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敦煌，思緒很紛雜，關於人生、歷史、時空的思考，久久凝結於心胸，揮之不去。歸來之後，想把思緒變成文字，卻不知頭緒，只好作罷。時隔幾個月，那些思考卻總是念念不忘，縈繞心頭，就像一場猝不及防的暗戀，離別之後仍琢磨着過往的種種，難以割捨。
黃河遠上白雲間
剛出蘭州城，望着窗外禿山連亙，峯如刀刃，心胸不免慷慨激昂，尤其是過蘭州城外的一座大橋時，黃河涌向天際，黃浪漫過天際，這種感覺愈加強烈，自己已無法用貧瘠的語言描述，怕糟蹋了這壯麗的山河。腦海裏只回蕩着王昌齡的那句詩“黃河遠山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不由感嘆，古人到底擁有怎樣的一種情懷，能用語言把山河雕刻的恰如其分，在秦關漢闕頹圮成斷壁殘垣之後，在胡笳羌笛銷聲成大漠深處的風嘶沙鳴之後，在鐵馬大旗匿跡成歷史煙塵中的浩嘆之後，依舊撞擊心靈，神采奕奕。正如餘秋雨寫到“當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之後，一竿竹筆偶爾塗劃的詩文，竟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永不漫漶。”
長河落日圓
孩提時代誦過的那些樓、那些城、那些山、那些水，隨年齡的增長成了“一筆沉重的負債”，迫使人想去尋找、踏訪詩境實地。如果攤開旅遊地圖，詩中熟悉的地名如數家珍，柳宗元的柳州，蘇軾的赤壁，王煥之的鸛雀樓，崔浩的黃雀樓……這些地方我們沒過去，卻又去過而且不止一次的到達，有時比我們真正去過的地方更加的真實、深刻。這次的西行也是負債的驅使吧。
一路向西，愈向陽關，愈加荒涼，也愈加的不安分。漢長城、玉門關、陽關，最能喚起人對大漢和盛唐兩個時代的遙想。
玉門關
提及漢朝，首先躍在腦海裏的是霍去病絕塵三千里，千里搗王庭的畫面，武帝時期的強大以至於人忘記了後來的羸弱，當然大漢不止有霍去病和衞青的奇功偉業，更有燕然勒功的豪氣，有投筆從戎的志氣，更有“犯我天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沒有哪個朝代能像漢朝一般，使得他以後的子孫以漢人自居。
如果説漢朝是一個以武人為榮的時代，那盛唐就是一個文人起舞的舞台，慷慨激昂、建功立業是時代的主旋律。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為把國家建設成一個盛世而添磚加瓦，連鬱悶也盡是憤恨自己壯志難酬，無法報國恩，“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在這個時代格外顯著。而放眼當今，很多人缺少個人信仰，更缺少一種集體信仰，迷失在日常的自以為是的生命之重之中，這也許是在世界多元化大背景之下的個人意識的覺醒，也許是自由經濟意識的產物。
莫高窟
去敦煌，首站必然是因為敦煌學享譽世界的莫高窟，但她卻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傷疤。莫高窟前有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莫高窟的災難在學術上無異於南京大屠殺。國外的學者、探險家不遠萬里，穿越大漠，頂着風沙炎日從莫高窟搬走一箱又一箱沉睡了千年之久的經卷文物，我們的官員卻坐在府衙，看着道士送來的古籍書法竟不如自己，喝着茶嘲笑的古人。斯坦因在皇家研究院豪情萬丈地講述着自己如如何從愚昧的中國人手裏解救珍貴文物的經歷，中國學者屈辱站在博物館文物的玻璃前心在流血。中國史書裏，斯坦因成了盜賊，在英國倒成了敦煌文物的拯救者，歷史倒是有多荒謬呢？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如果沒有孔子奠定儒家倫理道德的基礎，沒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後世就不會出現儒家獨大，文臣治世的格局，華夏文明會不會因首先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而率先進入工業革命，從而擺脱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歷史不因假設改變，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罷了。可思想有錯嗎，難道因為狼吃羊，不養羊？真正置身於歷史中，困於當時的思想和科技，誰又能比誰聰明，有幾個人能看得更長遠？中國府衙裏自以為是的官員何止一個，民國時期那些所謂為敦煌學義正言辭譴責盜竊者行徑的學者，卻沒有一個人躬身力行，前往實地拯救被風沙淹沒的歷史遺蹟。
三危山
走出莫高窟，望着千溝萬壑的三危山，才長舒一口氣。歷史的份量很輕，輕到幾頁古籍，甚至無法觸摸，宛如虛空；有時很重，重的你無法揹負，一連幾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