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皇帝與崇禎同樣是少年天子,年僅16歲就登基稱帝,他就是漢武帝,磁石大漢立國已有六十餘年之久。漢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的方針,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發展,已經開始呈現出穩定向好的局面。
而且,在漢武帝早期朝政仍有其袓母竇氏管理,竇氏延續了文帝景帝與民休養的政策,直到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竇氏賓天之後,漢武帝才真正掌握國家大權。
漢武帝劉徹聽取謀士的計策,在諸侯國間繼續實行推恩令。經歷了幾十年前的叛亂平定後,本來就被限制的地方諸侯國再度被削弱,勢力進一步下降,最終徹底無力對抗中央政府,消除了漢高祖分封同姓諸侯對中央政府的不利影響。
與此同時,經濟上將日常用品鹽鐵收歸國有商業。嚴令禁止各地方諸侯國私鑄錢幣,經濟權歸於中央。中央集權達到了很高的規模。
此時漢朝的情形其實仍不樂觀,外有匈奴虎視眈眈,內有閩越在南方作亂。對外作戰必須保證不能後院起火防止落入腹背受敵的窘境。
漢武帝劉徹派兵南下,經過幾場戰鬥將閩越國收拾的服服帖帖,並在南方地區建立了新的郡縣管轄。這才騰出手來專心對付匈奴,一改以往漢軍步兵對陣匈奴騎兵的戰略劣勢,發展騎兵與匈奴戰鬥,在匈奴境內對決,主動出擊。
公元一百二十七年,衞青面對侵入今天河北山西境內的匈奴採取迂迴包圍戰術,大敗匈奴軍,順手佔領了黃河的河套地區,使長安遠離了匈奴的攻擊範圍。
隨後衞青、霍去病等人對匈奴猛追,直至將匈奴趕出了靠近中國的漠南之地,一部分進入了苦寒的漠北,一部分向歐洲遷徙,取得了農耕人民對遊牧部族難得的酣暢淋漓的大勝。
擊敗匈奴,是漢武帝被後人尊為聖皇的一大基礎。反觀漢武帝處理匈奴威脅時,文景之時的安定繁榮給對外作戰鑄就了堅實的物質條件。首先解決的是國家內部政治、經濟、中央和地方權力分配問題,求得了一個安定的內部條件。“攘外必先安內也”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而反觀明朝,明熹宗駕崩之後,由於無子,其弟即位,就是明思宗崇禎。此時的大明基業,處於內憂外患搖搖欲墜之中。山海關外有女真族皇太極八旗軍摩拳擦掌,山海關關內天災人禍餓殍遍野,為起義軍提供了大量兵源,起義軍燎原之火一發而不可收拾。
這時的崇禎同時想擊潰農民起義軍和後金威脅,頗有“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味道。然而崇禎高估了明朝的國力,連年征戰使原本就處於緊張之中的朝廷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只能依靠巧立名目橫徵暴斂的各種税收來解燃眉之急。
但是此舉又加重了民眾生存負擔,使他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進而更多的老實本分的農民轉化為災民又變成起義軍。在關內義軍的掣肘下,崇禎也不能專心對外與皇太極作戰,鬧得風聲鶴唳,大明數百年基業搖搖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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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交到崇禎手上的大明基業,條件遠比不上漢武帝時的家底雄厚,女真族對明朝的威脅尚比不上匈奴對漢朝的威脅。即便如此,漢武帝也是專心處理好國內一系列問題,才集中人力物力財力與匈奴戰略決戰。而崇禎過於剛愎自用,高估了自己和大明王朝的能力,心情急躁恨不得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實現大明朝的中興。
他拋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關鍵政策,大明朝廷最終因此亡國。亡國非亡在滿清之手,而是被內患李自成打破了北京,崇禎上吊自殺。崇禎在遺詔中斥責“羣臣誤我”大臣皆是亡國之臣,自己並非亡國之君。
崇可以説是一個比較勤勉的皇帝了,為國家殫精竭慮,儘量剋制自己的私慾。不論怎麼看,他都不是一個昏庸無道的皇帝。崇禎錯在戰略方向的錯誤,內亂外患一把抓。
或許崇禎如果專攻內政,先行解決內部的農民起義問題,對外暫時採取守勢乃至委曲求全的議和,都不至於亡國。若是這樣的話,崇禎做不了千古一帝,最低也是守成之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