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BOF】；
那些利用社交媒體培養消費者羣體的品牌發現，這些促進他們成功的平台也可以迅速成為曝光的平台。
美國紐約——上週二，生活時尚品牌 Ban.do 在其Instagram賬户上貼出了一個黑色方塊，加入了無數其他公司和個人的行列，以示對“黑人的生命也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支持。
但當該公司表示將暫停其社交媒體內容，以“聆聽、學習和放大黑人的聲音”時，它可能沒有料到會有這麼多自己的員工出來發聲。
2014年至2016年間為這間公司工作，從事電商營銷和平面設計的加Gabriella Sanchez在自己的 Instagram上詳細描述了公司充斥着種族主義行為和其他形式歧視的“有毒文化” ，她説這都源於品牌創始人Jen Gotch。其他前僱員也在自己的賬户上發表類似的抨擊。一個匿名的 Instagram 賬號開始收集他們的故事，“希望能繼續保持透明度和問責。”
Ban.do發表了一項聲明，承認它可以做得更好: “很明顯，我們還有工作要做，以準確地反映Ban.do社羣和員工的多樣性和價值觀。“ 這個多年來由Gotch塑造的個人品牌和網絡形象，植根於對心理健康宣傳，如今，這位創始人在辭去首席創意官職務並休大假之前，在Instagram上道了歉。但Ban.Do沒有回應BoF的置評請求。
Sanchez説: “當我最初發帖的時候，我很擔心會受到遭到某種訴訟的打擊。現在，我並不太擔心了... ...很多人站出來了。”
她不是唯一一個講述自己故事的人。最近的民權運動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引發了抗議活動，鼓勵無數初級和中級時裝業僱員公開發聲，反對僱主的種族歧視。時尚品牌Reformation和Zimmermann被現任和前任員工斥責虛偽，Refinery29和康泰納仕（Condé Nast）等媒體公司也是如此。
在每一起案例中，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指控——往往伴隨着照片、電子郵件和其他證據——都很快被放大。從 Refinery29的主編Christene Barberich到《Bon Appetit》的 Adam Rapoport，在喧囂中被迫退出的資深編輯和創始人的名單在日益增長。
以前，員工們也曾公開談論過不正常的內部文化，#MeToo 運動就是最近的一個案例。但是，人們很少看到這麼多公司一次被點名，或者説，這些指控能如此迅速地得到結果。活動人士説，改變的地方在於，品牌所宣稱的價值觀與其現實中的國際文化之間並不匹配，大量消費者已經對此有所認知了。
社交媒體的興起也重新調整了行業的權力動態。那些利用自己的平台培養消費者羣體的品牌發現，促進其成功的競技場也可能很快對它們造成破壞。現實情況是，員工其實是公司最挑剔的批評者——那些希望品牌能夠實現自己價值觀的消費者會傾聽員工的意見。
Involve是一家致力於推進企業多樣性和包容性的組織，其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Suki Sandhu表示：“人們已經受夠了。他們已經厭倦了那些... ... 空洞的話語。”
社交媒體上的曝光文化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更有鑑賞力的消費者和社交媒體監督者已經密切監視時尚品牌有一段時間了，Diet Prada和Estée Laundry都是著名的行業“警察”。
通常，現任和前任僱員會向他們提供信息——通常是匿名舉報，因為他們害怕面對僱主的反應，或者擔心未來難以獲得其他就業機會。
但隨着抗議者走上街頭遊行，民意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同意：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是一個大問題，即使是初級僱員也覺得他們有義務發聲。
“這些故事曝光的集體數量和速度，讓一切照舊不再可能了，”Who What Wear的前僱員、讀者拓展部副總裁Sofia Booth説。這家時尚媒體機構發表了幾份聲明，支持“黑人的生命也很重要”運動，促使包括Booth在內的一些前僱員公開分享她們在公司的經歷，稱這些經歷與公司的外部聲明相矛盾。
這與#MeToo運動的情況類似，當時有一羣人公開表達了自己在工作場所所遭遇的不正當性行為的經歷，要求那些施暴的人承擔責任。
#MeToo運動還開啓了一場更廣泛的對話，討論在工作場所中，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可以接受的，各地的公司都因容忍不當性行為和缺乏性別平等遭遇了抨擊。
Booth説，她離開Who What Wear的一個原因是，儘管她向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提出了這個問題，但她沒有得到與白人同事相同的機會，包括與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Katherine Power的一對一會面的機會。
Booth表示: “一些高管在討論我團隊的職權範圍，但我卻沒有一個席位，就其中任何一個話題發言。我的白人同事比我級別更低，但他們有權參與這些談話。”
Who What Wear沒有發表更多評論，但BoF得到的一份員工內部備忘錄中，Power指出: “我們收到的回覆——以及他們包含的建設性批評——有時令人驚訝，往往令人痛苦，但卻是我們迫切需要的東西。良好的意圖固然重要，但行動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儘管擔心遭到法律報復，《Vogue》雜誌的前僱員也在社交媒體上站出來分享他們的經歷。他們指責該雜誌及其母公司康泰納仕集團存在薪酬差距，以及公司內部的工作文化並不支持有色人種職業發展。
康泰納仕在給BoF的一份聲明中説: “我們正在優先考慮和解決我們團隊的願望，即通過新的領導層培育一種更加開放和包容的職場文化，並致力於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與此相一致的是，我們竭盡全力確保員工在整個公司內部，獲得與其角色和經驗相符的公平薪酬。簡單説員工的工作沒有相應報酬是不對的。”
該公司補充説，康泰納仕正在編制一份多樣性和包容性報告，同時還將編制一份薪酬平等分析報告，該報告將在今年年底前向所有員工分發。
對於那些認為公司在培養包容性職場文化進展過於緩慢或根本不存在的員工來説，把對話帶到一個公共領域，讓品牌不得不解決這些顧慮，似乎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此外，社交媒體可以迅速將事件升級。 2019年在Zimmermann實習了一個月的Desirée Celestin指責該品牌掩蓋了種族歧視和偏見。她的評論迅速上升到品牌帖子的首位評論，獲得了2500多個贊，最終被轉發到Diet Prada，同時還有一系列其他指控，促使該公司向各種組織發出一系列承諾，表示要在內部做得更好。
Celestin説，她最初害怕説出來，但是Zimmermann在本週二發佈了一條黑色方塊帖子後，她覺得自己必須説點什麼。
“因為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知道那篇帖子根本不是真的，”她説公司已經聯繫了她，但是她對談話沒有興趣：“我也不想成為一家公司的支持者，説：‘嘿，看，我們和她談過了，我們正在做一些事情。‘”
在發給BoF的一份聲明中，該公司表示：“我們必須正視公司中令人無法接受的行為，以及任何助長社會中系統性種族主義這一更廣泛問題的企業行為。”該聲明與該公司在 Instagram上發佈的聲明類似。
要判斷最近員工激進主義的激增是否會帶來真正的改變，現在還為時尚早。 一些高層領導已經辭職，但他們的公司是否會大幅改變招聘方式，並採取措施改善內部文化，還有待觀察。在#MeToo事件中，一些採取的措施已經停了下來，而被指控有不正當性行為、被列入黑名單的攝影師也已經重返工作崗位。
多倫多懷雅遜大學時尚社羣主席Ben Barry説：到目前為止，行業在多樣性和包容性方面的進展一直很緩慢。
“我很想説，時尚界的職場文化正變得越來越包容，但現實並非如此，”他説。他指出，許多時尚界的員工大多是白人，尤其是在高層決策層。他補充説：“在招聘過程中存在一些針對歧視的舉措，但其有效性值得懷疑。”很少有品牌為員工提供關於偏見、種族主義和特權問題的培訓或教育。
當然，公開發聲的員工也承擔着未來的風險。
“我已經兩天沒睡覺了，因為我害怕遭到訴訟上的報復，”Booth説： “但我認為，我們在職業生涯中感受到和體驗到的集體心碎和集體幻滅感，已經達到了這個臨界點。”
其他人則希望這個行業會變得更好，並且公司在未來會更加積極主動。
Celestin説: “任何因為我説了別人做過的事而把我列入黑名單的人... ...無論如何我都不想為他們工作。我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不會接受企業的某些要求。”
Involve的Sandhu表示：最終，如果時尚品牌想要繼續吸引最優秀的人才，那麼進行有意義的文化變革是必不可少的，它們必須付出艱苦的努力。
他説: “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裏，人們普遍想要目標、想要價值觀、想要誠實、想要正直、想要透明。言辭夠多了，人們需要更多行動。企業需要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