最近剛巧竇文濤，蔣勳和陳丹青都談起了宋徽宗，從他們的描述裏，有一點能明白後代的人，對於他的人生抱有怎樣的觀感。
竇文濤繪聲繪色描述了筆記小説裏不厭其煩描述的屈辱虐待，徽宗的女兒和老婆怎樣一個接一個的被金人擄走，他自己怎樣被囚禁在地窖裏，死了也沒有全屍——這是關於徽宗的描述裏，最喜聞樂見的一種。是不是真的不要緊，看一個品味優雅，並且有錢去保持高雅的人最終跌進塵土裏還被踩一腳，這種心理快感，就好像文革時候王光美被紅衞兵要求穿着旗袍，戴着乒乓球做的珍珠項鍊遊街一樣，古今一體。
蔣勳説他好看，説徽宗的畫像是中國的皇帝裏最好看的那張——陸游曾經寫過一回趙佶的出行搭配——“服慄玉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乘七寶輦”。他戴玉冠，簪玉簪，批一領火紅的鶴氅，坐在七寶輦車上，自然像神仙下凡。趙佶現在的畫像出自明代的故宮南燻殿，正好穿着紅色的絳紗袍，並且很有藝術感的選了側面坐姿——反正很會擺弄。
陳丹青並沒有説徽宗。他説了徽宗曾經創造的巨大浪漫，像一個無力保護自己心愛孩子的父親，他親眼看着這些浪漫土崩瓦解。陳丹青説，在被押解北去的路上，當時最出色的藝術家很多也被押解隨行，那位畫出《千里江山圖》的少年王希孟已經死了，可是，那位畫出《清明上河圖》的張擇端也許在。
這是一個只出現在趙佶治下的藝術界。繁榮卻又不惡俗，精品迭出，書畫，陶瓷，造園……好像要佔盡以後年代的風頭才罷休。而藝術家，詩人和學者扎堆，品味再高，行為再奇詭，也總有一個只講品味不談三觀的人來懂得。米芾是一個看上了喜歡的東西就一哭二鬧三上吊的神經病，徽宗招他去寫字，招待一塊好硯台，他寫完便抱着不撒手，説硯台已經被污染，皇帝不能用了，徽宗便送給他。徽宗的姑父王詵，是英宗的女婿，王詵對公主不忠，但有好的詩畫鑑賞才能，徽宗與他親厚，常常來往。王詵有一個從蘇軾那邊要來的僕人球技好，剛巧被徽宗碰見，他也不顧尊卑之別，直接在花園裏跟僕人切磋起球技，這人就是高俅。
這樣的藝術界，來得快去得也快。作為這一切最痴心的贊助商，趙佶應該是傷心的。傳説在押解的路上，他被虐待，聽説自己的妻子兒女被侮辱，他都無動於衷，只是當聽説他精心收藏的書籍圖冊被金人哄搶一空的時候，哭了起來。
寫他，總想起唐人高蟾的詩——曾伴浮雲歸晚翠，猶陪落日泛秋聲。世間無限丹青手，一片傷心畫不成。
趙佶沒有畫過傷心，雖然他可以輕易的描畫各種不同的趣味——寫實的《芙蓉錦雞》，構圖與造型在他的時代都是“先鋒”的《瑞鶴圖》，他也可以以文人的趣味去畫《雪江歸棹》。我甚至不知道傳説是他的作品裏，多少是他自己的親筆，多少是別人對他審美意志的實現。他的審美趣味包羅萬象又極度精準，他知道怎樣用最四兩撥千斤的辦法去描述抽象的境界。可是，在他被囚禁在東北農村，最傷心的時候，在他寫出“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的時候，他也沒有畫過傷心。
也許在最傷心的時候，人是沒有力氣表達的。況且不夠理直氣壯，眼淚鼻涕也扳不回敗局。或者，對於無心去懂的人，不談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