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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科學分析地對過往歷史的肆意評判,使得“如實恢復歷史面目”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首先,黨的全部歷史被徹底抹黑顛覆。公開性不斷突破當初力圖限制它的框子,開始具有不仰賴於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質。從社會民主化的觀點來看,優點是顯而易見的。但也出現了許多缺點。戈爾巴喬夫認為,大眾傳媒上無原則的相互爭吵向社會散播着仇恨、敵對和刻毒的情緒。
例如,在對1917年十月革命後我國所走過道路上的評價問題上就是如此。或許,公開性的無論哪個方面都不曾引起過如此強烈的反響和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動,這裏説的是,恢復蘇聯時期真實可信的而非神話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歷史,這段歷史中除去眾多的人民英雄主義典範和社會設施方面無可爭辯的成就之外,還有駭人聽聞的官僚為非作歹,大清洗對自由思想的蠻橫鉗制。
人們如飢似渴地爭閲揭露當年所犯罪行的報刊書籍,出現了二十大之後又一次令斯大林聲名狼藉的浪潮,大張旗鼓地譴責勃列日涅夫,隨後事情已發展到了對列寧本人、馬克思主義思想、社會主義原則也進行重新評價的地步。社會上冒出了許多淺薄的聳人聽聞的東西。重提舊事往往缺少認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複雜性和當時國內情況的矛盾性。撕去了緊緊掩蓋着我國許多歷史事件的謊言和盅惑宣傳的層層面紗,但偏見和怨恨往往導致企圖以“白色”神話代替“紅色”神話,否定那場革命的某些正面內容。
新聞界的強大壓力、公眾對不久以前事件的普遍關注,促使蘇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政治鎮壓受害者平反委員會。這是蘇共中央政治局(以前稱主席團)為此目的第三次成立這樣的委員會。1987年9月28日,平反委員會第三次出現,由米·謝·索洛緬採夫領導。“委員會的活動既有政治意義,也有道義意義。從政治上説,這意味着與最壞的傳統,即過去的鎮壓制度決裂,道義上的意義在於恢復正義和無辜獲罪的人的權利。”
其次,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開始氾濫。在公開性的浪潮中,蘇共“紅色”神話歷史開始從人民的無限崇奉走向轟然倒塌,一種否定歷史、否定過去、否定現在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想開始蔓延氾濫。“大多數大眾傳媒的報道常常是用一種譁眾取寵、聳人聽聞的筆風。自然,他們不會用嚴謹的科學研究,對事實細緻的檢驗及求證來給自己添麻煩。在歷史課題方面,報刊漸漸形成這樣的論調:想要揭示實質及真相,再有幾十年也是不夠的。”蘇維埃政權70多年的歷史被從頭到尾説成是國家的一場悲劇,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地方!
克留奇科夫指出,偉大衞國戰爭的勝利曾是神聖不可褻瀆的東西,現在也遭到了攻擊。“事實上,開始為那些叛徒平反,像班傑爾、弗拉索夫等人,説什麼他們並不是背叛祖國,只是反對制度,反對斯大林等等之類。但是,要知道他們是站在希特勒一邊的呀!”歷史虛無主義思想的泛濫在文學界比較突出,主要以從前受到體制壓迫的創作家們為代表。一大批曾經受到批判、禁止的文學作品被准許出版,使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學重獲新生。
在這一階段,中長篇小説、文章和回憶錄取代了專業的蘇聯社會史學研究,因為它們講述了大多數讀者前所未聞的事實。被斯大林鎮壓和因持不同政見遭受迫害的事實潮水般湧向社會,以至於很難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社會認可的理想人物。“公開性急速越過了允許的界限,使讀者產生了離經叛道的念頭:難道需要社會主義嗎?”
最後,團結穩定的改革大局遭到破壞。戈爾巴喬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佈向公開性、言論自由、全面民主化過渡的同時,並沒有把對於從斯大林時期起就在許多方面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歪曲的黨和國家的歷史加以科學、客觀、慎重地重新審視的主動權抓到自己手上,卻把這一極為尖鋭的、具有強大震撼力的評價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潛在敵人手上。於是,“那些對聯盟思想本身展開攻擊的民族主義者,就靠着成見和偏執,實現了政治上的飛黃騰達,迫不及待地一頭撲向權力的寶座”。
改革的歷史表明:“那些人後來果然成了公開的敵人,並以此為自己贏得了真理和正義鬥士的美稱,而且還因此贏得了如果不是帶領社會大多數也是帶領相當一部分人前進的可能。”利加喬夫憤怒地譴責,假民主派-激進派在人民的歷史意識領域中所進行的破壞活動的目的在於,使社會在思想上軟弱無力。而這樣做又是為了騙誘人們放棄真正社會主義的思想。他説,促使假民主派歪曲、污衊我們歷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犧牲歷史是為了使自己作為英雄登上政治舞台。
新出現的“工程主任們”把同斯大林個人崇拜後果作鬥爭的神聖權利匆忙竊為己有,並“承包”了破壞我們歷史的全部工程。“我重申一次,他們關心的不是深思熟慮、嚴肅認真地分析我們矛盾的歷史,而首先是自己的‘斯大林主義鬥士’的政治形象。有一個重要的事實恰好證明他們這一企圖,即‘工程主任們’很少引證蘇共二十大揭露個人崇拜的事實,而寧願‘忘記’它。他們企圖把同斯大林主義鬥爭的功勞據為己有,而且僅僅是歸自己所有。他們沽名釣譽,企圖在‘白紙上’書寫這段歷史,這絕不是沒有政治目的的。”
在社會思想大混亂的時候,黨到哪裏去了?它仍“處於驚慌之中,處於失控狀態”。當戈爾巴喬夫陷入政治困境時,對於“民主派”針對領導了這個國家整整70年的蘇共所大力展開的常常是誣衊性的攻擊,他們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反應。“當敵人向蘇聯和社會主義發起實實在在的進攻時,黨的意識形態‘機器’竟完全喪失了行動的能力。”
改革的實踐證明:“黨的思想家們不能控制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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