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 平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家鄉開始任教時，差兩個月滿十八歲。那是我小學和初中的母校，我的老師一轉身都成了我的同事，所以，尚且年少的我，就是想裝個大也裝不起來。別的什麼也裝不成，那就只有裝一裝文學了。我穿上了喇叭褲和尖頭皮鞋，先把自己武裝成了文學青年必須的樣子，然後，廢寢忘食地讀，熬更守夜地寫。瞎碰幾年，一個字沒有發表，倒把自己裝成了大齡青年，不過也好像有了一點資本，可以在出道更晚的青年教師面前裝一個大了。
肖篤勇，就在那些比我年齡小的教師裏面。
當時，他從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了村小任教，看上去卻有一點一來就裝大的苗頭。不過，沒聽説他愛文學，文學青年他是裝不起來。我們沒有共同語言，加之我在高乎其上的完小，實在記不起來跟他有過什麼交往。何況，一年以後，我就調離了那兒，然後輾轉騰挪到了成都。
肖篤勇，從此杳無消息。我早就不敢裝什麼大了，卻也把他忘了。
幾年前的一天，他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自報家門，我卻一下子就想起了他當年的樣子，稚氣未脱，血氣方剛。我們在都市重逢，已經距離我們在鄉間分別三十年了。他幾乎沒有多大變化，依然是一個小夥子。我們在一間茶舍坐下來，一聊才知道，我離開不久他也離開了那兒，後來也離開了家鄉，後來也到了成都任教。如今，他是一所名校的高中英語教師。文學依舊還可以裝一裝，英語卻是裝不出來的，我聽了他的經歷，佩服佩服。
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對我説，他想搞寫作，想當作家。他説，那是他的一個夢，兒時的一個夢。就是説，我們在鄉下初見之時就該聽到他這個話了，他竟然瞞了三十多年。我不敢裝老師，卻想以謙遜的口氣裝一個大，告訴他，文學不是英語，不是靠着死記硬背的功夫就可以成功的。我最終沒有説出來，何況，他已經把稿件帶來了。
他還帶來了一份“宣言書”。
那是一份縱論文學大勢、指點文學江山的滔滔雄文，一萬餘字，“我認為”這三個字貫穿全篇。一個在文壇摸爬滾打幾十年的作家，也不一定有這個膽氣，但是肖篤勇顯然沒有這個考量。他只顧着把想説的話説出來，只顧着表明他的夢想並非空中樓閣。他是來告訴我，他要打有準備之仗。
我當時就想，他這個性子，他這個幹勁，還真是應該搞文學的。但是，兄弟，你可能來遲了！
我剛委婉地表達了這一層意思，就聽見他鮮明地表明瞭他的態度，好飯不怕晚！
那麼，還是讓作品説話吧。
我沒有想到，他出手不凡，很快就寫出了散文《殘疾人生》。這篇懷念父親的文章長達五千餘字，不迴避父親的生理殘疾，不迴避一個農家曾經遭受的種種困厄，甚至也不迴避貧困給親情造成的某種程度的扭曲，將不忍看的慘痛和不忍説的辛酸訴諸文字，為父親建起了一座小小的紀念碑。這篇文章在《四川文學》雜誌發表以後，讓他獲了一個文學獎，也讓他以文學新人的形象立即加入到文學團隊中來，受到了讀者的關注。
接下來，我不斷讀到他的散文，也偶爾讀到他的詩和小説。他那“宣言書”留給我的印象一掃而空，我們成了朋友，而這已經被延宕了三十年。
他有一篇寫牽牛花的文章，讓我印象深刻。牽牛花並不珍貴，鄉間隨處可見，它的藤隨意攀爬，它的花恣意開放，恰如回憶裏的親情，恰如親情裏的回憶。我由此注意到，他的散文很多篇什都是寫親情和鄉情的，沒有打扮，沒有矯飾，恰如牽牛花的普通，也恰如牽牛花的熱烈。牽牛花，跟在他身後逶迤而來，纏纏繞繞，轟轟烈烈，由鄉村到城市，再由城市到鄉村，剪不斷，理還亂。
他有一篇寫海的文章，是他第一次見到大海心潮難平的一個傾述。每天都能見到海的人不會每天寫一篇海，就像每天去放牛的人不會每天寫一篇牛一樣。但是，很多人一輩子都見不上海，我們尊重那第一次或唯一一次見到海的訝異，或許能讓我們保持一份初見大海的激情，或者能讓我們保持一個傾聽大海的莊重姿態。一個有作為的寫作者，雖然不會捎來整個大海，但是他至少會捎來大海的一聲呼吸，捎來一隻海鷗的問候和一座燈塔的照耀。這，肖篤勇做到了。
他的牽牛花，跟着他爬到了海邊，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快意完成了一次文學的急行軍，這便是他這幾年來給我的一個印象。
兩年前，肖篤勇自告奮勇去藏區支教，還在那兒擔任了學校領導，我們見面就少了。他對新的生活環境的那一份新奇，他對新的工作崗位的那一份熱愛，就像大海翻卷起了牽牛花的波濤，或者就像牽牛花鳴奏起了大海的潮聲，讓他不斷把壯闊或者燦爛傳遞給了我們。我要説的是，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下，並沒有暫時丟開文學，而是又推出了頗具民族風情的系列篇章。這些，與他曾經跋山涉水的那些足跡連在了一起，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熱愛文學傾心文化的人，走過了一條怎樣的道路。
肖篤勇性格率真，為人坦誠，想到就説，想到就寫，讓我由最初的不理解，轉而為今天的讚賞和期待。我對他最大的幫助，便是不再給他潑冷水，而是不斷給他打氣。反過來，我也在他的精神的激勵之下不敢懈怠，要不按了他的性格，一頭把我超越過去，再把我甩下幾條街也未可知。我的意思是説，“後來居上”這個詞一直在那兒，説不定就是給他準備的。
儘管如此，我還得朝他喊，小夥子，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