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嚴慶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二級教授。2013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被評為2015年度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科青年學者。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優秀中青年專家”。主要社會兼職有國家民委決策諮詢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民族政策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民族教育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理論學會常務理事等。研究領域為民族政治學、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民族教育。
近些年浸潤於教學科研中，人們不時會提出一些問題：為什麼歐洲和中國的面積差不多，歐洲形成了40多個國家，中國卻是一個國家懷擁56個民族；新清史解構中華民族的“工具”是什麼？歷史該如何解讀；中國少數民族發展的目標是否是漢化？漢化是否等於漢族化？中國歷史上充滿分分合合，“分分”是否只是單向度的裂變？閲讀完《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一文，似乎以上問題便找到了答案。
一、民族主義是話語、也是工具，但它只是“地方經驗”
中歐發展的歷史軌跡及其價值訴求不同，話語亦不同，不同之路至少始發於歐洲蠻族入侵與中國五胡入華。作者在文中指出：“公元300-600年間，中國與羅馬再次面臨相似的歷史境遇，同時面臨中央政權衰落，同時遭遇周邊族羣大規模衝擊。”但“相似的歷史軌跡卻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不同的結果是：歐洲蠻族入侵羅馬，選擇的是“分割世界”，看重“分分”與封建，自治與分權成為政治常態，伴隨着政治經濟發展，民族單質與民族國家成為選擇，民族主義成為話語與旗幟。五胡入華選擇的是“混一天下”，分後取和，以和求合，和的是中華文明，合的是天下一家，承襲天下治術、維繫中央集權成為選擇，經營超大規模國家，實現多族共存，“大家庭”成為政治與道德兼顧的話語。
作者歸納道：中國的五胡政權的史觀卻與蠻族史觀完全不同。不是族羣隔離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羣融合的“混一天下”。民族主義發芽、抽枝於西歐土壤，自帶排他性，重視自我利益，“一族一國”是切割多民族社會肌體的工具，民族主義是對外征服的旗幟。民族主義只是歐洲蠻族入侵後，逐步形成的西歐人認知、置設民族與國家格局的地方經驗。用民族主義作為分析範式審視中國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無疑會墜入話語陷阱。中國懷擁56個民族踐行的是和合理念，新清史使用的是民族主義的裁刀，中國故事需要中國話語來講述。否則，就會像作者所研判的“如果用歐洲民族主義狹窄範式來思考，就會永遠在種族認同的政治文化裏打轉。”
二、五胡入華後的“漢化”選擇，重在擇定“漢制”，融匯於文明
在民族研究領域，“漢化”被視為很負面、很危險的概念，在很多人眼裏漢化意味着少數民族的消失。然而，“漢化”本質上是“文”化。“文，猶美也，善也。”文是雅緻，文是不俗，而文字的出現則是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近“文”、習“文”是人類在自身發展中追求真、善、美的正向選擇。不同民族進入“文”化有先後，自願被“文”化是一種進步。現代的多元文化主義、文化相對主義不同程度上扭曲了不同民族在各自發展進程中的相互效仿、學習與涵化的歷史真相與主體的意願。
“五胡族羣之所以執著於‘漢化’，是因為漢文明之精髓在於長治久安的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構建。”作者指出五胡入華後的漢化選擇，本質上是對作為天下治術的“漢制”的選擇，而滋養和託舉漢制的是中華文明，學習漢制必然選擇進入中華文明。超大規模國家的治轄，需要成熟制度與治術的保障，而成熟制度與治術則以一套文字、話語、理念、機理、規制積聚於中華文明之中。而漢化的進程也是胡漢融合的過程，“今日北方中國人，其血脈都是胡漢融合，即便是漢人也是商周時諸夏與周邊各族羣融合成的大族羣。在這樣的大融合中，不是誰同化誰，而是多方的互化。”
有很多研究者將注意力更多地聚焦於“五胡亂華”，關注的是衝突、對立與差異。而很少看到“比起南朝的因循守舊，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創新更符合‘漢制’大一統精神”。更很少看到“五胡入華”之後北中國進入到了相當長的穩定期，因為衝突之後是整合、融合的堅實努力。
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當下，我們需要從歷史中梳理更多的共同體建設的合法性，更應秉持更為開闊的“民族”視野閲讀歷史，回溯歷史。沒有兼容幷包的智慧，哪來超大國家的生生不息。“中國東晉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權、人物、事件太多太雜，一看就亂，一亂就煩，是一段最難寫清的歷史。而中華民族重新塑造與中華文明轉型升級的密碼，恰恰藴藏在這300年中。如果沒耐心走進去看看、轉轉、站站，就難以找到自己的出處。”閲讀作者的文章可充實我們的精神世界。
正如作者所云：“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重要的故事還是中華民族胡漢一家的故事。我們是誰？是漢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維吾爾族人還是滿族人？看了這300年就明白了什麼叫中華民族，什麼叫中華文明，什麼是自己的身份認同與精神世界。”遠眺羣山，山峯錯落；而往下看，則是山根相連，天然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