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11日，“互聯網之父”蒂姆·伯納斯·李發明瞭如今家喻户曉的萬維網
（World Wide Web）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等文化學者所言，技術絕不懸浮在歷史之外，而是被社會文化所建構。我們今天看待計算機、互聯網這些技術的態度，可能和它們剛剛問世時的人看待它們的態度截然不同。比如，互聯網是在怎樣的社會背景中被視為一種“開放”“平等”“自由”的技術的？又如，我們常提一個詞叫“玩電腦”，那麼計算機從什麼時候開始被視為一種“玩具”的呢？
在專著《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中，美國佛蒙特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托馬斯·斯特里特認為，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從誕生至今，不斷受到社會文化信念的型塑，因而形成了不同時期有關計算機和互聯網的不同用途，對這些文化背景的考察，有利於我們更透徹地理解這些與我們的現代生活息息相關的技術的前世今生。
《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美]托馬斯·斯特里特著，王星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
原作者｜托馬斯·斯特里特 整合 ｜ 劉亞光 從批處理到互動界面：早期計算機角色的轉型 在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真正擁有與計算機互動的體驗；計算機很少，並且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通過鍵盤和屏幕直接與人互動。約瑟夫·利克萊德的特殊性主要源於，在極少數與計算機有直接互動體驗的人中，他將計算機“掌權” （holding power） 在20世50年代和60年代，使用計算機的常見方法是批處理。一位用户通常需要準備一堆穿孔卡片，每一張含有一個單獨的指令或數據區域，然後把它交給計算機操作人員，幾小時或幾天之後便可得到打印出來的結果。這一過程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計算機何其昂貴，精密和稀有。除了經過特殊訓練的操作人員外，其他任何人想直接使用這些機器都是不可能的。批處理是一種配給訪問的方式，它有意或者無意地將自身導向某種思考的習慣。這非常符合計算機最初的定義——為了進行精確計算而生，並且在運行計算之前，科學家或統計學家需要設計好一個公式或數據塊。 在IBM的引領下，計算機成了大公司的一部分，並且自身也成了一樁大生意。批處理符合了大公司的組織化氣質，計算機被用於大型垂直整合企業的協調和理性化，在大型組織和預先設定的表述清楚的任務和表格之間，追尋一致性和可預測性。手段與目的的分離是哈貝馬斯等人所描繪的“工具理性”的標誌，這一邏輯與官僚主義和大型科層制組織相關：先制定目標和程序，然後所有人和事都要根據一些狹隘的規則去實現。 與之不同的是，利克萊德和他的同事們則認為，計算機更多是一種通信設備，而不僅僅是昂貴的計算機器。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計算機得到大力發展，幾乎能夠瞬間計算出導彈和飛機的彈道及飛行軌跡，因此操作人員能夠採取與二戰中使用雷達技術類似的方式來使用計算機，卻可以跨越更遠的距離和具有更高的準確率。該領域的學科術語成了通信、只會、控制，利克萊德當時在阿帕的官方頭銜成了行為科學以及指揮控制項目主管。在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中，一個被稱為旋風 （Whirlwind） （核預警） 這也是利克萊德在首次體驗與計算機直接互動後就上了癮的技術。此後利克萊德提出，與計算機的直接互動可以讓枯燥的工作自動化，比如，科學家和管理者可以讓計算機為他們繪製圖形，而不是花時間用手來畫，從而將他們的精力節省下來，用於解釋結果。利克萊德對計算機的互動性潛能更是進行了一番深入的解説： “提前能想到的很多問題，很難提前想清楚。通過計算機參與直觀指導的試錯程序，可以找到推理中的缺陷或揭示解決方案中不可預測的變化，它們將會被更容易、更快地解決。如果沒有計算機的幫助，其他問題不能被簡單地闡述。當龐佳萊説“問題不是‘答案是什麼?’問題是‘問題是什麼？’”時，他預測了一羣重要計算機用户的失敗。” 約瑟夫·利克萊德工作照。 這段話頗具哲學意味。在利克萊德這裏，與計算機“玩耍”可能用處頗多，它被定義為一種迥異於工具理性的、為了自身、不預先設定目標的活動。利克萊德希望計算機成為一種交互性的系統，它們可以變成敲敲打打虛度時光的系統，這樣你就可以和它們玩耍，而無須一個嚴格的具體計劃或目標。 利克萊德的門徒恩格爾巴特同樣致力於“與一台計算機親密、持續的互動”，他的項目甚至繼承了“啓蒙思想”的魅力，這可以在狄德羅的百科全書中找到經典的表述。這位18世紀為百科全書做出傑出貢獻的法國啓蒙運動思想家希望理性地組織並傳播當時所有的科學技術知識，進而去除迷信和非理性的熱情，賦予個體權力，並促進人類進步。他首創的“百科全書”不是“線性”的、單一作者的，而是擁有一百多位作者，以及豐富的圖表和説明 （今天的多媒體） 他和萬瓦尼爾·布什提出的memex提議旨在能夠在文件和其他一些信息之間建立“追蹤”的能力。這大概是第一次提及類似“超鏈接” （hyperlinks） 作為“復魅”的嘗試：浪漫主義與計算機 19世紀早期浪漫主義哲學家對理性主義的諸多尖鋭批評之一，是理性主義者假設太多。啓蒙理性主義者試圖將牛頓物理學的分析推廣到宏達、普遍和數學指定的框架中，假設世界是計算確定的，並被一個如同撞球般的因果定律所驅動，甚至在一些還不知道這種確定性究竟是否存在的領域也是如此，比如人類事務。他們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系列固定因果的一部分，只要科學以及理性智慧的光線足夠明亮，就能穿透歷史的黑暗，認識到一切。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可以分解事物在明顯的因果鏈條上的角色，最終得到問題的解決方法。據此，我們便能推論，手段與目的的分離是有可能的，也是有效的。 如果説這是馬克斯韋伯所説的“祛魅”進程的一種典型體現，那麼浪漫個人主義可以看作是一種“復魅”的嘗試。面對一個高度專業化、技術化和官僚化的世界，大多數人需要不斷追尋人生的樂趣，恢復韋伯所説的魅力 （entachment） 在20世紀晚期的美國，浪漫個人主義開始同計算機網絡聯繫起來，並深深影響了它們在當今世界的地位。弗雷德·特納就在其名作《從反文化到賽博文化》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數字烏托邦：從反主流文化到賽博文化》 ，[美]弗雷德·特納著，張行舟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年5月。 與此同時，在知識生產方面，學院中的批評家們開始犀利地指出民主訴求和現代傳播系統中存在的巨大鴻溝，如赫伯特·席勒在1966年出版的《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詹姆斯·凱瑞也在70年代早期嘗試把此類問題理論化，在其著作《電子革命迷思》中，他批評那些深受控制論科學影響的傳播方法，認為它們提供的科學證據並無科學之意，反而使得自身具有了邪教的性質。他在另一篇更為重要的論文《傳播的文化路徑》中，更是區分了着眼於遠程控制的傳播傳遞觀和關注分享意義的傳播文化觀，自此成為學術圈經久不衰的爭論話題。 由越戰引發的文化危機和政治危機不僅影響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樣也影響了計算機工程師和設計師。60年代晚期，對冷戰軍事主義的不加質疑的熱情逐漸式微，這一熱情先前為軍工聯合體提供了文化粘合劑。諸多大學師生、計算機工程師和科學家受到了反文化運動政治風潮的感染。不少有關計算機歷史的描述都會涉及如下場景：在阿帕網工作的程序員穿運動鞋和反戰胸針出現在五角大樓的工作彙報現場；1972年阿帕網內出現了一封要求彈劾總統尼克松的電子郵件，而阿帕網本身卻是為政府的軍事通信設計的。到了70年代早期，計算機輕易擺脱了“為冷戰而生”的形象。 “個人計算機”：新自由主義的隱喻 “個人計算機”一詞在70年代中期悄悄出現，很快同阿爾泰爾公司 （Altair） 《大眾傳播與美帝國》 ，[美]赫伯特·席勒著，劉曉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6月。 事實上，在70年代中期，科技社羣中並存着多種對計算機的看法，最早的微型計算機並非與那些要實現“未來辦公室”的計算機完全不同。比如在1977年，蘋果公司開始銷售蘋果II代電腦，IBM公司則引進了6號系統“信息處理器”。真正使蘋果II代不同於IBM的6號系統的，是針對計算機所想象的用途。購買了IBM計算機的人，只想解決機構規定好的特定問題。而在1977年購買了蘋果II代的消費者只是單純想擁有一台電腦，單純想看看電腦能幹什麼，是要去像利克萊德一樣，探索存在什麼問題，而不是着手解決已知的問題。蘋果II代幣IBM的6號系統要便宜得多，不僅因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聰明的迴路設計，更是因為它並未被看作一個用於解決辦公室問題的完整系統，它沒有打印機、光驅或任何用於實現公司目標的軟件，只是被當作一個箱子加一個顯示屏的套裝來出售——因為消費者的目的只是為了玩玩電腦，或者只是想“擁有”並操作一下計算機。 80年代把數不清的技術發明第一次送進了家庭：磁帶錄像機、傳真機和答錄機等。但是這些東西的新鮮之處，只在於更廣泛的人羣可以買得起它們：這些東西來自熟悉的公司，在此之前，人們聽説過它們。但微型計算機卻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東西。 因此，當大量美國中產階級突然翻起了計算機雜誌，解讀軟盤和新軟件的奧秘，參與新機器細節的閒聊時，這暗示了一些非比尋常的變化正在發生。公司主導的消費經濟是那個時代的重要語境。通過長期觀察，在由大規模生產主導的公司經濟下，消費產品變得越來越相似。牛仔褲、啤酒、肥皂，甚至汽車最終都變成幾乎毫無差別的商品。因此，市場營銷任務最終變成在有很少差別的產品中間生產出細微差別：於是我們開始習慣於浮華、重複和圖像支配的廣告。 這些廣告幾乎不告訴我們有關產品的任何信息，表達的只是產品的文化聯想，這導致了遍佈世界的人類社會組織時不時以漠不關心或敵對的方式，回應消費資本主義及其背後的機構，並且積極尋找它的替代模式，比如，許多美國人開始持續不斷地學習“技術細節”，來尋找主流消費的替代品：養純種狗、修復古董車、沉浸在俱樂部共享專業知識的亞文化中學習風笛。在一種重視“實質”而非“符號”的亞文化中，勞動過程本身令人愉悦。 而微型計算機的擴散恰好迎合了這種亞文化實踐的需求。相較於可樂或者李維斯牛仔褲這類傳統產品，微型計算機產品技術性能的具體信息和運作原理確實是有意義的。買一台計算機不僅僅是在店裏組裝零件和接通電源，它還能讓人稱為一個持續不斷閲讀和討論的世界的一分子，在這個世界裏，內存容量性能、微處理器速度、程序兼容性和外部設備都值得被投以更大的關注。 在80年代，這些小型計算機為信仰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支持者們提供了一個極其有效的實用經驗。在那個時候的人們眼中，一般的新技術指的都是核能、超音速客機、太空旅行之類的東西，這每一項技術都涉及巨大的難以接近的機構，不同程度存在失望和危險，以及從未進行澄清的神秘複雜性。微型計算機與這些含混消極的內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這種傳統的對新技術的隔膜截然不同，在自己家中或者辦公室的桌上有一個實實在在的電腦，這些乾淨的現代技術來自那些有着可愛名字的小公司，那裏沒有轟鳴與煙霧，沒有重大安全隱患，這是一種奇妙的安全感覺。 蘋果II型計算機。 最後，終極的小秘密——在那時候，軟盤啓動或鍵入隱蔽指令等概念對於普通用户而言還是完全不透明的——它們都會被一一征服。大部分用户最終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掌握基本知識。這樣的過程讓人慢慢產生一種征服感。微型計算機是一個自成一體的盒子，看起來通過努力就可以將它完全置於個人的掌控之下。當人們沉浸在閲讀、購買和使用微型機的體驗中時，會產生日常生活經驗和新自由主義經濟視野的一致性——每個單獨的個體都獨自經營一個世界、不依賴他人，每個人都處於自我掌控的狀態中，理性地計算着價格和技術。一個韋伯主義者可能稱之為微機外觀與新自由主義精神之間的選擇性親和關係；文化研究奠基人斯圖亞特·霍爾的學生可能稱之為“接合” （articulation） 原作者｜托馬斯·斯特里特 整合｜劉亞光 編輯｜羅東 導語校對｜李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