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土客大械鬥死了百萬人，真相是什麼慘不忍睹
咸豐四年(1854年)，當曾國藩發表戰鬥檄文《討粵匪檄》，號召天下讀書人共同抵制太平天國運動的時候，洪秀全早已攻下南京。
這個來自廣東花縣的客家人，早期活動和傳教的地方，都是客家人聚集地。拜上帝會的核心成員，也以客家人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廣西貴縣一個客家富户，名叫温亞玉，打算納已同土著漢人訂婚的一個壯族女子為妾，遭到土著漢人的反對。
這件小事，引起了貴縣客家人與土著漢人間大規模的械鬥。
客家人敗北後，房屋被土著漢人縱火燒掉。大約3000名無家可歸的客家人，乾脆加入了拜上帝會，尋求庇護，併成為金田村燎原之勢的重要火種。
凝聚力強而習慣於武力自衞的客家人，在不斷的移民遷徙過程中，在與比鄰而居的土著的對峙中，自成一系，極易觸發暴力行為。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正是土客矛盾激化結出來的“奇葩”。可以説，太平天國運動是民間械鬥的升級版。
與此同時，他的家鄉同胞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血腥大械鬥。但在太平天國的“光環”下，這場戰爭，被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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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皇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張集馨打聽民間械鬥的情形。以下是君臣的部分對話實錄。
咸豐帝：械鬥是何情形?
張集馨：即戰國合縱連橫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數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數十家及百餘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小姓而與大族相鬥。
咸豐帝：地方官不往彈壓麼?
張集馨：臣前過惠安時，見械鬥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炮刀矛，器械具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鬥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頗有父幫大姓，子幫小姓，互相擊鬥，絕不相顧者。
咸豐帝：殺傷後便當如何完結?
張集馨：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小姓僅擊斃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官往查拿，早經逃逸……
咸豐帝：命價每名若干?
張集馨：聞僱主給屍親(死者家屬)三十洋元，於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這個江蘇儀徵人還跟皇帝調侃，説這些民間械鬥的死難者“勇則有之，忠則未必也”。
因為福建、廣東的械鬥傳統“聲名在外”，被任命到這些地方的官員，多少都有點頭大。
清代不許官員在原籍任職，派到閩粵兩省的外地官員，因為語言障礙，很難真正融入當地的政治環境。
當地大族一般也不會把外地來的地方官放在眼裏。
粵東民情彪悍，惠州、潮州、嘉應三地最能打，也最敢打。地方官想在這三個地方徵收錢糧，要募集一幫更能打、更不要命的人下鄉催收，否則一個子兒都收不上來。
最離譜的是潮州府下的普寧縣，不要説收不到錢糧，就連官方的户口登記系統都是癱瘓的，當地人處於政府壓根管不着的狀態。
這麼彪悍的百姓，都是在宗族械鬥的傳統中練出來的。
郭嵩燾代理廣東巡撫期間，發現粵東的風氣，已經影響到了廣府一帶，東莞、新安(現深圳市)諸縣，在彪悍鬥狠方面，跟潮、惠的風氣相當接近。這些縣的富家大族，自行營造土城，大量購買槍炮，幹啥呢?幹強搶豪奪的勾當，儼然地方一霸。
離省城那麼近，派兵去抓捕，派的人少了，他們就公然拒捕，派的人多了，他們早已收到風聲，逃之夭夭。
當時，在全國的軍事版圖上，潮勇跟湘勇、楚勇一樣，以強悍、能打死仗出名。在省內，東莞勇則與潮勇齊名，都相當強悍嗜殺。這其中，還有一支客勇。客勇也不是吃素的。
咸豐四年(1854年)，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廣東天地會發動了洪兵起義。
洪兵的目標是“擒龍拿虎，劏羊拜佛上西天”。翻譯一下，就是拿下石龍、虎門(現均屬東莞)、廣州(俗稱羊城)、佛山，然後揮軍西進廣西。
可以看出，洪兵的活動範圍集中在廣州及其周邊一帶。
官府對付洪兵起義，倚仗的主要力量就是客勇。當時率官兵在新會、鶴山邊界抗擊洪兵隊伍的趙源英，對客勇打仗之英勇，印象深刻。
趙源英的官兵中，有1000名鶴山的客家人。他説，這些客家人身裹舊棉胎，天氣很熱也不解下來，迎着敵人的炮火前衝，直到與對方肉搏，用刀相互砍斫，生性相當勇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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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招募客勇對抗洪兵，是有深層次原因的。一個是，清廷正規軍無論是八旗、綠營，當時已經腐敗墮落到不堪重用。
更重要的是，洪兵的參加者多是土民(珠三角本地居民)，官府深知客家人與廣府人素有嫌隙，矛盾很大，所以想利用他們的對立情緒，激發客勇的戰鬥力。
這一用心，蠻險惡的。
不過，廣東土客之間的矛盾，也不是什麼秘密。後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攻打廣州城的時候，英國人一度就想利用客家人與廣府人的矛盾，打算從香港招募一支由200名客家人組成的特種部隊支援攻城。
珠三角的土客矛盾，是由移民引起的。
明朝晚期以來的人口增長趨勢，使人均土地佔有率下降到了危險的臨界點。廣東的數據是，從1685年人均耕地27畝，降到1780年代後半期的人均兩畝多，進入19世紀後，更減少到不足兩畝。
許多家庭必須應對這個殘酷的問題：要麼棄農從商，要麼移民遷徙。
全家、全族乃至整個鄉里前往外地，尋找可供耕地的土地，這種情況在閩粵兩省，時常發生。這樣，客人(新遷入者，即客家人)與土著(先遷入者，即廣府人)勢必產生資源的競爭。這個過程，往往伴隨着暴力的使用。
在廣東省內，客家移民從東部的嘉應州、惠州府西遷，進入廣州府、肇慶府之後，與當地土著的矛盾和衝突，就此埋下了引線。
廣府人早已佔據了當地最好的資源，不僅在政治、經濟上壓迫新來的客家人，還在文化上歧視、醜化客家人。他們稱客家人為“匪”，為“賊”，或者給“客”字加上反犬旁，表示客家人野蠻、未進化。
這裏有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關於語言的鄙視鏈。我們知道，中原人瞧不起南方人(包括廣府人)，一個根本原因是語言不一樣，無法溝通，所以直接嘲笑南方方言是“南蠻鴃舌”。結果，作為被嘲笑的對象，廣府人竟然把這個詞撿起來，用到了處於鄙視鏈更底端的客家人身上。
別人嘲笑我的，我將轉嫁到別人身上。人羣的優越感，往往通過這種鄙視鏈來傳遞。
土客雙方最終釀成械鬥，表面原因大多正是因為語言溝通而起，故而也被稱為“分聲械鬥”。
處於鄙視鏈底部的人羣，從來不會甘願受鄙視。所以，面對中原人“鳥語”的嘲笑，廣府人的回應是：我們才是中原古音。同樣的，面對廣府人“鳥語”的嘲笑，客家人的回應是：你們也配?我們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
這正是：別人用正統打擊我，我就建構一套正統反擊他。
但是，語言分歧還不能算是土客械鬥的根本原因，經濟和制度原因才是。
客家人為爭奪墳山、墓穴，而引發的民間械鬥，在閩粵兩省的發生頻率，就跟在東北見到“你瞅啥”“瞅你咋滴”之類的罵架一樣普遍。
客家人為什麼如此熱衷於爭奪墳地?其實，從制度上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釋。
清代律例對客民在移居地落户，作出了極其嚴苛的規定。嚴苛到要求客民須在該地居住20年以上，且須置有田產、廬墓，才能夠申請落籍。
客家人為了獲得法定身份的認可，於是一方面努力積累經濟實力，購置田產，另一方面還必須謀求墓葬之地。
跟現在一樣，户籍不僅是合法身份的象徵，還是謀求向上流動的必要條件。
最關鍵的，就是學額(府縣生員錄取的名額)分配。因為土客學額之爭，使得雙方的士紳都拋棄修養，直接成為械鬥中的帶頭人。
客家人謝元位，原籍嘉應，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攜眷寄居高明縣，置有田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的兒子謝國佐，以寄居滿20年，申請在高明縣參加科舉。
結果，土著生員譚瑛等人極力阻撓。高明知縣因此批覆稱，謝國佐有原籍，應回原籍考試。
謝國佐不滿，告到省裏，得到的還是同樣的結果。
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整整十年，謝國佐仍不死心，一直在為學籍之事上訪。儘管清朝律例明確規定了落籍、學額等條件，謝國佐認為自己的條件完全符合規定，但在地方勢力的干預下，他的執着，如泥牛入海。
在這期間，高明土著士紳也沒閒着。他們也在一路控告謝國佐等客籍生員冒籍捐官的問題。
雙方控訴往來，最後以土著的勝利告終。
客家人爭取入籍與學額之路，異常艱辛，由此可見一斑。
一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一些客家人集中的縣州，政府才准許另編客籍，單獨給予一定的生童名額。儘管名額很少，限制頗多，但客家人在科場上總算有了一席之地。
發出《討粵匪檄》的曾國藩，早年考科舉，經常抱怨自己沒天分。如果他是一個客家人，他或許連抱怨天分的資格都沒有，他要先抱怨制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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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初算起，經過100多年、五六代人的隱忍抗爭，到道光、咸豐時期，廣東中西部的客家人已經不像他們初來乍到那會兒，滿足於蝸居窮鄉僻壤，做佃農幫傭。
一些家族開始“反客為主”。
這些發展起來的客家人為了取得廣府人的田地，引誘土民子弟參與賭博，通過借貸給他們，最終讓他們以割讓田地來償清鉅額高利貸。
廣府人壓迫客家人，這麼多年，壓迫習慣了，突然面對客家人的經濟崛起，沒有羨慕，只有嫉妒恨。客家人則一直不習慣被壓迫的日子，總在尋求機會“反客為主”。雙方的矛盾衝突日益尖鋭。
咸豐四年的洪兵起義，給客家人送來了復仇的“機會”，也最終將一場曠日持久的土客大械鬥推向了歷史的前台。
最愛君前面講過，廣東官府因為正規軍戰鬥力不行，於是通過招募客勇剿匪。這些客勇殺紅了眼，最後假公濟私，開始有意識地報復廣府人。
鶴山、開平等地的客勇最早偏離了幫助政府鎮壓洪兵的軌道，將矛頭對準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廣府人。他們任意指認土著居民為洪兵成員，肆意屠殺，然後佔據其田地、墳山。
其中，打殺廣府人最落力的是武舉人出身的客紳馬從龍。他請得兩廣總督葉名琛的准許，以帶領客勇清剿洪兵餘孽為名，誣衊土著為匪黨，肆行殺戮，使得這股報復土著的仇殺之風，蔓延至廣東多個縣。
這場土客大械鬥，從咸豐四年(1854年)開始，持續到同治六年(1867年)，長達13年。有學者估計，在這場械鬥中，雙方的傷亡達五六十萬，即每年四五萬或每天在100—150人左右。
這是一個偏保守的數據。根據廣東地方文獻記載，這場大械鬥的死亡人數當在百萬級別。民國《赤溪縣誌》記載此事説：“仇殺十四年，屠戮百餘萬，焚燬數千村，蔓延六七邑。”
根據歷史學者劉平的研究，土客大械鬥的波及範圍應該在珠江西岸的17個縣，包括鶴山、開平、恩平、新寧、新興、陽春、陽江、高要、高明等等。
史載，當時土客雙方的日常生活已經進入軍事化狀態，“士農習戰，人皆帶劍，户盡佩刀，巨炮洋槍，視為故物，碉樓寨柵，儼若長城”。
客家人訴諸暴力，廣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在周圍各縣土客械鬥戰火燒了兩年之後，咸豐六年(1856年)，新寧縣土紳李維屏等人聯絡開平、恩平兩地土紳，圖謀共同“滅客”。為了取得廣大土著的支持，這些土紳極力宣傳客勇仇殺土民的行徑，土民為求自保，紛紛響應，採取武力對抗客民。
於是，廣府人用紅旗，客家人用白旗，分旗列陣，互相動員，雙方的血腥殘殺在一片紅白之間，漸漸失去了邊界。
械鬥最激烈的時候，雙方都採取“鏟村”政策。就是説，聚集武裝，血戰到底，摧毀對方的村莊，搶掠婦女財物，最後一把火把村子燒了。被害的一方則重新聚集力量，殺回來進行報復。如此往返，死的死，逃的逃，田園大片荒廢，村落成為廢墟。
新寧東路的赤溪一帶，客家人與本地人向來相處和睦。咸豐六年(1856年)四月，客民知道械鬥不可避免，但為了維持和平局面，還是努力通過土民士紳，在一座廟內歃血會盟。土客雙方立下毒誓：誰先開啓戰端，誰就遭滅族天譴!
然而，再毒的誓言也擋不住理性的喪失。僅僅一個月後，廣府土著在赤溪一個叫火燒寮的地方先動手，殺死一名客家人。
戰端開啓，遂不可收拾。赤溪三面環海，北面又是廣府人聚集地，客家人無路可逃，只能應戰。這一戰，就是整整11年。
最慘不忍睹的一次，是河洲村的械鬥。廣府人僱請匪勇分路來攻，客紳鍾毓靈率壯丁抵禦，立寨固守。鍾還約請周邊客村聯合設防。但終歸抵擋不住土民的強大攻勢，此戰，河洲村男女死了數百人，領導者鍾毓靈則被擄到新寧縣城進行肢解，土民爭啖其肉，慘不忍睹。
咸豐七年(1857年)正月，新寧縣內許多客村相繼淪陷，成千上萬的客家人只好趁夜西遷。其中一路西遷的客家人在凌晨時分，遭遇廣府人伏擊。突然鑼聲四起，廣府人分頭截殺，客家人驚慌四散，最終遇害者高達4000餘人。這是土客互鬥以來，客家人被殺最多、最慘的一次。
這次遭遇戰給客家人留下難以磨滅的慘痛回憶。客家人認為，當天因為扶老攜幼西遷，行程緩慢，加上沿途經常有嬰兒啼哭，這才被廣府土著察覺並連夜糾眾截殺。
此次教訓之後，客家人凡是攜眷遷徙，途徑土民聚集地，都要用棉花塞住小孩的嘴，或用鴉片煙膏塗口，讓小孩醉而不啼，但因此悶死的小孩不在少數。
客家人的另一次大厄運同樣發生在遷徙途中。當時新寧西路的客家人富户迫於原居住地被廣府人佔領，集體乘船遷往曹衝、赤溪。不料，出海即遭遇海盜搶劫，被劫去金銀20餘萬，男女被殺及封閉船艙內悶死者達2000餘人。
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除被殺戮外，年輕男子還被廣府土著擄掠，運到澳門，再轉賣往秘魯、古巴作苦力，俗稱“賣豬仔”。土客大械鬥期間，被土民擄賣的客家人，人數大約兩三萬。
客家人損失慘重，但廣府人也付出沉重代價。史料記載，當時“凡土客互鬥地方，皆白骨遍野，骷髏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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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因為人多勢眾，廣府人在械鬥中相較客家人佔有軍事優勢。但這還不夠，廣府人利用政治優勢，不斷向上控告，由縣到府，到省，再到北京。
他們的控告實際上懷有強烈的私心，不是要官方派人客觀調解土客雙方的矛盾，而是單方面請求官方派兵驅逐、彈壓客家人。
廣府士紳的“上訪”起初並未引起重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洪兵叛亂初期，參加者多是廣府人，官方決定招募客勇討賊，所以不可能站到廣府人一邊;二是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等不良大局，拖住了政府的心力，土客械鬥被當作民間私事冷處理。
同治四年(1865年)，廣東恩平舉人馮典夔到京上訪(即“京控”)，指稱客家人自倡亂以來，前後殺廣府土著十餘萬，焚燬村莊、劫掠婦女不可勝計，要求朝廷出兵平定“客匪”。
當時的廣東代省長(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對馮典夔的控詞提出辯駁，客觀地指出土客雙方經年累月的大械鬥，根本沒有正義與非正義可言，也沒有是非曲直可論，而且雙方互相擄殺，傷亡都很大，各至數十萬人。
郭嵩燾説，在大械鬥中，土客兩方都不可理喻，都無比殘忍。“客民殘殺土民，掘毀墳墓，洗盪村莊而以為固然;土民殘殺客民，屠滅種類，霸佔田產而亦以為固然。”
總之，雙方都徹底失去理性，應各打五十大板。郭嵩燾強調，切不可光聽廣府人的一面之詞。
朝廷吸納了郭嵩燾的意見，專門發文強調，處理土客衝突，要一體同仁，應該“分良莠”而不是“分土客”。
但在實際執行中，政策還是變了形。官方態度明顯偏向廣府人，批准廣府人建立團練，剿辦“客匪”。政府也不時派遣軍隊圍剿客家人。果然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喝。
等到曾國藩滅了太平天國，洪秀全去見了上帝之後，帝國大局逐漸安穩下來，官府才有心力去應付廣東的土客大械鬥。
一個隱秘的原因是，帝國統治者也害怕，遷延日久的土客械鬥發生性質演變，由民間互鬥變成舉旗叛亂，再生出一個太平天國，那大清剩下的半條命就要徹底搭上了。
接替郭嵩燾出任廣東巡撫的蔣益澧，蒞任之初，就定下剿辦“客匪”的政策。
蔣益澧是湖南人，左宗棠的親信。他調來數萬湘勇，用於剿辦“客匪”。但在實戰中，這些大名鼎鼎的湘勇，對陣客勇並未嚐到甜頭，反倒時常吃敗仗。
原因很簡單，客家人久經戰鬥，視死如歸，又恨官兵不察客情，助土為虐，所以打起仗來尤為勇猛。
廣府人對官軍也時常不領情。他們不時會伏擊官軍與客民。潮州總兵卓興一路護送投誠的客家人，行至恩平之唐勞一帶，恩平、開平等縣的廣府土著沿路擄殺客家人400餘名，還劫殺護送的官軍，進攻官軍營盤。此事令卓興大為惱火。
廣東，被稱為中國最能打的省份，從土客雙方對待官兵的態度和戰績，可以知道這個稱號不是蓋的。長期的暴力械鬥傳統，實際上使廣東民間形成孔飛力所説的“地方軍事化”。他們有膽量，也有能量抗衡官方勢力，一旦他們認定官方不能遂其願的時候。
在剿辦“客匪”時，蔣益澧使用一種叫天花炮的炮彈，一旦落地炸裂，十丈之內，房屋倒塌，全無活物。
不過，客家人很快觀察發現，這種炮彈由火線引爆，從墜地到爆炸，有個時間差。於是婦女兒童每次看到炮彈射落，爭先跑上去，摘去火線，將炮彈交給客勇指揮者。
聽到消息後，估計蔣益澧整個人都黑線了。
這也促使蔣益澧產生了從剿到撫的思想轉變。據説，蔣益澧在巡營時曾登上山頂，望見客家人的堡壘內，男耕女織，兒童讀書，井然有序，恍然大悟客家人非賊，他們只是守死自衞而已。
客紳頭目此時也衝到軍營，面謁蔣益澧，表示願意放下武器，擁抱和平。蔣益澧大為感動，即刻轉向促使土客息鬥和好的路線。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一批客家人前往廣府人的地盤內掃墓。
過去的十餘年間，土客雙方互有攻佔，導致廣府人有祖墳落在了客家人佔有區內，客家人也有祖墳落在廣府人佔有區內。蔣益澧促進土客聯和的第一招，就蠻打動人。他諭令土客紳民不得阻攔客家人或廣府人互相入境掃墓，尤其應當妥當保衞對方的祖墳。
早已厭戰的土客雙方，此時內心的憤怒被短暫軟化。
作為土客議和的一個主要成果，官方將客家人相對集中的新寧赤溪單獨設廳，聽任客家人遷入。民國元年(1912年)，赤溪廳改赤溪縣。
持續了13年的血腥大械鬥，落下帷幕。但它在土客雙方的集體記憶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此後，一旦陷入現實的口角，廣府人和客家人就會輕易調動歷史的仇恨，再次撕裂那個表面已經癒合的傷口。
郭嵩燾曾近距離目睹那場血腥大械鬥，他為此反覆哀嘆道：“劫運生於人心，人心知悔則劫運立消，人心交相為構則劫運滋烈。”
但願我們的民族，可以以更文明的方式，調解彼此的爭端，永遠不要陷入殘暴而非理性的纏鬥。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