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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爾帕夏火車站：德土同盟的見證
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馬爾馬拉海的交匯處，遠眺伊斯坦布爾的老城區（法蒂赫區），或是站在14世紀熱那亞人所見的加拉達石塔上俯瞰：一座座巍峨的清真寺，矗立在不同的山丘之上，碧海藍天的映襯下，格外壯美，詮釋了這座千年古都“七丘之城”的美譽。
蘇萊曼尼耶清真寺、聖索菲亞大教堂以及旁邊的藍色清真寺，這些構成老城區天際線的宏偉建築廣為人知。但當你走過一座座帶有歐式風格的奧斯曼建築前，卻又是另一番景象。
與君士坦丁大帝運來的埃及方尖碑、阿波羅之柱，以及查士丁尼重建的聖索菲亞大教堂這些千年古蹟相比，這些近代建築的歷史也就100多年，顯得格外年輕。
但它們同樣滄桑，其古典與近現代相結合的建築風格，將伊斯蘭的藝術傳統與與歐洲近代工藝完美結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現着帝國最後的輝煌，以及背後的掙扎與艱難。
法蒂赫是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最大的地區，是市內的中心區域，即1453年5月29日奧斯曼帝國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取的伊斯坦布爾，故法蒂赫至今被稱為“真正的伊斯坦布爾”或“原始的伊斯坦布爾”。圖為1890年的伊斯坦布爾老城區法蒂赫。
奧斯曼的“洋務”先驅
但在底萬大街的西端，有一座八角形的大理石白色建築，上有穹頂，顯得格外別緻。
這座建築並不高大，卻不乏雍容華貴的氣勢。在它西側100米左右的地方，也就是葉尼舍裏大街（Yeni?eriler Cd.）的東端，還矗立着一根包裹着黑色鋼箍的石柱。這根石柱是1700年前君士坦丁大帝為了裝飾新首都，從羅馬搬運過來的阿波羅之柱。
與這座千年遺址相比，這座白色大理石建築修建於19世紀中葉，其歷史都比不過前者的零頭，但兩者都體現了環地中海世界兩大帝國的掙扎。
右側是白色大理石穹頂建築，左側可見君士坦丁大帝搬來的阿波羅之柱 本文除註明外圖均由作者本人拍攝
這座白色的大理石建築深處鬧市，周圍不但有着土耳其人自己的商店、餐廳，還有星巴克、漢堡王這些國際連鎖快餐。但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這是一座安葬着三位蘇丹的陵墓！中國的帝陵絕大多數都在遠離市井的郊外，周外還是茂密的樹木，這反映出生死觀的差異。
官方給這座建築標註的英文名稱是“馬哈茂德二世的陵墓與陵園”（Tomb and Cemetery of Mahmud II）。是的，這座為安葬馬哈茂德二世蘇丹（在位1808-1839年）而修建的穹頂建築，還連帶着一個不大的陵園，“安葬着大臣、作家、詩人，他們大都於1840至1920年間安葬於此。”
從陵園進入這座大理石穹頂建築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大殿。殿門的牌匾上書寫着精美的“泰斯米”，殿內安放着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勒·阿齊茲（在位：1861-1876）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1876-1909）這三位蘇丹的棺槨，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皇室成員。
這座陵園的管理體現了伊斯坦布爾的開放與包容。與聖索菲亞大教堂以及託普卡帕宮等“博物館”不同，它與伊斯坦布爾的很多清真寺一樣，並不收費，也不限制任何人蔘觀。
馬哈茂德二世的陵墓與陵園殿內穹頂，水晶燈是當時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所贈。右為拿破崙三世所贈的掛鐘。
這座陵墓是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在位：1839-1861）為其父馬哈茂德二世所建。圖中的水晶燈是當時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所贈。此外，殿內還有拿破崙三世所贈的掛鐘。這就反映了當時奧斯曼與英法良好的外交關係。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奧斯曼帝國就是搭乘英法的戰車，取得了對俄羅斯的勝利。甚至這一時期著名的“坦齊馬特”改革，多多少少也有帶有迎合英國價值觀的意思。但隨後殘酷的國際局勢證明，英法兩國不能挽救奧斯曼的命運。奧斯曼君臣不得不轉向新興的德意志帝國。
大殿後排靠窗的地方，安放着三個巨大的棺槨，即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勒·阿齊茲（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馬哈茂德二世，堪稱奧斯曼的洋務先驅。如果大清帝國的洋務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算，則比奧斯曼帝國晚了將近半個世紀左右。
當然，奧斯曼帝國對歐洲文明的吸收與借鑑，要遠遠早於19世紀。很多環地中海沿岸的伊斯蘭國家，與歐洲文明並不遙遠。再加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一些淵源，歷史上的穆斯林積極吸取了歐洲文明的優秀成果，並將其與東方的波斯文明相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燦爛的伊斯蘭文明。這種包容與開放，對於將版圖開拓到歐洲的奧斯曼帝國來説，更加明顯。
例如在奧斯曼時代，“君士坦丁尼亞”仍然被官方作為正式名稱，頻繁使用。而今天使用的“伊斯坦布爾”這個名字，也來自於希臘人。而這座陵墓附近那個君士坦丁之柱，也一直保留至今。
但當時的奧斯曼帝國畢竟存在着頑固的保守勢力。在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的時候，蘇丹謝里姆三世建立新軍，試圖擺脱保守的葉尼舍裏軍團，但卻慘遭廢除。但馬哈茂德二世即位後，卻成功以鐵腕手段剷除了抵制改革的保守勢力。
他的近代化改革已經不侷限在軍事領域。其中最為明顯的一個表現，就是他親自帶頭，讓奧斯曼高層換上了“洋裝”。
當然，服飾的改變，本身不能改變國家與社會，但卻充分表現了帝國核心圈學習西方的熱情，更在心理上減少了各階層民眾對於外來文化的陌生與排斥，從社會心理層面減少了改革的阻力。相較而言，大清帝國即便到了最後的十年，其領導核心也沒有大規模換裝。
但馬哈茂德二世並沒有改變帝國的頹勢。掌控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名義上只是奧斯曼蘇丹的藩臣，但就是這位藩臣派遣埃及大軍，揮師東進，佔了奧斯曼在今天敍利亞的領土，甚至挺近安納托利亞高原，進入帝國腹地，嚴重威脅了帝國的生存。
1839年，馬哈茂德二世蘇丹面對岌岌可危的江山，含恨而終。但奧斯曼的改革並沒有終結。在此後的30多年時間內，奧斯曼帝國進入了“坦齊馬特”時代，改革已經深入到社會各個方面，甚至到了1876年，奧斯曼帝國頒佈了第一步憲法，召開了國會。如果把奧斯曼帝國算做一個亞洲國家，那它的憲政之路堪稱亞洲之最，要比日本領先了13年。
但這部憲法誕生不久後，奧斯曼帝國就與沙俄陷入了戰爭。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軍事改革，奧斯曼軍隊在戰場上表現頑強，給俄軍造成了巨大的殺傷。但奧斯曼軍隊在局部戰場上的勝利，並不能阻擋俄軍兵臨城下。
馬哈茂德二世的孫子，34歲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是在這種險境中，繼承了皇位，成為奧斯曼乃至中東近代史一位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關於他的評價，至今仍然是中東世界一個重要話題。
前來緬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土耳其人。根據筆者與他們的交流，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他們心中不僅僅奧斯曼的皇帝，也是哈里發。
受西方價值觀影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經常被描述成一位專制、獨裁、守舊的暴君形象。這樣的歷史形象，也往往主導着很多中國讀者對他的瞭解。
但陵園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介紹卻又是截然相反的開明形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蘇丹頒佈了奧斯曼帝國的第一部憲法，開議會、創辦綜合性學校，修建鐵路、電車、電報，此外他實行的改革還涉及文化、交通、公共工程等領域。”當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不久，就關閉了國會，直到30年後才被迫重開，這也是很多人指責他“專制獨裁”的理由。
伊斯坦布爾大學的校門
從這座陵墓往西走，大約一公里的路程，穿過巴耶齊德廣場，就會看到伊斯坦布爾大學主校區的校門。其氣魄之宏偉，完全可以通過圖片予以展現，無須贅言。門上用現代土耳其語（拉丁字母）拼寫着“伊斯坦布爾大學”，其下方正中央的阿拉伯字母文字，或許是奧斯曼文，但用阿拉伯語也能看出是“軍務衙門”的意思。
的確，這一開始並不是伊斯坦布爾大學的所在地，而是奧斯曼末期的戰爭部，由法國建築師設計，建成於1870年，正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齊茲在位期間。
1923年，取代奧斯曼王朝的土耳其共和國將首都遷至安卡拉，戰爭部也就將這個辦公地點移交給了伊斯坦布爾大學。作為奧斯曼末期的軍事中樞，這個地方應該見證了奧斯曼帝國最後50年在軍事上的掙扎與自強。
對於不幸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言，他剛即位不久，就趕上了俄土戰爭。但他卻在1897年對希臘的戰爭中為祖國洗刷了恥辱，當時奧斯曼軍隊大敗希臘，檢驗了這位蘇丹在位20年來於軍事領域的努力。
進入校園內，就能感受到年輕人的朝氣與活力。宗教與世俗相對立的二元敍事，在此變成了宗教與世俗的共存與包容，看不見兩者的衝突。與伊斯坦布爾很多地方一樣，戴頭巾的女孩與長髮飄飄的閨蜜行走一起，絲毫感受不到雙方之間的隔膜。
校園中，還矗立着一座建於馬哈茂德二世時期（1826年）的巨型石塔，也為校園增添了幾分滄桑與底藴。
而伊斯坦布爾大學本身也不乏歷史的積澱。今天伊斯坦布爾大學的校史會追溯到1846年的“學堂”（Darülfünün），1870年更名為“奧斯曼學堂”，設有文學、法律及科技等專業。1881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關閉了這所學校，但又在1900年予以復建，並重新命名，英譯為“帝國大學”，較之前增加了更多的專業。當然，伊斯坦布爾大學只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教育領域的一個縮影。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這位蘇丹建立了中學教育體系，也創辦了許多軍事與技術學校。
學生們在建於馬哈茂德二世時期（1826年）的巨型石塔下喝咖啡聊天。這座石塔最初的功用是檢測火情。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2公里左右的聖索菲亞大教堂附近。
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與藍色清真寺的中間，又一個不太大的亭子。如果不知道，恐怕很多人會誤以為是一座墓。但它實際上是為紀念德國皇帝威廉二世1898年第二次到訪君士坦丁堡所建，英譯“German Fountain”。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時期，威廉二世兩次訪問奧斯曼帝國，凸顯了兩國關係之親密，也説明沒落的奧斯曼帝國，仍然是歐洲博弈中不可忽視的一方。青年土耳其黨在1909年廢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後，他們控制的奧斯曼帝國仍然奉行親德的外交路線。這説明奧斯曼末期，帝國的親德外交具有深刻的內在邏輯，很難因為掌權者的更迭而發生變化。
紀念威廉二世到訪的“亭子”，背景中右側是聖索菲亞大教堂。
奧斯曼帝國與德國合作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鐵路。威廉二世為了與英國、沙俄爭奪世界霸權，試圖修建從柏林經過君士坦丁堡，即昔日的拜占庭，直到巴格達的鐵路，即國際關係史著名的“3B鐵路”計劃。
面臨國家的分裂主義危險，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試圖通過鐵路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控，同時也可以促進國內的交流，增加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認同。對於蘇丹來説，他更想修建一條從大馬士革通往麥地那的“漢志鐵路”。而從大馬士革到君士坦丁堡，也同樣需要鐵路。如此，德國人修建的海德爾帕夏火車站，就成為帝國鐵路網上的一顆樞紐。
空中俯瞰海德爾帕夏火車站 資料 圖
海德爾帕夏火車站內部 wikipedia 圖
2019年，正在維修中的海德爾帕夏火車站。
圖上這個城堡式建築，位於今天伊斯坦布爾亞洲區，竣工於1909年8月，正好用來為新登基的蘇丹穆罕默德五世獻禮。當然，廣義上的海德爾帕夏火車站始建於1871年，1890年開始通車。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末期，火車站成為了巴格達鐵路（3B鐵路從巴格達到君士坦丁堡段）與漢志鐵路的最北端。1906年，圖片中的這棟城堡式火車站開始動工，由德國工程師參與建築，其位置也位於當時的德國人聚居區。
對比19世紀中期奧斯曼眾多的法式建築，德式的海德爾帕夏火車站似乎反映了奧斯曼人對外心態的轉變，也可以説是歐洲列強在奧斯曼帝國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
當然，奧斯曼人的親德路線有着充分的理由，至少新興的德意志帝國在工藝上表現出強大的後勁。
結合上述奧斯曼末期的建築，再對比一下19世紀的北京城，就會發現無論就近代化的起步時間，還是就統治核心的改革熱情而言，奧斯曼都要遠超清朝。所以，今天石油資源並不算豐富的土耳其共和國，能夠躋身G20行列，並具有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離不開奧斯曼蘇丹們所積累的堅實基礎。但在中東獨樹一幟的土耳其，到了世界舞台，畢竟只是一箇中等強國。而反觀起步慢的中國，今天卻是在各個領域後來居上。這其中的原因是多元的，但看看奧斯曼帝國昔日的版圖，再對比一下今天土耳其共和國的疆域，或許就會發現其中的關鍵。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世界史專業博士生，關注中東政治。）
作者：白雲天 編輯：徐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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