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城小東門外一里左右的地方，曾經有一座別具一格的方城。這方城孤懸於瀋陽內城城外，威儀凜凜，門禁森嚴。從此路過的文武官員，騎馬的斂聲靜氣，坐轎的噤若寒蟬，生怕一個不慎惹來大禍臨頭。
方城裏住着七十户人家，都是從京城遷來的黃帶子。官家稱這裏為宗室營，老百姓則稱這裏為“罪城”。但“罪城”二字只能在家裏跟爹媽説跟媳婦説，跟小孩子都不能講，孩子口無遮攔，出去一嚷嚷，讓宗室營的黃帶子聽見，輕則打你個頭破血流。
腰繫黃帶子殺人不償命
黃帶子是清朝宗室的別稱，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下昭，規定親王以下宗室皆束金黃色腰帶，以示宗室的尊貴和地位。
黃帶子就是皇族，但並不是所有的皇族都是黃帶子。按滿清的規定，從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一輩算起，他的兒子、如努爾哈赤、舒爾哈齊等的子孫，都稱宗室，也叫黃帶子。塔克世的哥哥弟弟、也就是努爾哈赤伯伯、叔叔的後代則稱覺羅，也叫紅帶子。比起黃帶子，紅帶子的血緣顯然要遠一些，所以，地位、權勢、俸祿都無法與黃帶子相比。
黃帶子是滿清王朝的中堅力量，從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落，直到皇太極建立大清，多爾袞護佑寡嫂幼侄入主中原，黃帶子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清初的黃帶子堪稱清王朝的四梁八柱，享有多種政治特權和豐厚的待遇。僅以親王為例，除了每年可得俸銀萬兩、米五千石外，還可得莊園田地五六萬畝，莊丁250户。
滿清剛入關時，黃帶子只有數百人。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幾朝幾代的繁衍，到了嘉慶年間，黃帶子竟已多達幾萬人。清王朝規定，黃帶子的官爵世襲罔替，但能接替爵位的只能是長子。也就是説，一門黃帶子，除了長子，其餘的兒子都是閒人。這種情況下，一個特殊的階層就產生了，按官方的説法，這個階層叫“閒散宗室”，説得通俗一點兒，那就是閒得鬧心的黃帶子。
老話講，閒來煩惱，無事生非。如果這些閒人只是個普通人，有法律管着，鬧也鬧不出什麼大事來。可閒得鬧心的偏偏是身上流着皇家血的黃帶子，這麻煩可就大了。
那個時期，北京街頭經常可以看到這些無所事事的黃帶子。他們或手託鳥籠、或肩膀頭上卧着一隻陰鷙的禿鷹，身後跟着一幫如狼似虎的家丁，在街上吆五喝六、橫衝直撞。二人轉有句説口:“告訴你，躲着點啊，好幾天沒殺人了!”據説就是當年黃帶子常説的話。清廷規定，黃帶子殺人是不償命的，犯了法也只能交由皇家大內的衙門——宗人府處理。
幾萬個無法無天的黃帶子，再加上不少趁火打劫的假黃帶子，亦真亦假，亦妖亦魔，把個北京城攪鬧得烏煙瘴氣、鬼哭狼嚎。
敏學怒砸“派出所”
嘉慶十三年春，北京城發生了著名的“敏學事件”，把“黃帶子”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尖鋭地擺在了嘉慶皇帝面前。
遼寧師範大學俞大華教授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講述過這件事的始末。
嘉慶十三年陰曆五月初七，有一個叫敏學的黃帶子，喝了點兒小酒，剃完頭從理髮店出來，把衣服往隨從手裏一扔，光着膀子就上了大街。現在一到夏日，北京的衚衕裏時常晃動着“膀爺”們白胖胖的身影，估計承繼的就是敏學這類黃帶子的遺風。
敏學走着走着，突然看見街邊有一個賣烤地瓜的。他抬頭看了看火熱的太陽，心裏生髮了疑問，這麼熱的天，怎麼還有賣烤地瓜的?十有八九是假的，這是皇家門前，京城地面，這事我得管!於是，敏學走到地瓜爐前，問:“你這地瓜是真的假的?”烤地瓜的抬頭看了看，見是一個酒蒙子，便沒好氣地説:“地瓜哪有假的?你找一個假的給我看看!”敏學説:“我看你這地瓜就是假的，你拿一個，我看看。”烤地瓜的橫了敏學一眼，遞了一個烤熟的地瓜過來。敏學接過地瓜咬了一口，品了品，還真是地瓜，便把地瓜往地上一扔，説:“真的也不是什麼好貨!一股子醃蘿蔔味，難吃死了。”説完，轉身欲走。賣烤地瓜的不幹了，一把抓住敏學的胳膊，説:“你沒事挑刺兒，吃了我的地瓜不給錢不説，還往地上扔，你賠我的地瓜!”敏學素來是橫行霸道慣了的，現在見一個賣烤地瓜的竟敢用那隻臭手當街拉住自己的高貴胳膊，不禁大怒。敏學出來剪頭只帶了一個家丁，敏學叫了一聲:“給我打!”主僕二人揪住賣烤地瓜的就是一陣狠打，直打得賣烤地瓜的滿頭滿臉都是血，跪在地上連連告饒。敏學還不解氣，把烤地瓜的爐子也砸了，木炭、物件揚了滿大街。
敏學剛開始動手，有人就去報了警。步兵統領衙門的兵士趕來，制住了敏學，給他帶上了銬子。敏學氣得暴跳如雷，大聲喊道:“你們瞎了眼，不知道我是誰嗎?活膩了是不?”敏學盛怒之下，加上又喝了酒，忘了自己沒系那條黃帶子，還以為是步兵統領衙門故意要自己難看，遂破口大罵。
敏學被連推帶搡地押到了堆撥房(相當於今天的公安派出所)，家丁見事不妙，便跑回府中叫人。不長時間，十幾個家丁攜刀帶棒就來到了拘押敏學的堆撥房。敏學一見來了人，一縱身跳了起來，指揮家丁把堆撥房的兵士一頓狠打，還把堆撥房的窗户也砸了，兵器架也推倒了。然後，指着嚇得幾乎尿了褲子的堆撥房長官説:“你記住了，我叫敏學，黃帶子，你可以去告我，我在家等着!”説完，領着家丁揚長而去。
七十户黃帶子被髮配盛京
此事發生在鬧市區，圍觀的人很多。步兵統領衙門受了窩囊氣，覺得堂堂國家執法機構光天化日之下讓人給砸了，人也打了，覺得很沒臉面，便一張狀紙把敏學直接告到了嘉慶皇帝。
嘉慶皇帝接狀後，龍顏大怒。從打他繼位以來，就不斷接到黃帶子聚眾鬧事、殺人傷人、無法無天的報告。考慮到都是自己的族人，其先祖對大清有功，便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可沒想到，這些黃帶子有恃無恐，鬧得越來越不像話。大街上殺人、強搶民女、嫖娼宿娼、霸佔土地，引得民怨沸騰，敢怒而不敢言。長此以往，國家的威望何在，皇室的威望何在?嘉慶帝決定拿敏學開刀，剎一剎這股已經影響到國體的歪風邪氣。
嘉慶皇帝把敏學案交給自己的哥哥、時任宗人府宗令的顒璇和刑部尚書秦承恩審處。
殺人不償命的黃帶子
接手案子後，顒璇藉口避嫌，把案子交由秦承恩全權處理。秦承恩接過案卷，宛如接到手一包隨時都可能爆炸的炸藥，愁得幾乎一夜白了頭。皇上有旨，要重重處罰，可朝有律令，黃帶子不歸刑部管。思來想去，秦承恩拿定了主意。別看皇上盛怒之下發了狠話，等氣頭一過，肯定不忍心重罰自己的族人。所以，此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拿出個避重就輕的處理意見，對雙方都有個交代也就是了。於是，秦承恩把一個經過反覆斟酌的處理報告上呈給嘉慶皇帝。報告上説，一，敏學動手打堆撥房的官兵，是因為不知道對方身份，以為是賣烤地瓜一夥的，屬不知者不怪;二，所謂砸窗户和兵器架也事出有因，敏學到了堆撥房後，大聲喊人，無人理睬，敏學便趴到窗前手扶着窗户往外看，正在此時，有人在後邊拉他，窗户就被帶了下來，為了躲避掉下來的窗户，敏學猛一躲閃，碰倒了兵器架;三，據查，敏學過去奉公守法，素無異端，屬於初犯。故判杖25，拘禁九個月，罰俸一年。
嘉慶皇帝看了這份處理報告後，氣得將報告摔在秦承恩臉上，當即頒下嚴旨，將敏學開除出宗室，宮門外重打四十大板，發配盛京，嚴加管束，永遠不許回京。刑部尚書秦承恩捏造事實，為敏學開脱，着令革去刑部尚書之職。
隨後，嘉慶皇帝又命宗人府上報有不端行為的黃帶子，算上敏學，共七十户，一同發配千里之外的盛京。
盛京地方官大叫“苦也”
七十户人家一千餘口人踏上了當年還很荒涼的大御道。
大御道是從北京出山海關去往盛京的唯一一條通道。當年，清兵入關，走的就是這條道，後來滿清皇帝東巡祭祖，走的也是這條道。
敏學躺在馬車中，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兩條大腿鑽心般的疼痛。迷迷糊糊中，高一聲低一聲地罵着。隨行的人不知道他在罵誰，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關於媽媽奶奶的話肯定不會是罵嘉慶皇帝，因為嘉慶的媽媽奶奶也是敏學的先人，罵了就等於罵自己。
同行的黃帶子們情緒低落，低着頭，袖着手，一個個像霜打過的茄子。心情不好，走的就極其艱難，長長的車隊吱扭吱扭了幾個月，才到了盛京城。
盛京的官員早已接到了聖旨，聽説有七十户黃帶子讓他們妥善安排，並且嚴加管束，不由得齊齊叫了一聲“苦也”。
盛京是清王朝的陪都，設有一套完整的政府衙門。盛京城本來就不大，各衙各署佔去了很多地方，再加上八個鐵帽子王的王府，到哪裏安排這七十户地位高、脾氣大的龍子龍孫住下呢?跟老百姓住在一起，肯定不行，且不説黃帶子們會不會生事，就是安全問題也沒有保障，萬一哪個黃帶子出了事，誰擔待得起啊!
幸虧黃帶子們在路上走得慢，使得盛京的官員們有了比較充裕的時間為他們準備了一個較為理想的住處。
小東門外立起了一座新城，這座新城就建在現在天龍家園小區的西北角，過去是小東衞生院的所在。城四面修有高高的圍牆，四角建有角樓。城內共有七十個四合院，每家一個獨門獨院。房子寬敞明亮，正房一鋪萬字炕，西牆處供着祖宗板，院子裏立着索倫杆。為了討黃帶子們的歡喜，官員們給新城起了一個很貼切、也很能顯示尊貴的名字——宗室營。
宗室營之所以建在這裏，是因為此處在盛京城的東面，東面是滿人的祖地，當年的王氣就是從東邊逶迤而來。而且，離宗室營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三陵衙門。現在這座老房子還在，房頂上長滿了高草。三陵衙門是清庭專門為保護關外三陵設立的機構。黃帶子回盛京，名義上不是發配，而是回來佑護祖陵，靠近三陵衙門，佑護起來倒有許多方便。
遼寧日報原農村部主任、資深記者金靜之的先人應該就是那批從北京發配到瀋陽的黃帶子。談到敏學事件，她説，這件事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的爺爺就是佑護北陵皇太極墓的。我爺爺不是家裏的長子，所以他沒有爵位，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北陵去。奶奶活着的時候，總跟我們説，你爺爺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黃帶子，龍子龍孫啊!金靜之現在還記得，奶奶説這話的時候，臉上神采飛揚。
在盛京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
黃帶子初到盛京，生活得很是愜意。拿着皇家的豐厚俸祿，不愁吃不愁喝。地方官員對他們恭敬有加，百般呵護。那時候盛京城的鷹市、鳥市、茶樓、酒肆，隨處可見黃帶子的身影。黃帶子不喝醉時，一般也不鬧事，就是喝醉了，也鬧不起大事。因為地方官員早就告誡過百姓人等，黃帶子罵你，你不要還口，黃帶子打了你的左臉，你再把右臉送過去。誰要是敢逞一時之強，惹惱了黃帶子，出了事自己負責，黃帶子可是殺人不償命的。所以，盛京人對黃帶子多是敬而遠之，見了黃帶子，知趣地往旁邊一讓，再説幾句雖肉麻卻讓黃帶子很感受用的話，黃帶子也就無從發火。可以説，黃帶子來到盛京，雖然帶着一肚子的怨氣，卻並沒有把盛京攪得雞犬不寧。
就像永陵後的啓運山那十二個高高低低的山峯，神奇切合着滿清十二帝在位時間的長短和國運的興衰一樣，黃帶子的命運也隨着大清的國運而大起大落。按清代宗室的規定，黃帶子繼承爵位，除開國元勳受皇帝特批的外，其他的一律隨年代降等襲爵。就是説，第一代接襲的如果是親王，那下一代只能承襲郡王，如此類推，越襲越小，接到最後也就沒有爵位了。滿清末年，盛京城裏的黃帶子大都已沒有爵位，而且，隨着國勢式微，能得到的俸祿也越來越少，大多數黃帶子家已經入不敷出，只能靠典當變賣過日子。曾經出入鷹市、鳥市、酒肆茶樓的黃帶子成了舊物市場和典當行的常客。再後來，實在沒有東西賣了，有人便賣了宗室營的房子，搬到外邊買下便宜的房子住，省下一筆錢養家餬口。
金靜之説，她出生的時候，家裏已經不在宗室營。老人今年八十歲，1929年生人，此時清廷已經退位18年。如果説，黃帶子的衰落是從滿清末年開始的，那麼，二十多年的持續衰落，足以把一個輝煌從山巔摔進谷底的爛泥裏。
宣統三年，趙爾巽調回盛京，出任總督。感於東北教育落後，趙爾巽報請朝廷批准，用皇餉銀建了一批學校。見趙爾巽竟敢用皇家的錢來建學校，身陷困境、對皇餉銀盯得很緊的黃帶子羣情激憤。但此時的黃帶子早已沒有了當年的霸氣，只能在夜深人靜時，偷偷地在趙爾巽的家門口貼了一副對聯，上聯是:爾小生，生瘡長病;下聯是:巽下斷，斷子絕孫。聯是藏頭的，上下聯頭一個字連起來正是趙爾巽的名字。趙爾巽看了對聯後，知道是黃帶子所為，提筆把對聯改了幾個字，變成:爾小生，生生造化;巽下斷，斷事公平。隨後，又在府門前自擬一副上聯:三年三月趙三哥復來東三省。光緒三十一年，趙爾巽曾任盛京將軍，受過黃帶子不少窩囊氣，後調往南方任職。如今再次回來，今非昔比，黃帶子已是昨日黃花。趙爾巽此聯看似平淡無奇，內裏卻暗藏鋒機，明明白白告訴黃帶子，我趙三哥又回來了，你們接招吧!但這種具有挑戰意味的上聯貼出去很久，也沒有人前來應對，黃帶子此時的處境與心境可想而知了。
黃帶子是瀋陽歷史的匆匆過客，驚鴻一瞥，曇花一現，沒有留下多少史料記載。那座威儀凜凜的宗室營也在多年的戰亂和風雨的摧殘下消失了蹤影。上世紀六十年代挖防空洞時，附近的居民在當年宗室營的所在挖出了很多條石和大塊青磚，想象着這裏應該住過達官貴人。卻沒有人能準確地説出，這個地方曾經叫宗室營，這裏曾經住過七十户從京城遷來的黃帶子。
不過，黃帶子也留下了可以流傳千古的東西。當年黃帶子在北京無所事事的時候，有人票起了戲班子，為唱戲的唱曲的寫了不少優美的唱詞，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遣。乾隆年間，黃帶子所寫的唱詞被結集出版，取名《子弟書》。七十户黃帶子被髮配盛京，《子弟書》也被帶到了東北。現在火遍大江南北的東北二人轉，很多傳統唱段的唱詞都是改編自黃帶子留下的《子弟書》。
揭秘：清朝做一個官員到底有多累?
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頤和園視朝，許多官員為了準時到達，必須半夜起牀。清朝皇帝相當忠實地遵守早朝的時間，説明這是個嚴謹恪守規矩的王朝。最近我讀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員惲毓鼎的日記，其中的一些記載驗證了這個判斷。只是日記裏對上朝時間之早的描述更加讓人不可思議，如1896年2月的一天，光緒皇帝要見官員，惲毓鼎必須四點鐘就到景運門朝房等候，七點鐘在乾清宮引見。3月初的日記則説某次上朝要凌晨三點鐘出門，因為道路泥濘，抵達東安門時天已黎明，光緒帝先到中和殿看版，所謂看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員寫的文件，然後再召見官員。也就是説，從家裏趕到上朝地點，中間可能要走兩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然後還要在朝房等候許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濘，在車中顛簸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設備，還容易染上寒氣，導致身體不適。怪不得惲毓鼎有一次見到光緒帝就感嘆“天顏清減，深以為憂，竟無人敢以攝養之説為聖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臉色不好看都是讓上朝過早給鬧的，這聲嘆息頗似感同身受。
不過要想通過以上的描述斷定清朝官員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償命你可就錯了，因公勞累只是個假象，一個關鍵證明是早朝完畢後官員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似乎還遠不及當今的打卡白領那般辛苦奔命。皇家上朝時間雖然很早，不時會迫使官員天沒亮就得匆匆趕場，但一旦早朝儀式結束，官員可以立刻回家睡上一大覺，直到日落才醒也沒人管你。如不打算睡覺，剩下的時間也完全歸你支配，真可以説是想幹啥就幹啥。
與上朝這類公事相比，惲毓鼎大量時間會花費在與科舉同科或鄉親好友之間的團拜上面，寫一些私人應酬的書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比如有一陣很多人送來扇面給惲毓鼎要求題字，桌面上扇面常常堆積如山應接不暇。此外回覆信函和閒逛琉璃廠淘舊版書也是重要的活動。據他自己的統計，僅1908年一年就收到各省的信件達五六百封，內容全是委託辦事，謀取差缺等事。這些信雖不必一一回復，但拆閲處理也須耗去相當長的時間。
表面上看，官員受公事牽扯精力並不像預想的那樣多，但私事應酬卻是如一張大網，常常罩得人喘不過氣來。從日記上看，趕赴私人飯局幾乎佔去了惲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幾乎到了煩不勝煩的地步，而且多屬人情世故之舉，不可輕易拒絕，有一次從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一個多月的時間裏，“無日不有應酬，無日不有飯局”，以致“疲睏浮動，頹然病矣”。所以日記中時常發出自責的聲音。在1905年3月的一則日記中，惲毓鼎就自責説：“自去冬至今，會無謂之客，赴無謂之局，終日徵逐，身心俱疲，求六時靜坐看書而不可得，以致胸懷擾攘，往往夜不能寐。十餘年所用心性工夫幾全數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將為小人之歸矣。”也就是説再這樣消耗下去和小人沒什麼區別了，這可是相當嚴重的一個事情，有一次惲毓鼎絡繹不絕地接待了十幾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舉步。他不由自主地開罵起來，覺得自己“究竟無一正經之事，無一關係之言，費光陰，耗精神”，發出冤苦的抱怨。
1906年2月20日午前惲毓鼎連續接待了五撥兒客人，感到頭暈氣短，等客人剛離去，就嘔吐起來。於是他發出了一陣感喟，説西人彼此見面時會就事論事，聚會後也不迎不送，宴會上談論閒情私事，公事免談。中國卻恰恰相反，那些來訪的人，明明有想説的事，卻先做無數浮泛的言辭加以鋪墊，廢去許多口舌後才進入正題，已耗去無數精神。等到了該説之事，説起來又反反覆覆，沒完沒了，喋喋不休，聽起來讓人厭煩無比，其實幾句話就能説清。如此下去，主人哪裏會不困，哪裏會不怕會客?他説遇到一個朋友託他辦事，翻來覆去説了七八遍，送到大門，又照説一次。他感嘆這種人必不能決大疑、成大事。所以他“每懸想荒江老屋，耕讀自娛，不復問人間事，恐生平無此清福也”。
我們從一個清朝官員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裏發現，處理公事的部分其實佔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時間會消耗在私事應酬的漫長程式裏。這些私事有些可以自行支配，有些則如無法擺脱的勞役，其中甘苦只有當事人自己才能感知。
古代官員雨雪天多放假 坐轎子容易路滑摔着
古代不少詩人願意寫天氣，這方面的詩詞有不少比較有韻味。比如《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在古代，出租車和私家車，都屬於低碳零排量。但惡劣天氣，路況特別不好。坐轎子的容易路滑摔着，坐馬車的剎車不太好使怕撞着。所以，每到雨雪天氣，老百姓一般不出門，上班的一般也都給放假了，有事再叫你。不過，有些官員在家也待不住，就去騷擾老闆討人嫌。比如春秋時齊國上大夫晏子就是這樣一個人。
晏子大家應該比較熟悉了，小學課本就學過。他是齊國的“外交部長”。
齊景公當國君時，有一次雨夾雪下了三天還沒晴。大臣們都放假了，齊景公自己沒事就穿着貂坐在那吃着火鍋唱着歌正樂和呢，晏子來了。齊景公就説，這雪下了好幾天了，天也不冷，來一塊喝點吧。晏子就不願意了説，你吃飽喝足不冷了，別人也不冷了嗎。這好像是個哲學問題，齊景公半天才想明白，就和晏子説，發福利吧。於是，給百姓發了皮衣和糧食，待遇還不錯。
孔子聽説這事後就評論説，“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也就是説，晏子能明白自己應該做的事，齊景公能實行他認識到的德政。
古代官員配車千奇百怪 坐羊拉車被視為有品位
官員的配車與用車，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個小問題，隨着歷史的發展，不斷地進行着沿革和改進。
古代官員的代步工具，最早為牛拉的車，後為馬拉的車，再後來，才改為人抬的轎。正史中，一般都有《輿服志》章節。輿，即車、輦、轎、座駕。什麼級別的官，享受什麼等級的座駕，都有詳細規定。
從上古時代官車就有嚴格制度規定
從先秦起，諸侯公卿都以乘坐馬車為體現身份的一種標誌。孔子曾是魯國的司法長官，有專門用車，他最得意的學生顏回死了，顏回的爸爸想賣掉孔老師的車給兒子買棺槨。哪裏想到，孔老師卻不答應，理由是：我處於士大夫的行列，怎能不遵守用車制度?
漢高祖劉邦得天下後，由於多年的戰爭破壞，人口數量大減，社會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與民休息、增加生產。所以漢初幾個皇帝都是採取了老子的無為而治，就是不亂搞改革，同時朝廷也厲行節約。公車問題，首先劉邦自己帶頭。史書上説，當時皇帝連找四匹相同毛色的馬做公務用車也沒有。其實在部隊裏找幾匹馬也不是找不到的。劉邦自己帶頭，手下的官員們自然也不敢浪費了。
到漢景帝時，生產已經大發展了，富人出門，母馬都不騎!史稱文景之治。漢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頒佈中國有記載的歷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車使用規定：一、不同官員駕車馬匹數量有差，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車的裝飾體現等級差別，一是，即車廂兩旁用以遮蔽塵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將左車漆成紅色，兩千石以上的可以將兩車都漆成紅色。
一是車輛上避雨遮陽的車蓋。平民乘車只許用青布蓋，官吏兩百石以下用白布蓋，三百石以上用皂布蓋，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繒覆蓋。於是車蓋，連同冠服合稱“冠蓋”，也成了仕宦的代稱。我們所説的“冠蓋雲集”與現在眾多官員要開會將車子停在一塊的感覺差不多。
當時官員的車輛是由誰配備的呢?從史料中的零星記載看，兩漢的辦法是二千石或以上的中高級官員，都在受印後即由國家配給專車。《漢書》記朱買臣拜為會稽太守的當天，“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説明自有一套機構按程序在操作。基層政府的情況，似是各衙署都備有官車，劉邦當亭長時交的朋友夏侯嬰就是沛縣的官車駕駛員。但數量有限的官車只能保證機關主官和佐貳乘用，其他屬員若要擺乘車派頭就只能自備了。
官車也有過個性張揚的時代
南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襲兩漢，《通典》卷六十五記，“後魏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射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軺車駕一馬”;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南朝梁會要》)，都是高級官員統一配備專車的明文規定。不過南北朝時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晉風度”，用現在的話説，也就是追求個性化。
雖然南朝宋時的法定官員乘行工具依舊是馬車，但實際上是各乘各的。比如宋文帝喜歡乘坐用羊拉的官車，羊力氣小，體格羸弱，無法與駿馬和壯牛相比，但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有品位。南朝宋的右光祿大夫顏延之，經常選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狀的車遊蕩於街市之間，以顯示自己的卓爾不羣。南朝宋還有一位大將軍沈慶之，每逢趕上朝賀，經常乘坐一種叫“豬鼻無帷車”的怪車，這些都在當時被認為是瀟灑的表現。
隋朝配車的範圍擴大到“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隋唐的百官乘行制度除陵廟巡幸、王公冊命等重大典禮應“盛服冠履，乘彼格車”外，其餘場合一概騎馬。即使尊為宰相，乘行工具與民眾也無二致，區別在於另有品服、佩飾和儀衞等標誌身份及等級。
趣聞軼事反映宋朝官車使用狀況
《夢溪筆談》記宋真宗時的宰相王旦作風粗疏，曾有一位替他控勒馬繮的役卒，因役期已滿向他辭別，他搞不清楚此人是誰。等役卒轉身離去，他恍然而悟，忙叫其回來，送給他不少錢物。原來此人每天為宰相勒繮控馬，王旦只看到其背部，沒看清過其面孔，這會兒因其轉身離去，又看見自己熟悉的背影，才弄明白到底是誰。由這個故事分析，王旦騎的馬是公家提供的。
《春渚紀聞》裏記有一則劉貢父的軼事，説他剛進館閣任校勘時，因“俸入儉薄，不給桂薪之用”，買一匹騾子代步。這樣看，唐宋的情況與兩漢差不多，機關裏的公馬只能確保主官、佐貳騎乘，校勘官是屬員，就未必攤得上每人一匹了。反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的高級吏員，倒是有官馬供其執行公務時騎乘的。
《宋會要輯稿》稱：“三省胥吏，歲累優秩，日給肉食，月享厚祿，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按兩宋的高級吏員，政治和經濟待遇上本身就可視同一定品級的官員，何況又供職最高級的中央衙署。照此分析，除高級官員有專門配備外，一般官員乃至書吏能否有乘行工具使用及其優劣多少的差別，還因供職部門的不同而異。像劉貢父上班的館閣屬於清寒的文教單位，“機關效益”不會好，假使在收入豐厚的三司或保證供給的三省上班，就不至於自己買匹騾子代步了。
慈禧下令拆掉司機座椅，讓司機跪着開車
在清末的時候，中國引進了一輛“杜裏埃”——有史可查的中國第一輛官車。而這輛進口轎車是袁世凱送給慈禧太后的生日禮物。
1902年慈禧太后68歲大壽來臨之際，袁世凱花了1萬兩白銀，從香港購置了這輛1896年由美國人杜裏埃兄弟設計製造的轎車，獻給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覺得太監不能與自己平起平坐，便令李蓮英傳旨，拆掉司機座椅，讓司機孫富齡跪着開車。孫富齡心有餘悸，於是，他想出了一個主意，用破棉絮堵死油管，謊稱汽車壞了。當時國內沒有人會修汽車，慈禧就再也沒有提起這輛車。但是孫富齡天天提心吊膽，擇日便舉家攜口逃到了南方隱居起來。
古代官場公務接待中讓人捧腹的奇葩事
説起來，官場公務接待和請客送禮古代早已有之。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歷朝歷代中，魏晉設政府接待辦的檔次最高，而明清的公務接待的排場最大。
秦始皇建郡縣制以後，官場就出現了接風餞別等宴會。據《漢書》記載：“西漢後期，政局屢變，地方官調動頻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州郡甚至設置了“送故主簿”這樣專門負責接待的官員。宋朝時，政府曾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準公筵”，可見，古代官場是允許“公款接待”的。但是，歷朝歷代也大都按照節儉原則，規定了不同級別官員的接待標準。
其實，按規定的標準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務活動的保障，本應無可厚非，問題是古代官場也和當今一樣，不按標準接待，而是競相攀比，排場越搞越大，於是惹得怨聲載道。下面擷取幾個古代官場公務接待中讓人捧腹的奇葩事情，以饗廣大網友。
一、明朝兵部尚書奉旨勞軍，回程時財禮塞滿1000輛大車。
從明清官場情況上來看，接待排場之風達到頂峯。明朝巡撫駕到的時候，府官、州官和縣官，一律要跪在道路兩旁歡迎。如果運氣不好遇上颳風下雨的天氣，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運。在清代，如果遇到欽差大臣經過，“數十里外設馬為長探，二十里內設馬為短探，無不竭力趨蹌”，都想爭取給朝廷要員留個好印象。
明代嘉靖十八年，兵部尚書翟鑾奉旨到塞上犒勞軍隊，邊區文臣武將都全身披掛到郊外恭迎，而且競相送禮。等到翟部長完成使命返回的時候，收受的財禮竟然塞滿了1000輛大車。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憶説：“我在鄉里做生員時，曾經親眼看見一位縣長向前來視察的巡按百般獻媚，拍馬屁一直拍到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來裝飾尿壺、將緞褥鋪在廁所裏的程度。”
二、廣西官員因上級領導斥責招待不周，竟然羞忿自殺。
清代乾隆三十四年春天，廣西學政梅立本到陸川縣主持科試，陸川縣的楊縣長承辦接待工作。楊縣長不僅包辦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幫隨從近一個月的飲食起居和各項供應，還僱人來代買物品，額外又花了很多錢送禮。儘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滿足，繼續多次刁難，並幾度杖責楊縣長派在學政身邊聽候差使的王升、陳忠等人。
迫於情勢，楊縣長去求情，梅立本又當面恐嚇他説：“我與你雖然是同年，但是你辦事不妥，我照樣要參劾你!”楊縣長非常害怕，不自覺間居然雙膝下跪，説道：“卑職剛剛到任，很多情況不熟，還求您多多指教。”梅學政説：“你不懂就去問鄰縣的官員吧。”説完轉入後堂，不再理會楊縣長。
楊縣長與梅學政本來是同榜出身，只因官運不濟，地位懸隔，便一再受辱，以至於羞忿難堪，竟於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轎內自刎殞命。
三、公務接待中送禮名目繁多，領導最看重下級送“紅包”。
古代公務接待：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在中國曆朝歷代，公務接待都是地方官們心中永遠的痛。地方官們不辦企業不炒股票，衙門公賬上也沒有公務接待的預算，哪來這麼多錢開銷分攤呢?講實了，不外乎是向民眾加徵加税、爭取“自籌經費”或説預算外資金。説白了，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明代萬曆二十三年，剛當上吳縣知縣才幾個月的袁宏道寫信給朋友説：現在已經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縣令尤苦，作吳縣知縣更是苦上萬萬倍，比牛馬還不如!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上官如雲，過客如雨”，來來往往都要縣令早晚接待。
那麼，古代公務接待中，上級最看重的是什麼?答曰“現金紅包”。而這個“紅包”一般有3個名目組成：一是“程儀”，即車馬費;二是“折席”，即宴飲費;三是“跟隨”，即送給僕從的辛苦費。
四、蘇軾經常召“小姐”應付公務接待，以便自己休養精神。
據《萍州可談》記載：杭州城極為繁華，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該路的監司，大多在城內設立辦事處，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以至杭州政府得專門安排一員副職陪他們吃喝玩樂。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就扮演過這個角色，因為不勝酒力，疲於應付，發牢騷説杭州通判這個差事是“酒食地獄”。
由此可見，基層官員應付公務接待、疲於奔命時是非常痛苦的。為了減輕這種痛苦，官員們各出奇招。還是這個蘇軾，據説在他任地方官時，一旦遇到公務接待的宴飲，都要召“小姐”來，讓赴宴的領導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女伎絲竹之聲終日不輟”上，自己趁機休養精神。
五、縣長親自著書立説，諄諄告誡一定應酬好上司身邊的人。
官場內權力分配的基本原則，永遠是上級掌握對下級的監察和考核，於是順從乃至逢迎上級，變成了做下級的本分。再就是無論上級下級，往往都把能否做好公務接待看作是恪守本分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衡量標準。為此，曾做過縣官的清朝學者汪輝祖還撰寫一本如何當好縣長的“縣長教科書”，名為”《學治續説》。
汪輝祖在《學治續説》中，多次講論了接待上司的重要性，特別是上司身邊的人，一定要應酬好。並舉例説：過去我們浙江有個好縣長，省領導對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省領導出行視察，經過他這個縣，這位縣長沒能滿足領導身邊人的需求，那些人便使壞，暗中把他接待領導的一應供給全部撤走，領導還當這個縣長故意怠慢，大為生氣，後來以一個藉口便將他參劾撤職了。
六、公務接待的吃喝標配：燕窩燒烤、魚翅海蔘。
最有意思的是，因為朝廷一再強調要革除屬員給上司送車馬費的陋規，所以到後來欽差們都不肯現場收錢了，要改為等他們回京後，再通過錢莊把這筆錢匯到大人的家裏去。宴飲娛樂什麼的，張集馨也有記述，“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蔘”。
當時無論冬夏，戲宴總得到下半夜一點鐘後才散，“羣主”，即請客陪歡的地方官紳先把諸貴賓一個個送出、上車，“然後逐次揖送”。等客人都回到下榻的館舍，還要“着人持羣主名帖，到客公館道乏”，就是您辛苦了、請早點休息、晚安的意思。“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餘金”。
古代官場性賄賂效率比較高：淫色風氣所向披靡
“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是古代對官員的起碼要求。有的官員也許能做到“不愛錢”，但未必能做到不好色。俗話説，“英雄難過美人關”，在色賄、美人計面前，前仆後繼倒下的官員，真是數不勝數。操守堅正，潔身自好，能不為女色所動，是難能可貴的。
女色誘惑對古代官員來説，是比金錢誘惑更大的考驗。抵禦這種誘惑，需要有很高的道德素養和很強的自制能力。可惜很多官員道德素養低下，自制能力缺乏，所以，被色賄這種“糖衣炮彈”一轟就倒。
程縣令施色賄一再得手
色賄這種行賄伎倆，在古代很常見，能收到金錢賄賂所達不到的效果。對付有些官員，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些心術不正的跑官者及謀求青雲直上的人，均樂於採用這種成本低、收效高的手段。
宋代《慶元黨禁》一書載：南宋寧宗時執掌政柄，位在左相、右相之上，被封為平原郡王的韓侂冑，其愛姬偶犯過失被送出王府。錢塘縣令程松壽以為機會來到，立即以800貫將她買來，並將其安排在自己家的正廳居住，以示恭敬有加。他與妻子一日三餐親自將飯菜端到韓侂冑愛姬面前，對她服侍特別周到，搞得她莫名其妙，惶恐不安。過了幾天，韓侂冑思念愛姬，派人召她回府。得知已為錢塘縣令買去，他大為惱怒。
程松壽聽到這個消息，急忙親自將韓侂冑的愛姬送回王府，並且對韓侂冑説：“前幾天有一個地方官要離開京城，準備帶她去外地，我作為京都所治之縣的縣令，特地為大王將她藏匿於我家。”韓侂冑仍未消氣，總疑心自己的愛姬被這個小縣令揩了油。愛姬回到王府後，對韓侂冑詳細敍述了她在程松壽家的幾天裏，程氏夫婦對她怎樣恭謹，怎樣有禮貌，韓侂冑這才轉怒為喜。當天便任命程松壽為太府寺丞，一年後升為諫議大夫。
哪知程松壽慾壑難填，登上諫院的長官諫議大夫的高位之後，心仍怏怏。於是心生一計，買來一位美人，獻給了韓侂冑，還為美人起名曰松壽。韓侂冑不解地問他：“美人怎麼與你同名?”程答稱：“我想讓大王經常聽到我的賤名。”韓侂冑不覺得此人奸滑，反覺得此人可愛;沒有看出此人是要利用自己，反而以為此人對自己忠心耿耿，當即任命他為同知樞密院事，即全國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的副長官。程松壽本是一個品級很低的官員，靠了色賄，居然連連高升，兩三年內躋身朝廷重臣行列。
為何錢塘縣令程松壽施色賄屢試不爽呢?是因為他摸清了韓侂冑的脾性及弱點。韓侂冑當時權傾朝野，勢焰赫然，他視朝廷官職為私有，只要他高興，可以隨便送人。他寵信愛姬，聽信枕邊風。他對於美女，是多多益善，有了愛姬，還垂涎別的美女。程松壽正是利用了韓侂冑的這些特性，“對症下藥”，故次次成功就不足為怪了。
提刑官未查別人先倒下
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一書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件：南宋紹興年間，王鈇任番禺軍政長官，在當地胡作非為，搞得民怨沸騰，聲名狼藉。鑑於地方上要求王鈇下台的呼聲很高，朝廷決定調原任諫院司諫的韓璜為廣東提點刑獄公事(簡稱提刑)。廣東提刑負責廣東所屬各州的刑獄、司法、監察，權力很大。朝廷讓韓璜去廣東先對王鈇立案審查。韓璜才到廣東，尚未觸動王鈇，自己便先倒下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韓璜還沒有來得及審查別人，自己先授人以柄。
韓璜按朝廷命令前往廣東，將提刑衙門設在韶陽，並立即赴番禺，擬對王鈇展開調查。王鈇自知大禍臨頭，如驚弓之鳥，寢食不安。他的妾本是“錢塘倡”(錢塘的歌舞藝人)，見王鈇心事重重，便問：“主公擔憂什麼?”王鈇告訴她，朝廷已派韓璜來廣東查處他。妾説：“用不着憂慮。韓璜啊，我認識，他不就是韓老九嗎。從前他常到我家，玩得挺歡的。主公無論如何要請他飲酒，只要他端起酒杯，我自有辦法敗壞他的操守。”
很快韓璜乘船來到番禺，一副欽差大臣的架勢。王鈇到郊外迎接，韓璜避而不見，入城迎接方才見面。在堂上，對着王鈇，韓璜不發一言，弄得王鈇很是尷尬。次日韓璜按官場規矩回訪王鈇。喝過茶後，王鈇邀請韓璜遊覽庭園，韓璜不允，王鈇一再邀請，韓璜才勉強同意。至一處房屋，水中、陸上所產食物一應俱全，擺了一桌，而且有歌舞藝人的表演。韓顯得侷促不安。王鈇命歌舞藝人下去，私下吩咐她們淡妝，假扮成侍女。然後將韓璜迎入後堂飲酒。喝着喝着，就聽到王鈇的妾在簾後唱當年韓璜贈她的一首詞，韓聞之不禁心動，以致狂不自制，説道：“想不到你原來在此地啊!”當場就要跟舊相好見面。
王鈇之妾隔着簾子有意請韓滿上，韓璜接連喝了幾杯，那女子仍然不肯出來。韓急不可耐，王鈇之妾便説：“司諫當年在我家舞跳得最好，今日如能為我舞一曲，我馬上就出來相見。”此時的韓璜，已經醉酒，控制不了自己，以為自己還在當年那個“錢塘倡”的家中，不知自己眼下正在審查對象的府上，更是把朝廷賦予他的使命忘得乾乾淨淨。他立即要了一件舞衣穿上，還塗抹粉墨，踉踉蹌蹌地跳了起來。才跳了幾下，忽然跌倒於地。王鈇急命人抬來轎子，歌舞藝人們七手八腳地將韓璜扶上了轎，送他上了船。
酒後失性、酒後失態、酒後失德，韓璜便是如此。
韓在船上昏然酣睡，五更酒醒後，覺得身上穿的衣服不對頭，讓跟從的人點亮蠟燭，一看身上還穿着舞衣。再拿鏡子一照，臉上粉墨還在，羞愧得無地自容。他立即下令開船，回韶陽提刑衙門。對王鈇的案子，他再也不敢過問。從此他臭名遠播，並很快遭到彈劾。
這位提刑官為何這麼經不起“糖衣炮彈”的攻擊?因為王鈇之妾一位老於世故、工於心計的女人，對這位高官再熟悉不過了，深知其發達之前就好色又貪杯，並且深知，他這種德性，發達之後不但不會改，還會變本加厲。王鈇及妾抓住了韓璜的軟肋，才一個回合，就輕易將他擊倒。
令狐丞相拒色賄
唐代裴庭裕《東觀奏記》一書記錄了一則拒色賄故事：有個叫畢諴的人，在翰林院任職，才思敏捷，文筆優美，得到了唐宣宗的賞識。宣宗曾許諾提拔他為宰相。畢諴也知道，丞相令狐綯不喜歡他。令狐丞相把他調邠寧，又從邠寧先後調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畢諴以為這是令狐綯阻撓其入相玩的手腕。他想以色賄結好於令狐綯，於是在其任職的北門鎮物色了一位十分豔麗的女子，堪稱天下絕色。讓人將美女妝扮起來，戴上珠寶，派專人獻給令狐綯。令狐丞相一見之下，驚為天仙，為之心動。
不過，他的腦子還是清楚的。他對兒子説：“尤物必害人。”“尤物”即特美的女子，“尤物必害人”即絕色美女是“禍水”。中國古代有所謂“紅顏禍水”的説法，典型的是《左傳》上説的：“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實際上不是美女害人，而是操縱美女者害人。令狐丞相又説：畢“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意思是畢諴跟他沒有情分，現今送美女給他，定是拋香餌，下釣鈎，想搞倒他整個家族。他喜好美女，但不敢接納這位美女，怕後果嚴重。
令狐丞相只見了畢諴獻的美女一面，就派專人把她送回去。那人不敢直接將美女還給畢諴，在一個驛站停留下來，等候畢諴的消息。畢諴為表示誠意和忠心，剌破皮膚滴血寫信給令狐綯，懇求其收下美女，令狐丞相終不接納。畢諴只得命驛站的吏人將美女賣掉。御醫李玄伯用70萬錢買回家，孝敬她就像孝敬祖宗一樣。過了一段時間，將她獻給了唐宣宗。宣宗一見就迷上了這位美女，很快她成了後宮最受寵愛的人。李玄伯又進“仙丹”給宣宗，以邀恩寵，以致宣宗滿身生瘡，不久死去。
令狐丞相跟韓璜截然不同，他不會因女色而失性。面對女色的誘惑，他能在滿足私慾和保全名譽、身家之間作出理性抉擇。他不會因小失大。
王安石不好女色
宋朝宰相司馬光和王安石都不好女色，宋人的筆記記下了兩人的這種美德。這裏單説王安石。
宋代趙令畤《侯鯖錄》一書説：王安石由京官外放，一次自金陵(今江蘇南京)過蘇州，蘇州知府劉邠請他吃飯，有營妓表演歌舞。見有營妓在場，王安石面露不悦之色，不肯就坐。劉知府讓營妓下去，王安石這才坐下。
宋代官府送往迎來，用營妓表演音樂、歌舞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事情，因宋代盛行營妓也即官妓制度。官府用錢買來相貌端正的年輕女子，派專人教她們音樂、歌舞，以供官員們宴會時陪酒，表演音樂歌舞助興。她們的名字登記在冊，叫做“在籍”;要改變官妓身份，即“出籍”，須交納一筆錢。
官員使用官妓，有一條底線，即只能用她們陪酒及表演音樂、歌舞，不能與她們發生性關係;違反者不論官員還是官妓，都要受到司法追究。對違規官妓的處罰就是打板子，甚至有官妓被打死的。官員在宴會上看官妓表演，既不違法、違紀，也不違反當時的道德規範。但王安石對自己要求很嚴，連見都不願見官妓。
王安石對夫人吳氏的感情很專一，除了夫人吳氏，他對別的女子是不會動心的。
據邵伯温《邵氏聞見錄》一書，吳氏曾瞞着王安石為其買過一個妾，直到此女進了門，吳氏都沒有對丈夫説明，家中新來了一個女子，更沒有説明此女是買來作丈夫的小妾的。一天，王安石見身邊出現了一個陌生女子，便問：“你是誰?”女子答：“夫人命我在老爺身邊服侍。”王安石問：“你是誰家的?”答：“我的丈夫原是大將，負責運軍糧翻了船，朝廷要他賠償損失，家裏財產全部充抵還不夠，就將我賣掉。”
王安石再問：“我家夫人買你花了多少錢?”答：“90萬。”王安石聽了，不禁產生悲憫之心，馬上派人找來該女子的丈夫，讓他把妻子帶走。王安石還説，吳夫人付的90萬錢就不用退還了。
當時90萬錢(900貫)是一個多大的數目呢?看了下面一條資料就大致清楚了。王安石同時代人、蘇軾的弟弟蘇轍被貶官，從筠州遷雷州，又從雷州遷循州，兩年之間，水陸行程幾萬裏，一大家人的衣食都靠自己以往的積蓄。到了循州，囊中只剩5萬錢。當時規定，寺院、道觀都不許貶官借住，只得用這筆錢買10間民房。循州那地方，10間民房的價格是5萬錢(50貫)。
對王安石這樣操守堅正、廉潔的官員，要想賄之以黃金白銀，或賄之以絕色美女，都是不能得逞的。這種官員，真可謂“刀槍不入”。古代多的是貪財又貪色的官員，但也不乏王安石這樣清廉、正派的官員。
這樣的清正官員多了，貪鄙官員少了，吏治就有望變得清明一些。
古代官場：嚴嵩之死背後隱藏的官僚政治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