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開國大典為什麼選在下午3點舉行？
1949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決定，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進行閲兵和羣眾遊行，隆重慶祝新中國誕生這個偉大的節日。8月，中央軍委正式下達了開國大典閲兵的通知，並決定步兵方隊由駐紮在天津楊村的二十兵團、後來被稱為“首都師”的二九九師為主力組成;炮兵、裝甲兵、航空兵則由華北軍區各兵種組成;第一次公開亮相的人民海軍前導方隊由安東海軍學校和華東軍區海軍組成。當確定閲兵總指揮的人選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幾乎不假思索地異口同聲説出了一個名字：聶榮臻!
為什麼黨中央要將開國大典閲兵總指揮的重任交給聶榮臻呢?除了他當時已身兼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華北軍區兼平津衞戍區司令員等重要職務外，更重要的是：這位南征北戰、戎馬倥傯的武將，具有一種不尋常的將帥風範。即使在硝煙瀰漫的崢嶸歲月裏，他也一絲不苟地注意着自己的儀表，綴滿補丁的舊軍服整潔、乾淨，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神清氣爽，儒將氣質，武將雄風。他率領的部下無一例外地具有良好的軍人素質。部隊入城後，中南海的警衞戰士一聽見聶榮臻咳嗽，就趕緊下意識地整理軍裝。由於將帥的言傳身教，以身作則，使得進入北平的人民解放軍受到了市民的熱烈擁戴和愛護，與先前國民黨的隊伍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比。因此，黨中央將閲兵總指揮的重任交給聶榮臻，真可謂慧眼識英才。
新中國的開國大典選擇在1949年10月1日的下午3點舉行，是聶榮臻最先向中央軍委提出的建議。下午舉行，為的就是要防備蔣介石孤注一擲：空襲開國大典。至於3點這個特定時間，則是縝密計算的結果。國民黨用於轟炸的飛機是美製B-24轟炸機。這種飛機的時速是488公里，最大航程為3380公里。轟炸機的起飛地點是浙江舟山羣島，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上午從這裏起飛，B-24轟炸機可以在3個小時左右抵達北京，執行完轟炸任務之後，還可以安全返回。但如果下午起飛，轟炸任務雖還可以執行，但夜航能力相當差的B-24，可就別想飛回去了。10月1日下午舉行開國大典，這個消息之前一直是絕密。直到典禮開始前5小時，才由當時的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向全世界發出公告。
果然，就在這一天，台北蔣介石的官邸內，國民黨空軍司令周至柔已經打來過幾次電話了，但蔣介石一直猶豫不決，下不了決心。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校長，再不起飛，我們就不能按時到達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蔣介石説出了最後的底線。蔣介石猛地站起身，對着話筒説：“任務取消。”周至柔大惑不解，但只能執行校長的命令。
用空襲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計劃，蔣介石與周至柔密謀了很久，也精心準備了很長時間。蔣介石為什麼在最後關頭取消這一計劃呢?因為他最終明白：即使破壞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他得到的只能是中國人民的更加憤恨和美國人對他黔驢技窮的蔑視。況且，如果把北京的古建築毀壞了，自己就與燒阿房宮的項羽和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無異了，這樣會招致中華民族的全體指責和唾棄，想偏安於小島也不可能了。所以，蔣介石最終放棄了破壞計劃。正是出於對蔣介石有可能孤注一擲冒險一搏的警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閲兵式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飛機全部帶彈受閲，這在中外閲兵史上是極罕見的。
揭秘開國大典：蔣介石為何中途放棄轟炸天安門
西北的快速失去尚未使蔣介石從夢中清醒過來，更大的打擊又接踵而至。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北平正式成立人民新政權，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上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蔣介石躲在重慶官邸內收聽到來自天安門廣場上萬眾歡騰的聲音，心中充滿憤恨。本來，他在獲悉中共將於10月1日在北平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的情報後，曾於一氣之下想破壞之。他召來空軍司令周至柔，密謀了轟炸天安門地區的計劃。但在10月1日早晨，周至柔數次來電請示空軍出動命令之時，蔣介石又猶豫起來，遲遲不肯下達起飛攻擊命令。他在想什麼呢?此刻，蔣介石在想着更遠的一層。轟炸天安門?即使成功了，也不過把這些古蹟炸個稀巴爛，還是阻止不了中共建國，但這一惡劣行徑卻會激起國人的極大憤怒，於己不利，何況故宮古建築羣緊連着天安門，炸彈是不長眼睛的，一旦故宮被炸受損，這歷史罪人之名，他蔣介石是不想承擔的……“娘稀匹，我可不是英法聯軍。”想到這些，蔣介石似乎下定了決心。
“叮……”，電話鈴聲再次響起，周至柔急切地請示説：“校長，再不起飛我們就不能按時到達了。”蔣介石猛然站起身來，對着話筒決斷地説：“任務取消!”
周至柔聽罷，大惑不解：“校長，請再考慮考慮，我們準備得很充分，保證完成任務。”
“任務取消”，蔣介石又大聲重複下達了命令，然後擱下話筒，慢慢坐回沙發上，他臉上充滿了無奈。當天，他還在日記中用顫抖的筆記下了這一“至為痛心”的歷史時刻。然而，事實上，這一“痛心”還未過去，讓他更為擔心的事又來了，即中共政權建立後，必定要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起海空軍，到那時，區區台灣海峽將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國民黨將“處境更艱”、“為勢更劣”。怎麼辦?蔣介石於無奈中只能每天再三向上帝禱告，希望國際形勢發生突變，希望美蘇開戰，以挽救他垂危的敗局。
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廣州，“國民政府”倉皇撤向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希望歷史重演抗戰一幕，給予國民黨喘息堅守的機會。但“國府”立足未穩，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已大舉入川，兵臨城下，在廣西桂林失守後不久，重慶郊外已是炮聲隆隆。“國民政府”只得再匆忙遷往成都。
11月下旬，“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因苦於窮途末路及不願再為蔣介石代罪，更不願去台灣，於是突然宣佈赴美就醫，並於12月5日成行。李宗仁既不“辭職”也不“引退”，這一“出走”使“蔣總裁”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他在煩惱之中又添幾分苦惱。
重慶失守後，四川僅剩成都一隅，蔣介石攜同蔣經國住在成都中央軍校舊宅內，他召集胡宗南等幾員剩將和四川省地方大員劉文輝、鄧錫侯、熊克武等再商西南作戰計劃。然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與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正準備聯合雲南省主席盧漢，脱離國民黨，劉、鄧兩人竟避不應召。蔣介石氣得跳腳大罵，然亦無濟於事，他感到大事不妙。
12月7日，蔣介石與閻錫山、張羣等商討最後辦法。蔣介石説：“現在成都危在旦夕，四川看來是沒指望了，下一步國府將遷何處?你們意見如何?”
“依我看法”，閻老醯抹了抹他的小鬍子，慢吞吞地説：“國府應遷西康，只要中樞留在大陸，總有復仇的一天，此去西昌路途艱難，共軍進兵再快，到了高原將放慢速度，可容我們調兵遣將，固守西南，伺機反攻。”
“百川兄此言雖好，但是我們眼下不能不考慮另一種可能。”張羣接過話茬説：“萬一共軍窮追猛打，再攻西昌，國府再往哪裏去?失去了出海口，豈不要被包了餃子?遷拉薩嗎?你想讓達賴養着你?在我看來，目前大陸僅剩地區皆不保險，連雲南盧漢也有動搖之勢，不如早點退往台灣，穩住陣腳。”
“你們所説皆有道理。”蔣介石略思片刻，以手擊桌：“這樣吧，現在大陸大勢已去，無從挽回，中央政府及黨部即遷台北辦公，但為表明我們堅守到底之決心，在西昌設立軍事指揮大本營，在成都設立防衞總司令部，我們要寸步不讓地與共產黨鬥下去，萬一川康不保，再退雲南，我不能輕棄大陸一寸土地。嶽軍兄，你再去昆明一趟，探探盧漢的虛實。通知保密局毛人鳳，讓他多派幹員保護你，萬一盧漢通匪異動，就地格殺勿論。”
次日，張羣在成都昆明間飛了一個半來回。他向蔣介石詳報雲南省主席盧漢正在暗中與解放軍洽和，並堅決阻止國民黨特務在昆明大捕大殺的破壞行徑。蔣介石懷抱最後一絲希望，指示張羣利用他與盧漢的私交，阻止盧漢宣佈起義。在蔣的要求下，張羣乘專機再赴昆明。
同時，蔣介石在成都主持“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正式宣佈遷台辦公。
12月10日，盧漢在昆明宣佈起義，並將張羣及國民黨駐昆明特務保密局雲南站長沈醉等一齊扣押。
盧漢要他們在起義宣言上簽字，沈醉等迫於壓力只好同意。而張羣則哭喪着臉説道：“永衡兄，我與老蔣的關係你是知道的，現在我怎麼能再落井下石?我老了，投共也沒什麼意思，你要是還念舊情，就放我回去，否則就把我當你俘虜交給共產黨吧!”
當盧漢起義並扣留張羣的報告送到中共中央領袖們手上時，毛澤東、朱德等在欣喜之中又添了一份希望。
毛澤東十分認真地對機要秘書説：“回電昆明，對盧漢先生的義舉表示熱烈歡迎，人民不會忘記一切對新中國做出貢獻的人士。至於張羣嘛，請盧先生代為勸導，曉以大義，勸其歸到人民陣營一邊來，與蔣介石決裂。如果他不聽勸，也好，那我們可以拿他與蔣介石做一筆交易，”毛澤東説到這裏，頓了一下，語中充滿感情地説：“我們要拿張羣向蔣介石換回一個人來，這就是被蔣介石扣壓了十二年的張學良將軍……”
當這封足以挽救我們民族英雄命運的電文發到盧漢手上時，他不禁後悔得連連嘆息——半個小時前，盧漢在張羣激將之下已批准他乘機飛離了昆明。
盧漢一氣之下，立即電告早已與他暗中合作的劉文輝，要他會同四川將領將蔣介石就地逮捕，獻給中共，“做人民政府的第一大功臣”。劉文輝接電後馬上進行了佈置。
此刻成都市內，秩序大亂，蔣介石的侍衞發現住所外“可疑人物”不斷出現，便告訴蔣經國並建議他們立即從後門出走。
蔣介石此刻尚不知昆明有變，更不知他命在旦夕，只是根據警衞報告，憑直覺預料大事不妙，遂決定當天起程，離開成都這一危險之地。
午餐後，蔣介石吩咐起身，蔣經國為保安全，勸其從後門出去，蔣介石聞之勃然大怒，斥責道：“我堂堂正正國民黨總裁決不做那種鑽衚衕走狗洞之事，我從哪裏進來的，也從哪裏出去!”
他與蔣經國一行步出中央軍校大門，邊走邊唱“國歌”，像是赴刑場一般，很有幾分悲壯味道。
門外劉文輝派來的監視人員沒料到蔣介石會立即離去，請示報告也來不及，只好眼睜睜看着這位唱着歌的“蔣總裁”，揚長而去。
通往機場的路上，成隊的敗兵與達官貴人、眷屬擁擠成一團，行李、箱包、輜重、武器堆積如山，蔣介石的車隊已無法通過。慌亂之餘，蔣氏父子一行只好下車步行，連跑帶跌地進入鳳凰山機場。
一陣轟鳴之中，蔣介石的專機起飛了。蔣經國看了看艙外一片混亂的成都，口中不禁自語：“真是兵敗如山倒，好懸啊，差點出不來!”
按照原計劃，專機飛向昆明，蔣介石還想最後再找盧漢談談。
當飛機飛臨昆明上空時，春城已是陽光燦爛。駕駛員正欲下滑降落，市郊五華山上制高點景物清晰地映入了他的眼簾，他清楚地看到，高高飄揚在五華山巔的已不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一面鮮豔奪目的五星紅旗。“哎呀!”飛行員不禁失聲叫嚷起來。
蔣介石聽説昆明已經“易幟”，不禁貼緊了舷窗仔細觀看，不看也罷，這一看竟使他心中一陣冰涼……
盧漢接到報告，説蔣介石的座機飛臨昆明上空，不禁心中一陣狂喜。“好，這個老東西自己送上門來了!”他立即在機場佈置了重兵，親自等待，準備上演一幕“擒賊先擒王”的喜劇。
蔣介石忙不迭下令：“快，快拉起來，飛台灣，立即飛台灣!”他雙腿一軟，跌坐在靠椅上，“完了，大陸全完了……”眾叛親離的孤獨感重重地擊倒了他。
10月1日早晨，周至柔數次來電請示空軍出動命令之時，蔣介石又猶豫起來，遲遲不肯下達起飛攻擊命令。他在想什麼呢?此刻，蔣介石在想着更遠的一層。轟炸天安門?即使成功了，也不過把這些古蹟炸個稀巴爛，還是阻止不了中共建國，但這一惡劣行徑卻會激起國人的極大憤怒，於己不利，何況故宮古建築羣緊連着天安門，炸彈是不長眼睛的，一旦故宮被炸受損，這歷史罪人之名，他蔣介石是不想承擔的……“娘稀匹，我可不是英法聯軍。”想到這些，蔣介石似乎下定了決心。
盧漢等在機場仰首望天，見蔣氏專機圍繞五華山低飛了幾圈後，並無降落之意，眼看着它向東飛去了，不禁為他們失去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而大為惋惜。
專機從雲南飛經廣西上空出海。亂雲飛渡，前途迷惘，蔣介石僵躺在靠椅上，機艙內安靜得令人發憷，空氣中充滿了緊張與不安，誰也不知道這位蔣總裁何時會大大發作一場，只知道此刻千萬不能惹他，萬一發作，性命難保。
過了不知多久，蔣介石慢慢睜開了眼睛，發問道：“毛局長!”
“學生在。”保密局長毛人鳳連忙趨前立正。
“以前，我曾聽説過你有一個關於國旗的傳説，你再講來聽聽。”
“這，……學生也是聽説的。”
“叫你講你就講!”
“是，是。有人説，黨國之所以‘亂’失利，為共產黨搶去大陸，是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有關。”
“怎麼講?”
“這青天白日，當然代表國民黨，在國旗上卻被滿地紅色佔去絕大地方，青天白日被擠向一隅，這就意味着我們今日失去大陸，退守台灣了。”
“是嗎?是誰造的這種謠言?”
“這只是隨便説説而已，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唉，如今看來，似乎不幸而言中了。但是，這絕不是結束。”蔣介石強打起精神，“等着瞧吧，我們一定要反攻……”
“快看，我們飛出海岸線了。”不知是誰嚷了一聲。
這一嚷，把人都給“嚷”到艙口來了，大家都想最後望一眼大陸河山。蔣介石眼睛有些濕潤了，他只覺“俯視眼底大陸河山，心中愴然……”此刻，這個浙江鹽商的後代，想起了他在故鄉的頑童歲月，想起了黃埔起家、北伐督師、定都南京的熱鬧場景，想起了抗戰歲月，被捧為大國領袖的榮光及勝利還都，當上“民國總統”的風光。而如今，短短數年間，慶典餘音未盡，自己卻落得個眾叛親離、孤家寡人、亡命海島的結局。這種巨大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呢?他需要仔細想想，好好想想……
頃刻之際，飛機降落在茫茫大海之中的台灣孤島。
蔣介石步下飛機，踏上台灣土地，永遠告別了中國大陸。
蔣介石個人才能與毛澤東的差距有多大
蔣介石個人才能與毛澤東的差距有多大
1962年，蔣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禮。蔣重用胡幾十年，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旅長的才能和氣局，在西北為彭德懷一敗再敗。
國民黨馬上失天下，中國歷史在1949年由槍桿子翻開了新的一頁。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認為，儘管國民黨的失敗是“歷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上的失敗。作為“黨國”重心，以一人領黨、國、軍，蔣介石對軍事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國民黨的失敗是個大題目。政權能出自槍桿子，也能失自槍桿子吧。
蔣介石個人軍事才能與毛澤東的差距也是失敗的一大原因。
高華:説起來蔣介石是靠軍事起家，打了幾十年的仗，但是他沒有形成概念的軍事思想，而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雖然有時蔣的戰略眼光是正確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見是對的，當遇到反對，蔣卻不能堅持。1948年2月，蔣多次要衞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衞不聽，蔣也就聽之任之。蔣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作義不捨離開察、綏老地盤，説出的理由是: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的軍事戰略方針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繩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蔣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國際觀感，1947年後，他進一步明確以爭城奪地及確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這些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國民政府既為執政當局，就要承擔所謂“守土保民”的責任。可是，國軍要守護的攤子太大，面對解放軍的進攻，顧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軍各個消滅;蔣介石為此深為憂慮，他感嘆“防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國民黨於是就“抓壯丁”，又造成民怨沸騰。
蔣對國民黨軍隊的指揮也有嚴重的問題，他一向喜越級直接指揮，在蔣身邊負責作戰事務的國防部三廳廳長郭汝瑰幾十年後寫道:由於當時通信不發達，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蔣雖是根據前方的報告作指示，下達命令，可是命令下來，情況已經變化，而軍師長因怕受軍法審判，有時明知蔣的指令有錯也執行。白崇禧當時就批評道:蔣“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認為國民黨軍隊的失利為蔣軍事幹預的結果。何應欽則批評部隊用人，團長以上皆由蔣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
對於白等的上述意見，蔣完全拒絕。1948年8月7日，蔣在日記中加以辯駁:“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餘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於餘一人，試問餘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餘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蔣並大罵何應欽:“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毫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
蔣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正牌畢業生。
高華:蔣介石的軍事教條主義非常嚴重。內戰初，他把勝利的“寶”壓在“速戰速決”，還細定了戰術守則:“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衞、與本隊及後衞、側衞等部署。”這樣的指令固然稱得上是細膩、嚴整，猶如舊時普魯士、日本士官學校的戰役學教程，怎麼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
蔣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戰術指導，諸如:“口袋戰術”，“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為永無錯誤的教科書式的語言，機械搬用之，怎麼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戰法的解放軍?相比之下，林彪則是從戰場上總結出戰術原則，國軍將領葉錕敗退去台後,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總結説，“林彪之一點兩面戰術,所有共匪各級指揮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瞭解，都能奉行,形成一個整套體系。”
在用人上，蔣介石也未見高明之處。
高華:在東北，蔣介石臨陣換將，先杜聿明，繼陳誠，再衞立煌等，都無堪重用。在淮海，這是關鍵到黨國生死存亡之戰，蔣仍然沒有章法，他重用的幾個人都不行。毛也在東北換將，但都是為了減少矛盾，以求高度統一，林彪等與東北局其他領導存在矛盾，1946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為東北最高軍政首長。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歸林彪節制。
蔣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粟裕這樣的統帥型的將領，1948年3月2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甚嘆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蔣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從和人身依附，白崇禧為國民黨軍中少見的統帥型的將領，因不是蔣的人馬，聰明才智不能得以發揮。蔣重用胡宗南幾十年，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旅長的才能和氣局，卻被蔣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胡宗南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於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密報給延安。
揭秘：蔣介石離奇死亡背後駭人聽聞的真相
手術之後，蔣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當天夜裏，蔣介石體温急劇拉高，高燒飆升到41℃，醫療小組急得手忙腳亂，士林官邸內氣氛空前凝肅，原本拍板決定施行肺部刺穿手術的宋美齡，也慌了手腳，至於那位洋華佗，已經收了鉅額的診療開刀費，搭乘飛機飛往新大陸途中。
1 治療報告為宋美齡錯誤決策粉飾太平
由於肺部穿刺的決定者是宋美齡本人，因而沒有任何人膽敢針對這一誤診事件，追究醫療責任。不論是哈醫師或是醫療小組的“御醫”們，儘管意見南轅北轍，但基本上都是提供專業意見，沒有最後決定權。既然當兒子的蔣經國又無異議，蔣介石的配偶宋美齡自然成為最後仲裁者。
她不聽從醫療小組中國醫師的專業意見，執意聽從哈醫師的意見作穿刺手術。手術之後，卻又發生蔣介石病情告急、高燒不退的緊急情勢，醫療小組的各位醫生們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醫”們固然心知肚明，蔣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齡決定抽肺積水有絕對的因果關聯，但又有誰敢去追究宋美齡的錯誤決策呢?
但是，真正離譜的事情，發生在後頭。當蔣介石過世之後，醫療小組基於為“尊者諱”的心態，《蔣介石治療報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術一節，而且捏造了別的病由，刻意掩蓋並抹殺事實。《蔣介石治療報告》記載1974年年底的治療經過時，聲稱：“民國六十三年歲末，台灣發生流行性感冒，蔣介石亦受到感染，醫療小組當即建議蔣介石應多作休養。十二月一日午間，蔣介石突發高燒，經檢查後，發現蔣介石之肺左上葉及右下葉肺炎復發，兩胸膜腔且皆有積水，細菌培養證實肺炎為一種抗藥性之革蘭陰性桿菌所造成。”
宋美齡延請美國醫師為蔣介石做肺部穿刺手術，造成嚴重的手術後遺症，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竟搪塞為：“民國六十三年歲末，台灣發生流行性感冒，蔣介石亦受到感染。”
據一位醫療小組醫護人員表示，1974年年底台灣並未發生嚴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節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峯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會拖延到12月才被傳染流感。況且，在醫療小組層層把關、過濾之下，蔣介石周圍基本上處於半無菌狀態，任何隨員一旦有感冒徵兆，馬上就會被隔絕在外圍，不準進入蔣介石的生活空間四周。
從時空環境而言，晚年的蔣介石几乎“很難”傳染流感。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明顯在為宋美齡作出肺部穿刺的錯誤決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飾動作。
蔣介石突發高燒，羣醫驚惶之餘，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並採取“其他支持療法”，70年代，尚無類固醇或強效抗生素可以壓制頑強的細菌或病毒。由於蔣介石病況危急，為了消炎退燒，“御醫”陸續為蔣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劑量的抗生素，高温依舊不退。
“榮民總醫院”恰巧進口了一牀冰毯，墊在牀單下面，再插上電插頭，牀單的温度馬上降低好幾度。使用冰毯以後，蔣介石的體温隨之略微下降。哈醫師萬萬想不到，當他開完刀走人之後，台灣這羣醫護人員和“總統”副官隨員們，為了蔣介石高燒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幾天幾夜無法闔眼睡覺。
2 宋美齡兩套標準，嚴責錢如標，放過孔令偉
原本極力吹噓洋醫師醫術高明的宋美齡，以及對外號稱是士林官邸“醫療總顧問”的孔二小姐，這下全像是泄了氣的皮球，一時之間全慌了手腳。一位高級侍衞官員，日後不諱言地引述“御醫”們的説法稱：“雖然夫人與總經理都是好意，但卻是蔣介石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
醫療小組“御醫”們早就警告過宋美齡、蔣經國，所謂背部穿刺手術的高度風險，可惜，宋美齡始終置之不理。“御醫”們自始就認定背部穿刺手術“是蔣介石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醫護人員和侍衞人員心裏都有數，決定肺臟穿刺手術，抽出肺部膿血積水，確實出自宋美齡一片善意，卻無疑也是蔣介石生命快速終結的催命符。宋美齡和“女兒”孔令偉內心是否歉疚自責，外人無從得知。
宋美齡對戳破蔣介石肛門的錢如標，恨之入骨，關他禁閉還難消心中之氣，每每提及，嘴裏還不停臭罵，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這一回，宋美齡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偉引介了“洋和尚”哈醫師，搞什麼穿刺手術，吹噓可以“大有進展”，結果，不但沒讓蔣介石“早一點好起來”，反而數度讓蔣介石病危。對孔氏兄妹，宋美齡格外“施仁”，從不責怪，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
當然，宋美齡心裏明白她和孔令偉兩人闖了大禍，可又礙於面子，不敢自承錯誤。“醫療總顧問”總算搞清楚，醫療小組醫師們不贊同抽積水的道理。“醫療總顧問”暫時收斂了好一陣子，再也不敢提議延請“西洋神醫”的餿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錯已經鑄成，悔時已晚。
蔣介石施行肺臟穿刺手術，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個月後，蔣介石即病死在台北士林官邸。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
孔家為蔣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據説，20世紀60年代初期，蔣介石一心想“###”，台灣當局缺少一筆錢購置一批新式、尺寸較寬大的LCM-A(一種可以搭載美造M-24型戰車的登陸艇)，當時，孔祥熙還在世，接到蔣介石希望他捐輸購買武器經費的函電，慨然同意捐獻好幾億新台幣，並就近在美國購置LCM-A登陸艇。
1949年前後，蔣介石受孔家貪腐形象之累，屢屢受人怨謗;之後，孔家卻大方捐輸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議做肺部抽積水手術，又是孔令侃、孔令偉兄妹出的餿主意，宋美齡是最後拍板定案者。
手術後遺症，確實為蔣介石的晚年生命，籠罩着一層陰影。雖然沒有人膽敢公然提議追究責任，醫療小組成員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3 蔣介石死亡之謎，蔣經國瞭然於心
惡化的病體已經難以回覆原點，蔣介石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並且逐步走向生命終點。醫藥和身體的事情，誰都沒有把握。即使蔣經國明白內情，也不敢追究這兩位“女強人”的責任。
1975年1月1日，縱使接班態勢底定，蔣介石的卧病不起，使得蔣經國內心愁苦不已，只能憑藉日記抒發感懷和對父親病情的憂急。而這段期間，也正是哈醫師為蔣介石動過抽肺臟積水之後的日子。
1975年1月1日，蔣經國在一年伊始的日記中，開宗明義寫道：“元旦，向父親拜年，父親在睡眠中，病情頗重，兒心殊苦。”蔣經國説的“父親在睡眠中”，時間是元旦的上午，也是肺臟抽水手術之後的30天，因受手術後遺症影響，蔣介石仍處於高燒昏睡(迷)狀態。
1月9日的日記寫着：“父親之病，仍無好轉跡象。想起前天晚上父親在病牀上以左手緊握兒之右手良久，語音甚低，兒心憂苦。”
1月11日，蔣經國日記記錄：“父親病情經過一次嚴重的危機，反而有了起色，體温開始下降。”這段記載，説明了蔣介石，自40天前肺部穿刺抽積水手術後，一直髮高燒，最高紀錄為41℃，直到1月11日，因不斷施打高劑量的抗生素及鋪用冰毯，才開始降温。
蔣經國所謂“父親病情經過一次嚴重的危機”，應該就是指肺臟積水抽除手術引發的高燒昏迷後遺症。
1月14日，蔣經國日記説：“坐於父親病牀前，冬夜聽雨聲，不覺心痛難堪。”
1月17日，稱：“傍晚探父病，父親答以笑顏。”
2月7日：“父親病情穩定、好轉。”
2月10日，是那年的農曆除夕，蔣經國在日記中説：
“父親卧病以來，多次均能轉危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
3月26日，蔣介石身體情況有急轉直下之勢，日記裏説：“父親之病於今晚八時惡化，經三小時治療後好轉。餘宿於病房中。日來餘心不定，夜間多夢，不能專心處理要公，煩慮已甚。”
蔣經國對這段時間蔣介石身體狀況的記錄，充分説明蔣介石已經一分一秒走向人生最後的一段道路。不到兩週時間，蔣介石終於撒手人寰。誠如一位侍衞官員敍述，肺部抽水手術“一個關鍵性的決定，影響先生迅速走向死亡。”“雖然夫人與總經理都是好意，但卻是先生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
抽取肺積水之後，蔣介石身體已相當孱弱。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不敢再加隱瞞，故而敍述稱：“(1974年)12月27日，蔣介石之慢性攝護腺炎復發，同時發現膀胱內出血，脈搏增快。當即為蔣介石輸血急救。……民國六十四年(1975年)1月9日晚11時，蔣介石已行熟睡，在值之醫生髮現蔣介石之脈搏突然轉慢，瞬即降至每分鐘不到二三十跳，於是立即施行刺激心臟藥劑注射等急救，數分鐘後心髒即恢復正常跳動。”
至於被抽掉積水的肺部，《蔣介石治療報告》説：“肺部炎症，終無法完全治療，因此蔣介石時有輕度之寒熱，所有之抗生素，對造成肺炎之細菌，皆不發生作用，醫療小組只能採用支持療法。期能增進蔣介石之體力，使其體內產生抗力，而自行控制傳染。”
肺部感染嚴重、心臟功能衰退、血液循環不暢，再引起體內器官積水，好幾種病灶相互牽引，惡性循環之下，1975年4月5日夜晚11時50分，醫療小組的“御醫”們，失望地放下電擊心臟急救設備，正式宣告蔣介石89年的人生道路畫下休止符。
1969年的車禍，形成蔣介石晚年健康的一場大災難，嚴重撞擊心臟部位的內傷，使得蔣介石健康情況直線下降。蔣介石告訴嚴家淦：“永福車禍，減我陽壽20年。”假如不是那場車禍，蔣介石不致卧病，假如不是宋美齡獨排眾議，執意贊同美國醫師的意見，動抽取肺積水手術，原本尚稱平穩的病情，更不致一夕突變，而不可收拾。一切的一切，究為天命抑或是氣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