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西漢 《敦煌馬圈灣木簡》
圖2 唐《妙法蓮華經玄贊卷第六》（P.4502）
敦煌是草書的發源地之一，首先要關注的是兩漢時期出現了大量的簡牘文書，其書體除了常用的隸書以外，還有大量的草書存在，並且風格豐富多樣，這必然會對當地的書風產生影響。如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的木簡（圖1），其用筆靈動、率性，結字簡便，然體勢仍受到隸書的影響，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妙法蓮華經玄贊卷第六》（P.4502）（圖2）頗有其韻致，只是前者用筆多絞轉，點畫較為渾樸，後者則強化了提按的變化，點畫顯空靈。
圖3 漢 張芝《秋涼平善帖》
圖4 晉 索靖《七月帖
圖5 唐 《乙丑年二月十七日交割倉內什物歷》 （BD16291
圖6 晉 《樓蘭殘紙
其次，漢末魏晉以來，敦煌出現了張芝和索靖這樣的名家，並且這兩位書家均擅寫草書，培養了大批弟子，韋誕、鍾繇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另外，還有張旭的季弟張昶，亦擅長章草，其書風類似其兄，人稱“亞聖”，可見，張芝的草書在當時長安以西地區頗為風行，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流派，這在某種程度上對魏晉的書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敦煌發現的寫卷中，有一些敦煌本土風格的寫卷，以及民間日常書寫的文書等，其書風大多古樸自然，結字寬博，有的具有漢代簡牘的餘韻，相對於中原書風來説有一定的滯後性，然其地域性特點較為明顯（圖3、圖4）。20 世紀初，西域樓蘭地區出土的大量簡紙墨跡，非常真實地展現出了魏晉時期樓蘭地區獨特的地域書風（圖5），這種書風和敦煌書風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都具有章草的意味，或古拙醇厚，或率意自然（圖6），但樓蘭殘紙和敦煌遺書的草書仍有不同，一是時間跨度小，各個時期書體的豐富性方面不及敦煌：樓蘭殘紙大多是兩晉和十六國時期的作品，時間跨度約為154 年，唐代經歷了289 年，時間跨度大，並且敦煌有能反映出唐代各個時期對敦煌影響的寫本存在；二是書寫者的身份亦有不同，一為當時官吏、軍士或庶民所寫，二為僧侶或經生所寫，當然，也包括一小部分其他身份人的寫本存在。
圖7 唐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P.4052）
圖8 唐 《唯識宗疏釋》（BD16369）
圖9 唐 《恪法師第一抄》（4978)
敦煌本土風格的寫本，在兩漢和魏晉的書風傳承下，顯現出獨特的地域書風，但由於受到取法或師承以及寫手天分和工具材料的影響，仍會出現和而不同的書法風格，現選取有代表性的中外所藏敦煌草書經卷寫本進行分析。以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因明入正理論後疏》（P.4052）（圖7）、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唯識宗疏釋》（BD16369）（圖8）和遼寧省博物館藏《恪法師第一抄》（4978）（圖9）為例。
圖10 唐 《唯識宗疏釋》與西晉陸機《平復帖》（BD16369）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P.4052）有烏絲欄，章法茂密而能通透，因勢生形，一任天然。饒宗頤先生認為：“此卷字極草，運筆圓熟。字不連綿，而意趣一貫。字體寬壯沉厚，可見唐人草法。”《恪法師第一抄》（4978），是對窺基《妙法蓮花經玄贊》的疏釋，屬於佛教中唯識宗的內容，曾被上虞羅雪堂收藏，後入藏遼寧省博物館。卷中時有添字和塗改，筆者推測應為弟子或信徒記錄乃師講經的筆記。《唯識宗疏釋》（BD16369）是國家圖書館藏的唐代敦煌草書殘紙，書風內斂，點畫綿厚古樸，與西晉《平復帖》書風相似（圖10）。
圖11 轉折對比
這三件唐代敦煌草書寫本書風古樸含蓄，用筆起收不着痕跡，點畫樸厚沉實，饒有古法。在轉折處，呈現出四種方圓不一的形態，一是在轉處提筆向右下直折，這種轉折顯得硬朗乾脆，呈現方勢（圖11—A）；二是轉處做頓筆的動作，但在轉的行筆過程中筆鋒無須提起，否則轉折處邊緣會有圭角的出現，這種寫法呈現了內圓外方的形態（圖11—B）；三是使轉，點畫圓轉流暢，由於寫本的字小，僅有手指輔之手腕的內部運動才能寫出，在運筆過程中筆鋒絞轉，筆鋒偏於線的內側，造成內實外虛的肌理效果（圖11—C）；四是通過前一點畫的筆勢直接轉，在轉後筆鋒直往下行，筆鋒保持中鋒，形成內方外圓的形態（圖11—D）。
通過這四種轉折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出，它們並沒有受到唐代楷書的影響，無論是初唐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還是盛唐的顏真卿，他們在轉折處有明顯的動作，或是提筆做頓筆的動作，或是斷開另起筆，這種方中寓圓、圓中寓方的手法更多的是受到“舊體”的影響，甚至是為便於急速抄寫而為之。圓轉的筆勢屬於順勢，書寫過程中比較暢達，方折屬於逆勢，書寫起來不便於流暢。
綜上所述，這三件具有“舊體”書風的唐代敦煌草書寫本，無論是從用筆還是結字及其章法來看，顯然都受到了敦煌本土書風的影響，並且是在不斷地發展演變中形成了具有其時代特色的草書風格。書者在偏遠的西北地區，對於信息和時代風尚的接收不可能像中原地區那麼直接，但對西北地區章草遺風的繼承和吸收尤顯可貴。因此，敦煌能出現這樣風格的作品也是合乎歷史規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