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場上,公務接待一直都是個敏感話題,其中充斥着古代官僚體系裏的潛規則。古代官員不搞實業,不搞投資,衙門公賬上也沒有公務接待的預算,那麼,這筆“招待費”該從哪出呢?
説白了,不外乎是向老百姓加收雜税,“取之於民”。
萬曆年間,有個姓吳的進士被安排到吳縣擔任縣令。吳縣令走馬上任沒多久,便開始叫苦不迭。無處訴苦的吳縣令只能給袁宏道寫信發牢騷:現在我算知道當官有多苦了,做縣令更苦,做吳縣的縣令簡直苦得無以復加,連牛馬都不如。
為什麼吳縣令會這麼認為呢?
因為“上官如雲,過客如雨”,每個造訪吳縣的達官顯貴,吳縣令都得請客招待。
根據《萍州可談》記載,北宋監司的辦事處設在杭州。監司們換了一批又一批,這個去了那個又來,為了安頓這些中央特派員,杭州地方政府專門安排一名副職負責接待這些監司。蘇東坡在杭州當通判時,就負責過接待工作。不過,蘇東坡的酒量有點糟糕,為了讓上級領導開心,蘇東坡往往會喝得酩酊大醉。長久之下,蘇東坡身心俱疲,發牢騷説這個差事真是“酒食地獄”。
由此可見,基層官員每天陪吃陪喝可不是什麼美差,反倒是一種痛苦的折磨。
為了減輕這種折磨,官員們只能想辦法周旋,讓自己逃離酒局。蘇東坡比較聰明,在後來的公務接待中,他每次都會安排一批“小姐”,讓赴宴的高官們將注意力放在女妓身上,自己趁機休息一下。
官場的權力分配,要遵守一種基本原則,那就是:上級對下屬的考核和監察。
不是每個下屬都辦事得當,因此許多屈居人下的官員想到了另一種辦法,那就是討好乃至逢迎上級。久而久之,溜鬚拍馬、阿諛奉承成了下級官員的“分內之事”。由此,能否做好公務接待,成了官員能力的重要指標。
在清人所著的《學治續説》中,作者反覆強調了接待工作的重要性。此外,《學治續説》的作者還總結了一些接待技巧與禁忌,例如上級身邊的隨從一定要安排妥當。
為了更加直觀地闡述這一觀點,作者給出了事例:
浙江有個政績不錯的縣官,省級的領導對縣官的印象不錯,準備拉他一把。某次,省級領導外出視察,途經這個縣。縣官比較懂事,早就將供給準備齊全。不過,縣官忽略了省領導身邊的小吏,沒將小吏安排妥當。領導蒞臨縣城之前,小吏從中作梗,暗中撤掉了縣官准備好的供給。縣領導來到縣城後,覺得縣官有意怠慢,大為光火,後來便找個理由參了縣官一本,撤了他的職務。
歷朝歷代,這種現象不勝枚舉。從封建王朝官僚體系成型開始,公務接待中的不正之風便愈演愈烈。明朝時期,巡撫出巡期間,沿途地區的州官縣官,必須恭恭敬敬地跪在官道上迎接上司,風雨無阻。如果時運不濟,趕上下雨下雪,這些州官縣官難免“陷膝污泥”,狼狽不堪。
到了清朝,公務接待更加離譜,為了接待朝廷下派的欽差大臣,地方官“數十里外設馬為長探,二十里內設馬為短探,無不竭力趨蹌”,一個比一個誇張,爭先恐後地為欽差大人留下好印象。清朝兵部主事管志道回憶道,早年他在家鄉讀書時,曾親眼看見縣官為了迎接巡撫,馬屁拍到了馬桶上,連廁所都佈置得像皇宮一樣,尿壺都是用貂皮包裹的。
與下級們諂諛獻媚的態度相對應,上級官員及其身邊的隨從作威作福,更是司空見慣。
明憲宗時期,通政司葉參議陪着大理寺的高官卿熊概去東南巡視。一行人來到嘉興後,地方官將他們安排在公館中。卿熊概見公館破破爛爛,覺得自己受到怠慢,命令手下將負責接待的小吏痛打了一頓,打完之後還罵罵咧咧不肯善罷甘休。葉參議心下不忍,背地裏對那些捱揍的小吏説:“你們就當是長教訓了吧,早年我也像你們一樣,受了許多打罵,這才混到今天的地步。”
乾隆年間,廣西學政梅立本奉命前往鬱林州為科舉監考,當地知縣楊某接待了梅立本。自梅大人四月來到鬱林,到五月一日離開,在一個月的時間裏梅立本僅給楊某二十六兩銀子的“蔬菜費”。反觀楊知縣,不僅要自掏腰包負責梅立本及其手下的吃穿用度,還得準備幾份禮物,幾乎掏空了腰包。饒是如此,梅立本及其隨從仍覺得接待水平不夠,屢次刁難楊知縣,還打了楊知縣安排的供梅立本差遣的小吏。
聽説自己派出的小吏捱了頓揍,楊知縣跑到公館求梅立本高抬貴手,梅立本當即恐嚇道:“雖説你我同年登科,但你的事辦的欠妥,別怪我不顧同年之誼,我必須要參究你。”聽完這句話,楊知縣嚇得面如死灰,跪在地上連連磕頭,對梅立本説道:“卑職剛剛就任,許多情況不瞭解,還望大人高抬貴手,多多指教。”梅立本不屑一顧地説:“既然不懂,那就回家問家人吧。”語畢,梅立本轉身就走,不再理會跪在地上的楊知縣。
後來,楊知縣提高了接待標準,力求盡善盡美。然而,梅立本仍不斷找茬,稱楊知縣準備的轎子規格不夠,命令楊知縣重新準備。由於次日梅立本便要啓程,楊知縣一時間不知去哪裏找更高規格的轎子,無奈之下只能將自己的轎子送給梅立本。第二天,楊知縣一大早便跑到公館,請求送梅大人一程,然而梅立本根本不接見楊知縣,把他晾在公館外置之不理。無奈之下,楊知縣只能跑到城門口的大江橋上,等梅立本路過。
當時大雨傾盆,梅立本卻磨磨蹭蹭,遲遲不肯出發,故意讓楊知縣和縣裏的小吏們在城外挨澆。説起來,楊知縣與梅立本同年登科,不過兩人的境遇不同,楊知縣官運不濟,梅立本平步青雲,兩人的地位懸殊。楊知縣飽讀詩書,骨子裏有讀書人的傲氣,見梅立本一再羞辱自己,羞憤難忍的楊知縣竟拔刀自刎。這件事上達天聽,引起了乾隆的重視。經過一番調查,乾隆發現了梅立本自擾地方、作威作福的行為。最終,乾隆下令處死梅立本,算是給楊知縣一個交待。
古代官員送起禮來有多誇張?
且看明嘉靖年間的兵部尚書翟鑾。翟大人奉命前往邊塞,犒勞戍邊的將士。邊關的地方官聽説翟鑾到來,早早守在官道上,唯恐怠慢了翟鑾。為了讓翟鑾不虛此行,每個邊區的官員都準備了豐厚的禮物。等到翟鑾返京時,邊區官員送的禮物竟裝滿了一千張大車。
總而言之,吃喝、送禮,基本就是古代官場公務接待中的常態。早在永樂一朝,就有人抨擊這種現象:“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在所有中央下派的特派員中,屬“欽差”的地位最高。地方官一聽説欽差大人即將到來,無不望風迎接,生怕比其他同僚慢一步。至於公款吃喝、公款送禮,早就是約定俗成的規矩,是公務接待中必不可少的一環。
除了被接待的高官外,高官的隨從也很體面,他們亦會收到地方官奉上的“辛苦費”。根據官職的尊卑不同,隨從人員能領到的“辛苦費”不等,普通的小廝能拿到幾十兩,陪同的官員能拿到數百兩。比較有意思的是,由於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曾出台過禁止上級官員收禮的政策,所以朝廷特派的大員很少會收現金,至少不會在大庭廣眾下收錢。通常來説,欽差、欽使在返京後,地方官才會將“心意”通過錢莊郵到欽差的家中。
提起公務接待,總是離不開飲宴娛樂,道光朝的大臣張集馨記述:每次接待上級,都要準備‘戲宴’兩班,將上級領導安排在上席的五桌,將領導的隨從安排在中席的十四桌。上席準備的菜餚相當高端,必有燕窩燒烤;中席稍次之,但也有魚翅海蔘。不論寒暑,這種“戲宴”都會持續到後半夜,在宴席結束後,請客的地方官會將貴賓逐一送出,將他們扶上馬車,“逐次揖送”。這還不算完,等領導們回到下榻的公館,地方官還要安排手下小吏按照名帖,前往公館“道乏”。
什麼是“道乏”呢?
説白了就是讓小廝跟領導道晚安:領導今天的安排還滿意否?領導明天的行程是怎樣安排的?領導早些休息云云。每次“戲宴”,從請戲班、打賞下人到準備菜餚、美酒,大概要花上二三百金。
正所謂“凡有陋規之處,必多應酬。取之於民,用之於官,諺所謂‘以公濟公,非實宦橐’,歷久相沿,已成常例”,官員們迎來送往,最後苦的還是老百姓。
參考資料:
【《萍州可談》、《學治續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