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育經濟的前景越來越樂觀，這是被許多信息反覆論證過的“事實”。
最常被引用的數據來自體育總局發佈的《“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規劃》統計了2015年到2019年全國體育產業表現，發現產業總規模從1.71萬億元躍升至2.95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達14.6%。
這一量級的基礎上，體育總局提出了一些更加明確的數字——到2025年，中國體育產業總規模要達到5萬億元，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居民體育消費總規模超過2.8萬億元，從業人員超過800萬人。
疫情推動了加速，原本分散在5到8年間舉辦的所有大型國際賽事幾乎全部被壓縮到了一年以內，並且這些賽事幾乎全部在亞洲，甚至絕大部分在中國。比如今年剛結束的北京冬奧會，將在成都舉辦的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2022年杭州亞運會、2022年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11月在晉江市舉辦的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體育大年”扎堆出現，對應着體育產業漫長的紅利期，整個體育文化的普及、體育設置的建設、體育消費的常態都將得到被動拉昇。
成都在這個窗口期進行了“押注”，將體育產業列入新興產業規劃。2018年成都市體育產業實現收入632.16億元，較2017年增長13.27%；實現增加值215.68億元，增長13.62%。據央視財經頻道報道，“成都市規劃，2025年將培育3家以上本土體育上市企業，打造10個以上國家體育產業基地（單位、項目）和20個省級、50個市級體育產業示範項目，全市體育產業總規模達到1500億元。”
大運會是兑現勃勃雄心的關鍵，也是開始。未來，成都還將舉辦（承辦）2023年亞洲盃、2024年湯尤杯以及2025年世運會等重大賽事。
直覺告訴我，這將是一片創業者新沃土。
為了驗證這個想法， 我開始關注成都本土的創業團隊，試圖尋找一個帶有“體育標籤”的樣本，然後在一通網頁、論壇和公眾號的“徜徉”中發現了“球生”。
簡單理解，“球生”可以概括為一款體育物聯網產品——只要球場安裝了他們研發的設備，普通人就能對自己的比賽進行多角度“實況轉播”，賽後還能得到視頻分析——他們把成都作為基本盤，正在一個場館接另一個場館的推廣，從“青訓”到“健身娛樂”再到“社區公益”跨了好幾個賽道。
成都的新經濟創業圈不大，“球生”的創始人呂建鋒囊括在了我的“六人法則”框架內。在3月的某一天，我臨時成為了他們地推團隊中的一員。
這是一個發源於成都的創業團隊，一羣想要為中國籃球做出努力的人，關於體育經濟的故事。如果一切順利，這幾個關鍵詞將會產生更大的交集。
我和呂建鋒的第一次見面，定在了晚上八點，一家咖啡館。
這是他擠出來的時間。那天下午他被安排得滿滿當當，在兩站路距離的另一家咖啡館裏，他需要面談兩家服務商。於是一進店門口，他就徑直去冰櫃拿了瓶啤酒，“我要是再喝咖啡的話今晚應該真的不用睡了”。
“步履匆匆”就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在後來的接觸裏，那種恨不得把每一分鐘都揉碎了拿來用的“着急”，總能在他身上體現出來。
作為新經濟時代的體育產品，“球生”的特徵非常典型，身上打滿了當下最性感的創業標籤：藉助“物聯網”設備記錄與分析球場內的複雜運動變化，支持用户手動或自動剪輯記錄自己的比賽片段，並通過互聯網“直播”和分享，形成“興趣社交網絡”。
在剛剛成立的時候，“球生”還找不到可以對標的產品。
他們的願景也很回應當下輿論熱點，希望“球生”能幫助挖掘更多籃球人才，“最終，我們希望我們的設備可以免費投放在鄉鎮。更廣泛一點説，我們希望籃球能夠幫助山裏的孩子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過更好的生活。”
不過最開始，讓呂建鋒萌生這個想法的，是更加直接也更“自我”的原因：他在某天成功做出了一個360度的扣籃動作，但沒有照片或者視頻可以證明，只能一次次地在野球場向朋友們強調“我真的做出來了！”
接着一切都很自然地發生了。
他先是尋找有沒有可以為普通人（而不僅僅是職業球隊）提供實時運動場景錄像，並且提供錄專業體育類視頻剪輯的產品存在，結果發現“沒有類似的東西存在，至少在中國是沒有的”，有這個需求的人都使用手機或者go pro來將就着用。
那是2018年，呂建鋒大三在讀，在學校期間成功的創業經歷激活了少年心性。“我也和別人一起賣過棉被，最多的時候一天賺了好幾萬。後來我拿着這個錢去做了公眾號，也開過酒吧，辦過籃球訓練營。慢慢會覺得，（純粹靠）體力就能夠做到的事情我不想做。”
9月，呂建鋒擬定好了產品的初步框架。10月，呂建鋒註冊了一家公司，作為這家公司的唯一員工，他拿着自己掙來的40萬找外包公司的技術人員做出了球生的1.0版本。
初代產品是試驗版本，“做出來的成品完全用不了，看都不能看”，但好在不是一無所獲，他在開發的過程中認識了傑哥和向哥，這兩位“哥”後來成為了“球生”團隊的技術支持。後來向哥回憶説，“我們走到一起，大概就是因為臭味相投吧。”
（他們把這個自私的創業原因，寫成了產品slogan）
其實最開始他還有一個合夥人，一名專業老師主動找到呂建鋒，希望能夠一起做這個項目，“因為成都很多開球館或是在球館做管理工作的人都是成都體育學院（出身）的，當時他來和我説的時候我還挺開心的，想説之後打通球館會更容易一點，後來公司的註冊名也是取的我們各自名字的一個字。”
但老師後來退出了，可能是因為錢。那時候團隊需要買新設備，呂建鋒去和老師商量資金應該怎麼解決，“他就很委婉地跟我説，他要退出。”
呂建鋒很理解老師，只是之前由老師接洽的球館，合作就開始變得不順利，“（球館）那邊和我説，‘我們給你引流，還要我們給錢？我可以給你們打廣告，一般要收一萬的，給你們打個對摺，五千。’我當時很生氣，不知道之前他們是怎麼對接的，隨便找了個理由就走了。一出門就給另外一家球館打電話説‘我免費給你們安裝’。”
那是一家在成都小有名氣的網紅球館，也是“球生”落地的第一家球館。
但即使是免費，當時他們也差點被“趕”出去。
呂建鋒和安裝師傅剛到球館，説明來意後得到的回覆是“我們不需要這個設備，你們可以出去了。”僵持了一陣，呂建鋒退到場邊，聯繫了之前對接的另一位球館負責人，“直到他來了，我們才進去安裝設備”。也正是這套設備讓他們在三天之後，擁有了第一個註冊用户。
呂建鋒不太記得那時的心情，唯一明確的心情是“那很重要”，是從0到1的跨越。
“剛開始的時候沒有資金，我就拿着PPT去彩印，然後一家一家球館去跑，還帶着身份證，證明我是不會跑路的。直到後來花了700塊打印了十五份畫冊，才顯得正規一點。”
我盤了盤他們現在的結構，其實也很難説“完全正規”。目前“球生”團隊共有五個人，負責技術開發的傑哥和向哥，提供產品設計的小灰和負責運營的小石，呂建鋒則包攬了所有需要線下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包括市場推廣、設備的安裝和維護以及尋找投資。但所有人都是兼職，並且還沒有實際收益，他們本身從事着程序員、金融服務和企業管理的工作，呂建鋒甚至還是一名研三在讀學生，他當年因為創業被保送讀研究生，但也因為創業，他估計自己今年應該會申請延畢。
為了進一步瞭解他們的工作內容，我提議旁觀一天呂建鋒的日常。
按照計劃，我跟隊的那天他要幫助三個球館更換設備安裝的位置，因為球館反饋説總有人把球砸上去，順帶把設備位置砸歪，錄像和數據反饋就會受到影響，工作人員吐槽“看他們投籃沒那麼準，砸機器一砸一個準”。
（到場調試了後台數據，發現是球館的路由器提供不了需要的流量）
除了售後維護，他還需要敲定一個合作，涉及兩台設備的安裝。“球館購買我們的攝像頭，可以有半場、全場、籃下、2K四個視角選擇，按一台設備收費，之後的包括後台管理、設備維護都由我們負責。用户想要直播自己的比賽和片段截取則需要花費球幣（一元人民幣=一個球幣）。”
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標準的工作時間，除了走向地鐵站的半個小時，呂建鋒的注意力幾乎沒有離開過手機。他的微信的置頂有103個，每天的數量都不一樣，或多或少。“一個事情處理完了就取消一個，就像今天你要採訪，我就把你也置頂了，見面再取消，不然我怕我會忘記。”
他總是拿起手機又放下，經常下意識地看着熄滅的屏幕。他總有很多人需要聯繫，APP的用户、團隊同事、找他幫忙或者他找來幫忙的人……為此他的包裏常備着兩個充電寶。
“我有一個微信號加的都是球生的用户，有一個用户之前給我發消息説很感謝我們，他覺得這些影像資料非常有意義，老了之後拿來給朋友們吹吹牛，想想都很愉快。”呂建鋒説這句話的時候一直看着身後正在打球的人，他突然和我説，“我已經很久沒打球了，我每天在球場，但離我最遠的好像也是籃球，其實挺手癢的，但又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還沒來得及想出一句話來安慰，他接着就甩甩頭，“但是······都是值得的。”我也不清楚他在對我解釋，還是在和自己強調。
從後來他提供給我的一些市場數據來看，確實是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
在他們談下了成都大概十家球館的時候，就已經有球館會主動找到他們談合作，“球館自身也知道這個東西的價值，包括打球的人也會有這方面的要求。”
客户畫像也走出了成都市區，都江堰、彭州、廣漢等遠郊區域球館也輾轉找到他們，希望能進行合作。
目前，以成都為大本營，“球生”的在線地圖標記已經覆蓋到了包括樂山、綿陽、重慶、遵義等在內的70+家商業球館。今年的狀況要更好一些，“去年可能一個月也就一到兩家球館能達成合作，但今年一個月大概有六七家，並且都是主動來找我們的。
（大成都範圍內可以提供“球生”服務的場館）
所有產業都在想方設法讓“年輕人”參與進來，這個命題在體育產業當中顯得更加棘手：除了缺乏人才儲備將直接影響到“國家隊”在體育大賽裏的最終成績，更重要的是體育運動對於絕大部分消費者來説，就是一個娛樂消費場景，和看電影、逛街、喝奶茶沒有太大區別，是劇本殺、密室逃脱的“無法得到即時滿足”“有參與門檻的”平替。
於是擺在中國體育產業人面前的共同問題，其實是如何放大“體育運動”有趣一面的同時，降低體育運動專業性的一面，讓更多消費者有機會“玩”起來。
最近火起來的“飛盤”背後就是這樣的邏輯，籃球在這方面也有先天優勢，很多數據表明籃球在中國就是“全年齡段”的大眾運動項目。
去年12月21日中國籃協發佈的《中國籃球運動發展報告》顯示，中國籃球人口約1.25億（堅持3年以上、每次1-2小時、每週1-2次是籃球人口參與行為的主要特徵），核心籃球人口約為7610萬人，作為集體球類第一運動，74.9%的公眾選擇籃球作為主要體育技能。
聚焦到成都，結果上也沒有明顯的差異，根據《2020年成都市居民體育消費調查報告》，成都市民經常性參與前五的運動中，籃球（22.6%）的參與度則僅次於運動門檻最低的跑步（58.9%）。
對場地有硬性要求的籃球，也很適合萌芽“體育新經濟”。
按照《人民論壇》等主流媒體對體育新經濟的定義——以體育為核心元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下所形成的新型經濟活動——籃球運動過程中可以“直觀賦能”的地方非常多，例如場地預約系統、比賽計分系統、錄像轉播設備、數據監測設備、醫療保障設施。
“行業黑話”對此的描述是“互聯網時代，體育場景的內涵已經從原有的場地、場所等線下運動生活的標誌，逐步拓展為多維立體的‘在地、在場、在線’相融合的新空間”。
再次聚焦到成都，對應的就是一片市場空白。成都市籃協秘書長樂維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成都需要一批高檔次高質量的籃球場館，此類場館既能承接國際國內高水平的籃球比賽，又能‘放下身段’滿足廣大民眾健身娛樂的需要。”
而據《成都日報》報道，按照成都市籃協的首批統計結果，整個大成都範圍內的籃球館在一百家左右。這個“落後”的現狀，就是“球生”的成長空間。
（“球生”在進行設備搭建）
唯一可能讓投資人撓頭的地方，大概就是“付費球館”本身。本質上“球生”做的是“增值生意”，“增值生意”意味着並不直接影響消費場景本身的核心體驗，意味着只有成為核心消費者才能洞察到的消費需求。因此如果“球生”僅僅服務於球館，那麼整體經濟規模並不會很大。
小碗飯裏分幾顆米，那就是“做生意”，不是“創業”，更無從談“產業”。更理想的方式，或許是和賽事經濟綁定。
據統計，截止2018年成都已經有了100多支中小學籃球球隊，參加籃球運動的青少年人口超過10萬人。2021年，成都籃協註冊球員8200餘人（持續增長中），經常參與籃球健身的人數達120餘萬人。
在樂維川的回憶裏，成都的籃球氛圍一直非常火爆，早在1999年就舉辦過具備影響力的3X3籃球賽事。除了這些商業比賽外，成都市籃協也在市體育局的指導下開展了多項3X3的比賽，“每一次比賽都是幾百支隊伍報名，由於規模、服裝等有限制，不少隊伍都沒能報名成功。”
樂維川曾在成都市體育中心工作，那裏經常舉辦3X3籃球賽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這項運動在年輕人中確實擁有極強的號召力。”
參考北美四大體育聯盟和歐洲五大聯賽的經驗，支撐體育經濟火爆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打造火爆的職業聯賽，用商品化（強調視覺、情緒的衝擊等）的邏輯去包裝體育項目。而商業化開發程度，決定了職業聯賽繁榮程度的天花板。
呂建鋒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很有信心：“去年有一場CUBA的比賽就用了我們的設備，這也是之後我們會關注的一個方向，可以在賽前、賽中、賽後為球隊和球員提供完整的錄像資料和數據分析。”
“因為這個市場完全是我們開拓出來的，我本身也是打籃球的，我很瞭解這個東西的價值在哪兒。我們現在還沒有做C端用户的引流和推廣，僅僅依靠用户之間的口口相傳，每天大概會有兩三位數的增長。”
只是球生還沒有實現盈利，他們依然在貼錢、貼精力做這件事。
呂建鋒每天會準時收到服務器提供商給他發的短信，提醒他該續租了，“我之前非常堅決地和家裏説我不會要一分錢的，結果確實要負擔的太多了，回頭找我媽求救，説要不然一個月還是給我一千塊生活費。”
最難的那段時間，他白天跑市場談合作，晚上就去送外賣，“跑到晚上兩三點，車子沒電了就回去，一晚上大概有80-120左右的收入。”
去年年初，為了爭取更多球館，呂建鋒把“球生”的主要項目內容寫成文件，裝進信封，寄給了全國一百家球館，沒過多久，市場上出現了兩個幾乎和他們模式完全一樣的產品。“因為他們資金比較雄厚，所以他們只花了兩個月就做到了我們花兩年時間才做到的規模。”他説，“我們沒辦法申請發明專利，雖然有知識產權法，但偶爾還是會感覺自己的成果並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
但他們還是在積極面對。“即使是同類型產品，大家的變現方式也是不一樣的，可能有些轉化為流量池，有些轉化為帶貨。現在各家都在做自己的個性化功能，因為沒人知道哪一點才能獲得用户。”
今年年初，球生團隊定下了一年的目標——做到100家球館，累積20萬用户，有300支球隊入駐以及實現更可觀營收。並且除了在線直播，他們接下來還想探索類似於籃球遊戲的打球模式，以及在線約戰的操作可能性，“把握時間節點很重要，在窗口期內我們是否能夠吸引到足夠多的用户，否則就又被抄襲了。”
“我們其實還想在大學、社區這些地方進行公益投放，但確實太難了。之前試着聯繫了一些大學，如果要進去的話還要倒給學校錢，社區也是一樣，因為這件事短期看起來對他們的業績沒有幫助，根本就不會搭理。”呂建鋒説，實現這件事的前提是他們能成功獲得投資，有三次，他們差一些就成功了。
第一次，只剩籤合同的環節，結果疫情暴發，雙方見不了面；第二次，對方承諾的三十萬並沒有到賬，而那時呂建鋒已經租好了一間辦公室、團隊的人正準備從各自的公司辭職，最後呂建鋒自己在那間辦公室坐了三個月；第三次，一家球館的負責人告訴他們體育局的領導要來視察，在重慶的產品經理小灰連夜趕過來，在遵義的呂建鋒則搭火車往回趕，結果體育局的人沒來，他們幾個坐在小飯館裏面面相覷。“我們真的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
所以到了這個階段，他們最需要的目標就變成了“讓‘球生’形成影響力”。
“我們希望全國都能體驗到這個產品，不只是一線城市，也不只是商業球館。”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説的一句“讓每一個公廁都能有衞生紙”帶給他們很大感觸，。他們看來，成功就是“每一個鄉鎮都能有‘球生’”。
“我們可以投放，説明已經實現了盈利，或者是獲得了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並且代表球生已經在全國鋪開了，而山裏的孩子可以因為這個平台，被看見，先不論結果，至少他們能夠在這個平台得到曝光。”
我跟隨他們一起下班，在地鐵口分開之前最後問了他們一個問題，“有沒有想過，或許會失敗？”
得到的答覆是，“其實做到現在這個程度，即使沒有更好的進展，按照現在的業務模式也能維持基本的運轉。總之，沒有什麼好悲觀的，有錢就按照有錢的方式做，沒錢就按照沒錢的方式做”。
我也沒辦法給出什麼好的建議，只是想起了一句歌詞，“那成名在望，會有希望，或者是無知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