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一刻:《野馬》 當我們大呼女權女權 她們卻連肉身都在淪陷

  因為三月八日的女性節日,這幾天關於女權的文章開始多了起來,雖然大多説不到點上,大多都自以為在呼喚權利但實際上仍然在不經意間流露歧視,但權利意識的覺醒無論如何都是件好事。對自身權利的爭取,本身也是對他人的一種解放。其實,當我們可以大聲探討和呼喚一種權利,就説明它離我們並不太遠,而真正可怕的是我們連呼喊它的可能性都不存在。這部提名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野馬》展示了那樣的真正禁閉的可能性。女性從身體到精神都被囚禁,而這種囚禁還以愛意之名,以純潔之名,以信仰之名加以實施,當這種暴虐和侵犯被塑造成一種“獨特文化”需要被“理解”,那麼真正的人性之光就會成為囚徒。

  對於權利,應該去爭取,把它從一塊微小的光斑擴展成一片光亮,而不是在不言不語中,看着光亮一點點被陰影蠶食。所以,這部作品值得被觀看。——影評分割線——

  最終,在奧斯卡外語片的獎項上,《野馬》還是敗給了《索爾之子》。但這個結果絕不會掩蓋《野馬》的光芒。開場幾分鐘之後的迅速轉折就已經宣告,這段發生在土耳其村莊裏的荒誕劇情有着怎樣殘酷的走向。這個以小見大的故事,有着鋪張的野望和難以轄制的自由之光。

  電影從一派爛漫開始,五個正值青春年少的姑娘,放學後結伴與男同學玩耍,在海邊,兩個姑娘分別騎在了兩個男孩兒的脖子上做着類似“騎馬打仗”的遊戲,發泄着青春期孩子無盡的精力。回到家後,五個姑娘被祖母依次叫到房間教訓。最終,祖母告訴她們,是一位老太太告了狀,認為她們騎在男孩身上的行為“不檢點”。在這個篤信宗教的封閉村落裏,與男孩子公然親暱被認作是一種罪惡。從此,五個姑娘被軟禁起來。不允許外出上學和玩耍,不允許與外界的人接觸,由於她們的父母去世,沒人能解救她們,祖母和叔叔成了看押他們的獄卒。姑娘們只能每天在這座房子裏打掃衞生,學習烹飪,跟隨着老人學習如何變得具備婦道和懂得順從。

  這部電影的色調、光線和鏡頭搖曳的角度都十分講究,一個內核極其幽暗的故事,卻一直被放置於一個陽光明媚的環境下進行展示。幾個姑娘站在窗台上努力擦着玻璃,温煦的陽光暖暖地射進來,打在她們青春的身體上,這反差更加令人心痛,而女孩把臉貼在玻璃上,向外張望,那層玻璃展現出的“透明的囚禁”也愈發顯得殘酷。

  土耳其的女導演蒂尼斯艾葛温在呈現幾個女孩的形象時,竭盡了一切力量用細節去推動着情慾的汪洋。她們的外形,穿着,舉止,一切都在彰顯着肉身的本能,同時,也在對比和對抗着一個禁慾之地的荒涼與荒誕。五個姑娘搖曳着散亂的長髮,像情慾的旗幟,在一個必須包裹身體髮膚的地方,那頭亂髮如此魅惑又如此危險。而且,即便無法出門,她們在家裏也要換上鮮豔的比基尼假裝游泳。她們偶然一次逃出房子去看球賽,穿着緊身牛仔褲,鑽過牆洞時,鏡頭從姑娘們的腿和臀上慢慢搖過,那道曲線已經説明了一切。她們對身體的展現多麼大膽,其他人對身體就多麼恐懼。

  很快,姑娘們的窗外被焊接了鐵柵欄,正值青春期的她們,開始被安排上門提親,然後不可選擇地成親。有人反抗,有人自殺,有人自暴自棄,直到最終,兩個最小的姑娘,結伴逃亡,奔向伊斯坦布爾。

  某種程度上説,《野馬》講述的也是一個和《房間》相似的故事,其實,比《房間》還要殘忍。畢竟,那個故事還是一段黑白分明的災難與犯罪,而在《野馬》的囚禁故事中,一切對於人性的閹割都以文化之名,以愛意之名,以純潔之名,以信仰之名,當施害者把聖潔與道德作為自己的盾牌,這一切使得受害者深受摧殘卻無人可以解救。電影中,面對着那個道貌岸然的叔叔,上一秒鐘還試圖逗自己和妹妹開心的姑娘,下一秒就拿了叔叔的槍飲彈自盡,所謂絕望,還需要怎樣去訴説嗎?

  這部電影的寫作方式非常巧妙,你把它當做一個微觀的故事來看,它可以成立,你把它當做一個宏大的寓言來看,同樣成立。叔叔代表着強權式的父權,而祖母看似對姑娘們充滿保護欲的初衷,但實際上是更加無知和深邃的惡,相比於男性明火執仗的暴力,這個角色身上所隱喻的女性自己對同性別者的軟糯的迫害,更加令人悲傷,她用一種“強迫性的文化”告訴孩子們順從命運是唯一的,也是道德的選擇。如果説,叔叔所代表的是強加於肉身的迫害,那麼祖母所代表的就是從精神內部的摧毀。

  《野馬》是一部典型的從女性視角出發的作品,但是對於權利和自由的探討卻遠不止到女性為止,電影到最後,早已經從對性別權利的探討延展成為了人類層面對於自由的渴求。

 

  這部電影中,那幾個姑娘的表演極為令人稱道,她們把那種發自青春本能的倔強、獨立演繹得真實無比,她們沒有任何口號,也沒想過反對什麼更大的文化禁錮,就是憑藉一個人對身體自由和精神自由追求的本能行事,沒有什麼比這些更令人動容。當她們第一次出逃後,站在大街上,穿着帆布鞋和牛仔褲,跑到球場看台上放肆地笑鬧,就像美國和歐洲的女孩一樣,全世界的人們都應該具備這樣的天賦權利,剝奪這一切的人就是邪惡的。

  如果説電影有什麼是遺憾,或許結尾的虛弱成為了唯一的缺陷。那兩個女孩找到了在伊斯坦布爾的老師的家裏。但這樣的庇護又怎能持久呢?更深的拷問,導演並沒有提供。但是這些姑娘所經歷的囚禁和掙脱的過程,已經近乎一部人性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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