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西洋月刊》12月6日文章，原題：全球對疫苗猶疑的背後原因是什麼？ 自從在南非發現奧密克戎變異毒株以來，倡議團體、世衞組織和全球衞生專家都説，新變異毒株是疫苗不平等的可預見後果。他們説，富裕國家囤積疫苗，使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疫苗接種不足。而實際上，疫苗接種率低的國家所遭受的不僅僅是不公平。
不是不夠是不想
南非收到疫苗的時間確實太晚了，部分原因是富裕國家沒有捐贈足夠的劑次，製藥公司也拒絕分享技術。有一段時間，南非甚至不得不出口在國內生產的強生疫苗，以遵守與該公司簽訂的合同。然而，南非目前的疫苗供應量足夠使用150天左右。它現在面臨的問題與許多國家一樣，那就是很多人不願打疫苗。南非衞生部副總幹事尼古拉斯·克里斯普表示，“我們有足夠的疫苗和產能，但猶豫不決是一個挑戰”。
南非就是一個例子，説明反疫苗情緒如何在最糟糕的時候成為一種全球現象。根據11月一項針對15個國家的調查，近25%的俄羅斯人、18%的美國人以及約10%的德國人、加拿大人和法國人“不願”接種疫苗。南非今年春天的一項研究發現，22%的南非人不願打新冠疫苗，而埃塞俄比亞只有4%。
疫苗猶疑是一個緊迫問題，也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只要有人不接種疫苗，就會出現新的變異。一些調查表明，富裕國家對疫苗的猶疑程度實際上高於貧窮國家，因此病毒同樣可能在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體內進化成某種可怕的新形式。
和民粹主義有相似驅動
如果政策制定者想限制奧密克戎和未來變異毒株的侵害，那就必須更好地瞭解人們為什麼拒絕疫苗。像疫苗猶疑這樣複雜的事情必然有多種原因，但研究表明，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信任。要想讓人們克服猶疑心理，就必須恢復他們對科學、對領導人的信任，而且很可能還有對彼此的信任。疫苗猶疑的危機和體制信任危機是同一回事。
在世界各地，人們感到被欺騙，被忽視，沒人理睬。他們不再信任本國領導人，猛烈抨擊政府和衞生官員，有時候通過拒絕接種新冠疫苗的形式表現出來。民粹主義是這種不信任的政治表現，與疫苗猶疑高度相關。在2019年的一項研究中，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的社會學家喬納森·肯尼迪發現，在一個國家內，投票給民粹主義政黨的人與認為疫苗不重要或無效的人存在明顯關聯。肯尼迪寫道：“疫苗猶疑和政治民粹主義是由類似的動力驅動，即對精英和專家的極度不信任。”在政治上，民粹主義表現為支持主流以外的政黨和人物，如特朗普或英國獨立黨。“在公共衞生領域，人們對醫生和製藥公司的不信任和憤怒日益增加。醫學上的民粹主義是無腦懷疑主義。”肯尼迪表示。
許多因素導致對政府和科學信任的減弱，但肯尼迪特別強調了一個因素。由於戰後的樂觀和進步敍事未能幫助一些人獲得成功，他們變得多疑和憤怒。肯尼迪説：“有大量人口在經濟上沒有從全球化中受益。許多人感到越來越被政治剝奪了權利，他們覺得主流政客很冷漠。”這樣看來，民粹主義和反疫苗情緒“似乎是對這種文明進步敍事的反對……有點像一種無助的吶喊”。
不能擁有，乾脆就不要
恢復對體制的信任並不容易。各國政府可以立即採取的最簡單措施是讓人們更容易獲得疫苗和了解疫苗。大多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缺錢搞疫苗推廣活動。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的疫苗專家諾尼·麥克唐納説：“如何讓人更容易獲得高質量的疫苗信息，如何讓人更容易獲得疫苗，這對疫苗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影響。”
當一些低收入國家在等待疫苗，而其他國家卻在疫苗中“游泳”，這可能會增加人們對疫苗的懷疑。耶魯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薩阿德·奧莫爾説：“如果你不能擁有應該擁有的東西，有時你會乾脆説不需要它。”
但大多數情況下，恢復對醫學和疫苗的信任，歸根結底是為公共衞生提供適當的資金。有時，如果公共衞生系統強大，甚至可以克服政治民粹主義。比如，在巴西，儘管有一個民粹主義領導人，但人們對該國公共衞生系統的信任度很高，免疫接種記錄很好。巴西人把自己的生命託付給公共衞生系統，所以也相信該系統給他們打的疫苗。（作者奧爾加·卡贊，陳俊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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