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如何建立現代的真實心靈？

哲學家羅伯特·所羅門曾寫有一本名叫《大問題》的書，這是一本膾炙人口的哲學導論，書名的“大問題”，不僅顯示了這些哲學命題的“根本性”，同樣也喻示了這些問題並非囿於哲學專業內部，而是所有關心人類智識生活的人都繞不開的問題。不過，在學科專業化分工日益細密的今天，“小而精”的專家式研究備受青睞，對“大問題”的探討，常常需要承擔來自多方的質疑。這一點，從讀者們對大衞·克里斯蒂安、尤瓦爾·赫拉利等“大歷史”作者的評價中便不難發現。

在中國思想界，金觀濤關注的議題常常都是這類“大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嘗試將科學方法引入社科研究，到上世紀90年代利用數據庫開展的觀念史研究，他不僅著述頗豐，且視野常常貫通古今，融貫文理，瞄準根本性的議題，完全反學科專業分工之道而行。如今，年過古稀的他將思考的關注點聚焦到了哲學。今年，金觀濤的新著《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出版，在其中，他提出了有關“真實性哲學”的構想。

這是在思想的抽象階梯繼續向上的攀爬，但同時也是為了回應最具體的現實關切。2020年，新冠病毒的暴發致使世界進入“大封鎖”狀態。這不僅是一場公共衞生的危機，同樣也使得許多深層次的政治、社會問題暴露。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正難以阻擋，“後真相”日益成為一種另類的“共識”。正如金觀濤在書的開篇所言，“很多人的心態都回到了19世紀”。

不過在他看來，這種心靈的倒退並非全因一場病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淵源。其中特別需要提及的是20世紀發生在哲學思想中的語言學轉向，這場轉向對符號與經驗的區分，摧毀了人類文化中的宏大敍事，導致了“真實心靈”的瓦解，進而引發了科學烏托邦對人文主義的征服、終極關懷的失落等一系列我們耳熟能詳的問題。而為了更好地面對這些人類的根本困境，需要重建一種找回真實心靈的哲學。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消失的真實》導論部分，有刪改。

《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作者: 金觀濤，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3月

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回顧20世紀的另外兩件大事：一是20世紀科學革命，特別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出現；二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幾個世紀以來，人們見證了顛覆性的科學革命相繼發生，從哥白尼“日心説”、牛頓力學到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理論的徹底變革似乎成了科學發展的常態。大家一度樂觀地相信，進入21世紀以後還會有新的科學革命，但事實上並沒有。換言之，科學理論雖然仍在不斷進步，但是告別了革命。為什麼20世紀會發生科學革命呢？隨着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成為現代科學的基石，為什麼科學理論不再出現“範式轉移”？對此，哲學家知之甚少。20世紀的科學哲學家——從魯道夫·卡爾納普、卡爾·波普爾到托馬斯·庫恩，他們對科學革命的解釋最後都被證明是有問題的，他們對“什麼是現代科學”的哲學探索也都以失敗告終。也就是説，人類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科學知識進步，掌握了越來越發達的技術，但在整體上理解現代科學碰到了巨大的困難。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失敗與第二輪全球化的價值基礎遭受挫折是一對孿生兄弟。

20世紀人類思想界還發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自從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之後，基督教在西方一天天退出公共生活。在價值多元主義的背後，是人文精神的淪喪。自17世紀現代社會在天主教文明的土壤中起源以來，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人文價值一直是和科學並列的存在。人文精神和科學技術共同維繫着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但20世紀人文精神面臨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一次又一次的轟炸。即使在極權主義消弭後，人文精神仍不斷受到虛無主義浪潮的衝擊。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後現代主義興起，批判的人文精神再一次嘗試重振力量，卻沒能恢復自己的活力。後現代主義退潮之後，人文精神終於伴隨20世紀的終結一起壽終正寢。

一個沒有人文精神的科學世界必定是畸形的，其後果是科學烏托邦的興起，它除了為新形態的極權主義在21世紀提供正當性外，還意味着技術壓倒科學，成為一種新的宗教。當人們不知道科學是什麼，而只有具體的科技知識時，科學烏托邦的泛濫也就不可阻擋。什麼是科學烏托邦？我們可以以生命科學為例進行説明。今天，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學的新進展引發了人類生活前所未有的鉅變，然而人對生命的宏觀理解，遠遠跟不上對生物細節知識的瞭解和操縱。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技術主宰了整個科學，人類開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谷歌的首席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甚至預言人類在2045年將實現永生。科學烏托邦指的正是這種對科學技術的盲目迷信。

在社會事實公共性消失，人們不能理解20世紀科學技術革命，以及人文精神衰落這三件事的背後，存在着一個共同的內核，那就是在高科技日新月異、生產力增長一日千里的今天，人對真實性的判斷力日益狹窄和模糊。所謂真實性判斷力的“狹窄”，指的是當下只有具體的科學技術才具有無可懷疑的真實性，而對社會事實的公共性以及“什麼是科學”這些整體性問題，大多數人失去了判別能力。所謂真實性判斷力的“模糊”，指的是真實性反思能力的喪失。為什麼人文精神會衰落？原因是很多人認為過去的信仰和道德是假的。那麼為什麼過去人們視其為真呢？對此，大多數人不去思考或沒有能力思考。2016年，《牛津英語詞典》宣佈“後真相”（post-truth）成為年度詞彙。自此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為人類社會正在進入“後真相時代”。所謂後真相時代，正是源於人們失去了全面而整體的真實性判斷力。我們把全面而整體的真實性判斷力稱為真實的心靈，這樣，上述種種現象的思想根源可以統稱為真實心靈的解體。

金觀濤,1947年生於浙江義烏，197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著有《消失的真實》、《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 、《系統的哲學》《中國思想史十講（上卷）》《系統醫學原理》（合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與劉青峯合著）《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與劉青峯合著）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失去全面而整體的真實性判斷力，居然和20世紀哲學革命有關。眾所周知，人類通過語言即符號系統把握世界，但我們一直不知道什麼是符號。為什麼人可以使用符號？這就相當於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裏，不可能認識水給其帶來了怎樣的限制。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用如下比喻來形容20世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正如魚可以躍出水面觀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學家發現世界和語言同構，認識到形而上學是語言誤用帶來的錯覺。

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是人類思想的一場偉大解放，它是和20世紀科學革命同等重要的認識論革命。不同於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的建立，這是一場禁錮人思想的革命。在維特根斯坦這位公認的天才作為哲學革命代表的背後，是哲學被閹割，其創造性被束縛在牢籠之中。我們可以用邏輯經驗論和分析哲學的興起來説明這一點，正如卡爾納普所主張的，哲學家的唯一工作變成了語言分析，一方面將無意義的形而上學的句子分揀出來，另一方面，剩餘的有意義的句子被分成兩類：一是可由邏輯和語法確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對世界進行描述的、具有經驗意義的句子，前者交給數學家、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分析，後者則交給科學家。這樣一來，人類似乎就可以找出語言是如何把握對象的，從而勾勒出思想運作的大結構。這確實是一種很精彩的哲學想象，但結果是哲學再也不能承擔起重建人文精神的任務，“大寫的人”萎縮了。人的理想也隨着哲學的死亡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或許有人會説，無論是人文精神的衰落還是人類不能理解現代科學，都對應20世紀人類精神世界的某種變化和認識論困境，語言學轉向則意味着哲學終於意識到自己是什麼，從而取消了自身所揹負的重擔，因此我們不能將它們聯繫起來。這種貌似有理的觀點忽視了哲學革命對真實性判據的巨大沖擊。自語言學轉向之後，哲學家明確認識到符號和對象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約定，符號串用自身結構來表達對象的結構。因符號串本身沒有真實性，它只能從經驗那裏獲得真實性，這樣一來，只有科學和邏輯為真。人文精神失去了真實基礎，因此必然走向衰落。換言之，科學陳述之所以為真，是因為它能被經驗證明且符合邏輯。符號的發現不僅將真實性窄化為科學事實，還取消了符號和任何整體的真實性研究的意義。這不是正好證明了上文提出的人們對世界真實性的判斷力日益狹窄和模糊嗎？

我要強調的是：對現代性、民族主義的反思和科學哲學同時產生，又同時失敗，這並不是偶然巧合！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人類退回19世紀的思想狀態，使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回潮。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作為第二次全球化價值基礎的各種信念不堪一擊，好比是建立在沙灘之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第二次全球化的基本觀念沒有17世紀現代思想那樣的真實性基礎。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極權主義興起，雖然促使自由主義思想家反思現代價值的基礎，但這一反思的對象過於狹窄，僅限於社會制度、政治哲學和相應的價值層面。例如，哈耶克的理論只是用市場經濟來為現代社會辯護；無論是羅納德·德沃金的法哲學，還是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都只能在法律和政治哲學領域論證現代社會的正當性。一旦社會問題超過專業領域，這些自由主義理論必定束手無策。

為什麼支持第二次全球化的新觀念系統如此狹窄呢？原因正是哲學革命摧毀了一切宏大敍事的真實性。哲學革命之後，人文領域普遍的理論和形而上學之間的界限依舊模糊不清。在很多人看來，如同早期自由主義那樣廣闊宏大的理論在學術上毫無意義。因此，我們必須改進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讓人類對現代性、科學和生命意義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一努力無功而返，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哲學被困在語言分析的牢籠中。事實上，哲學革命不僅沒有用新的符號真實觀來為現代社會建立更堅實的價值基礎，反而否定了符號系統本身的真實性，從而加劇了真實心靈解體的趨勢。

《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作者: 金觀濤，版本: 東方出版社 2021年6月

現在我們可以對20世紀社會思想的危機和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做一總結。自現代社會誕生以來，人類對真實性的整體判斷能力在科技和經濟發展中就存在不斷狹窄化和模糊化的趨勢。哲學革命摧毀了符號系統本身具有真實性的根據。這樣一來，任何一種為現代價值提供正當性的理論必須建立在科學之上，而這又不可能實現。因此，除了具體的科學技術外，宗教、道德和普遍的人文理論都沒有真實性。作為現代社會基礎的真實心靈完全解體了。

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嗎？為了剖析真實心靈走向解體的歷史過程，必須先嚴格界定真實性。21世紀人類知識爆炸，事物各式各樣的細節都有準確定義。只有一件事情在專門化研究之外，那就是真實性本身。我認為，真實性是主體對對象的一種最基本的感覺和判斷，它規定了主體對這一對象是忽略還是注意。這種最基本的感覺和判斷，是進一步評價對象、規定自己和對象關係的前提。它是人類生存的條件，也是對科學和政治社會、哲學領域進行探索的認識論基石。

真實心靈的形成可追溯至軸心文明的起源。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最早注意到，公元前數百年間出現了與消逝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截然不同的不死的文化。此後，西方學術界用“超越突破”的概念來深化這一發現。我在《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中進一步發展了上述研究。我認為“超越突破”的本質是人從社會中走出來，尋找不依賴於社會的生命終極意義。一種非社會的主體性由此起源。我把經過“超越突破”的文明稱作“軸心文明”。因為人是面對死亡的存在，為了克服死亡，人必須尋找能夠超越死亡的意義，即“終極關懷”。我在《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中證明：超越突破只存在4種不同的類型。我稱之為4種超越視野，它們分別是：（1）希伯來救贖宗教；（2）印度解脱宗教；（3）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認知理性；（4）中國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傳統文明。任何一種超越視野都包含相應的終極關懷及其規定的價值和經驗，它們回答了生死問題並給出了“應然社會”的組織藍圖。從此以後，不死的文明和獨立於社會的主體產生了，它們一直是現代社會的基礎。其中，認知理性（發現自然法則）因無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義，最終與希伯來救贖宗教結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

自軸心時代以來，人一直是三種真實性之載體。第一，每個人時刻面對外部世界，可區分對象是否真實並對其做出判斷和反應，我稱之為經驗（包括通過廣義的技術感受到）的真實性；第二，主體每天面對自己，自我作為一個行動和價值的載體，存在着行動意義和價值的真實感，我稱之為價值的真實性；第三，人是面對死亡的存在，在意識到死亡不可避免時，主體會對生命終極意義之拷問做出回答，並伴隨有相應的思考和行動，我稱之為終極關懷的真實性。

在各個軸心文明，上述三種真實性都是互相整合的。它們構成了人類真實的心靈，真實心靈是傳統文化的基石。現代性起源於希伯來宗教和認知理性的分離並存，在這一過程中，認知理性進一步演變為現代科學。我在第一編中會詳細論述這一過程。從此以後，互相整合的三種真實性開始分離，並在各自的展開中走向對自身的理解。這是真實性的大解放，但人們不知道，這三種真實性本來是互相維繫的；一旦發生分裂，每一種真實性會隨着社會發展（現代性展開）和各自依據的認識論邏輯而變化。只有在現代社會的早期，三種互相分離的真實性仍然存在，即人還具有真實的心靈。隨着三種真實性互相維繫機制的消失，其長程後果只能是三種真實性分別基於不同的認識論。這三種認識論因缺乏高層次的反思而不能建立互相維繫的機制，並在發展中各自趨於畸變甚至消失，結果就是真實心靈的解體。也就是説，真實心靈的解體是現代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

卡爾·雅斯貝爾斯。德國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基督教存在主義的代表。在他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著名的“軸心時代”觀點。

最先發生動搖的是終極關懷的真實性基礎。眾所周知，在傳統社會，個人權利不具有正當性，因為它和三種真實性互相維繫的機制是矛盾的。個人權利來自自然法，它是天主教文明中對上帝的信仰和認知理性互相分離的結果。現代社會的誕生，是自然法向個人權利的轉化。個人權利成為現代社會最基本的價值，這意味着人可以從某一種終極關懷中走出來，甚至自由地選擇終極關懷。這時，維繫終極關懷穩定的基礎已經不再存在，其真實性之喪失是遲早的事。

一旦對上帝的信仰和認知理性分離並存，不斷擴張的認知理性遲早會認識到經驗事實是客觀的，價值是主觀的，結果是主觀價值論興起。加之人們可以自由地選擇終極關懷，價值和終極關懷的聯繫自此斷裂，後果是兩者都喪失真實性。這一真實心靈的解體在現代性傳播的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亦更波瀾壯闊。現代性起源於加爾文宗社會，美國憲法本來基於聖約，即人在上帝面前的誓約，它和對上帝的信仰（終極關懷）直接相關。其他文明要學習現代性、建立現代社會，不可能立足於聖約，因此民族主義作為整合現代價值的前提興起了。然而，民族主義不可能成為獨立個人的終極關懷，其後果必定是終極關懷和價值真實性的喪失。事實上，隨着民族至高無上的主張引起世界大戰，人們開始反思民族主義帶來的意識形態災難，這時他們會再一次把現代社會的希望寄託於作為現代性起源地的英美社會。然而，這些社會也只能用功利主義的主觀價值論作為現代價值的基礎，價值公共性的消失必定導致真實心靈的解體。

由此可見，20世紀哲學革命是多麼重要，它從符號和對象之間的關係這一全新視角來考察真實性，意味着人類真實觀的大解放，這本應該成為重建現代真實心靈的前提。新的哲學應該再一次論證終極關懷和人文世界的意義，指出其真實性並非科學真實所能取代，然而它不僅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廢除了哲學的功能。因此，軸心時代以來形成的真實心靈被摧毀之後，遲遲不能進行重建。

當終極關懷和價值真實性不存在時，科技和經濟的不斷髮展成為人類唯一的目標，但科學技術所依賴的真實性能一直存在下去嗎？啓蒙運動以來，經驗真實性進一步蜕變為與主體無關的客觀真實。進入21世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和虛擬真實的擴張，導致客觀真實也處於瓦解中。一方面，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便捷的信息獲取渠道；另一方面，社交網絡上充斥着各種虛假信息。真假信息的邊界日益模糊，一個真假不分的世界必然是混沌和動盪的。

下面我舉兩個例子來説明當今世界在真實性判斷上的混亂。一個例子是科學領域符號真實和經驗真實的混淆。2019年4月，全球多位科學家同時公佈了黑洞的照片。這張照片是由200多名科研人員歷時十餘年，從四大洲8個觀測點“捕獲”的視覺證據，證實了廣義相對論對黑洞存在的預見。

發現黑洞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在此，我要分析的不是這一發現的真實性，而是黑洞的照片究竟意味着什麼。根據以往的經驗，照片上拍到的東西都是經驗真實。這張照片無疑是科學界向大眾展示黑洞存在的證據，但我要問：這張照片真的如通常的照片那樣證明了未知對象的存在嗎？它是真的嗎？事實上，黑洞是時空奇異點，它是數學符號真實而不是科學經驗真實。所謂的黑洞照片“捕獲”的也僅僅是黑洞邊上的光環。我們在理解這張照片的意義時，混淆了數學符號真實和科學經驗真實。或許科學家拿出照片時是知道這一點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社會大眾對這種混淆毫無感覺。

《後真相時代：當真相被操縱、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作者: [英] 赫克託·麥克唐納，版本: 後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9年7月

根據20世紀語言哲學，符號的真實性必須來自經驗，否則便無意義。這種意識已經深入人文、社會和宗教領域。數學是一種符號系統，自然語言是另一種符號系統，如果我們把上述黑洞的例子換成自然語言的例子，人們就很容易意識到混淆符號和經驗是不妥的。根據《聖經》，上帝是存在的。在很多哲學家看來，上帝只是一個自然語言的符號。在閲讀自然語言文本時，必須嚴格區分純符號和代表經驗對象的符號。前者不是真的，後者才是真的。我要追問：為什麼在科學領域，我們認同純符號真實和經驗真實可以混淆，並拿出黑洞的照片，而在人文社會領域，在用自然語言表達對象時，純符號和代表經驗真實的符號卻要區分開來呢？黑洞作為數學符號真實是存在的，為什麼同樣作為符號的上帝不存在呢？這裏我無意探討宗教的問題，只是想借這個例子來説明：20世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帶來的誤區，正是造成各種思想困境的內在根源。

人類正陷於嚴重的精神分裂。一些人對科學極端推崇，他們將數學符號視作新的上帝，認為人類極有可能生活在高級文明創造的虛擬世界中。在另一些人心中，宗教信仰無疑是真實的，它不僅不受理性的約束，反而是反理性的，各種極端主義思想在此觀念支配下興起。今日我們應如何認識符號和經驗的關係？在什麼情況下，符號可以嵌入經驗世界？在什麼情況下不能？沒有一個哲學家可以做出回答。

另一個例子是所謂的“用數字説話”。近年來人們幾乎在大數據和真相之間畫了等號，但大數據真的能使我們更深刻地洞察世界嗎？在2019年年末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大數據發揮了奇怪的作用。有時，那些實時更新的、精確的數字確實指出不同社會疫情的狀況，但很多情況下，其反而會使人看不到真相。美國天普大學的一位數學系教授指出，表面上精密的疫情數據其實包含着大量的不確定性。一是基本數據的不確定，如死亡率和感染率，到底有多少人因疫情而死亡？考慮到存在大量未經檢測就接受治療的人，以及無症狀感染者的存在，如何確證實際感染人數？二是醫療機構和媒體報道這些數據的方式可能帶來的歪曲，比如某日某地新增病例數一夜增加了10倍，這可能僅僅是因為之前疫情檢測不足，一旦擴大病毒測試範圍，自然會帶來病例數的成倍增長。這些統計數字最終帶來的是社會日益加重的撕裂和恐懼。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大數據之間並不自洽。這一切表明：不同的大數據背後隱藏着不同文化、制度之下傳染病的不同互動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真正影響不僅是人命損失，還作為一種催化劑導致不同社會觀念的鉅變。這一點是當今所有大數據分析都難以看到的。

上述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當“真”和“假”、經驗和符號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時，我們還能判斷理論出了什麼問題嗎？還能對那些不斷異化、出乎我們意料的計劃和構想做出合理的修正嗎？如果説在人文和歷史中根本不存在真實性，那歷史的教訓還有什麼意義呢？20世紀，人們一度相信歷史是有規律的，結果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導致極權主義興起。21世紀，人們否定了歷史的規律，卻詭異地發現歷史正在重複。

今天，我們有繁華的物質文明，但反觀人類的心靈，從來沒有像今日這般脆弱、害怕死亡、懦弱和怯於反抗。人類當代的科技已經足以支撐我們到火星上去生活——只要我們有勇氣。但我們有這樣的勇氣嗎？我們有包含這樣技術的心靈嗎？沒有！我認為，如果沒有這樣的心靈，不僅慘痛的歷史教訓會被漠視，歷史上一再出現的災難會重演，而且我們的科學技術成就在100多年後也會被遺忘。所以，今天人文學者要做的事情，是重建人類真實而宏大的心靈，這個心靈可以與我們的科學技術相匹配，而這絕對不會從技術本身或從科學專業研究中產生出來。

今天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問題：如何才能建立一個人有尊嚴的社會？只有存在有尊嚴的人生，才會存在一個人有尊嚴的社會。一個人只有具備真實的心靈，才能獲得有尊嚴的人生。因此，文化和社會重建的核心，是重建現代社會的真實心靈。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傳統社會的真實心靈是不可能恢復的。在現代社會，如何恢復終極關懷的真實性，並使其和價值與經驗的真實性互相維繫，使人再一次成為三種真實性的載體，這是時代向哲學家提出的問題，我稱之為真實性哲學的探討。

“真實性哲學”一詞是我提出的。我之所以將真實性和哲學研究相提並論，是想從更高的層次來把握今天哲學研究的方向。其實，只要從西方哲學史中走出來，分析各軸心文明價值系統的問題，哲學就會從起源於古希臘文明的“愛智”中走出來，轉向其隱藏在深處的本質即真實性的探討。不同軸心文明有着不同的超越視野，每一種超越視野都有各自的終極關懷和價值，以及由終極關懷、價值整合的經驗。也就是説，不同軸心文明的真實心靈並不相同，古希臘文明的“愛智”對理性和真實的追求，只是軸心文明的真實心靈之一。正因如此，今日軸心文明及其現代轉型的文化研究，應該以真實性哲學作為框架。相應的研究問題是傳統社會真實心靈的結構，以及現代性展開如何導致傳統社會真實心靈的解體。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研究真實心靈是否必定與現代性相矛盾，以及如何建立現代的真實心靈。

摘編、導語 | 劉亞光

編輯｜張婷

導語校對｜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