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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戰術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戰略上，卻是自殺。在深陷中國戰區同時，又樹敵於美國，決策如此無理性，堪稱喪心病狂。當時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羣瘋子？堀（音同窟）田江理這本《日本大敗局》通過對“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的勾勒，展現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沒的——每個人都是明白人，可誰也不敢説不，都指望別人出頭、自己附和，最終釀成集體災難。事實證明，決策失誤不僅是最高決策人的問題，更是決策機制的問題，當高層利益與底層利益分離時，瘋狂蠢行在所難免。
把球踢給東條英機
1941年10月16日，近衞文麿首相宣佈辭職，第二天，天皇召見東條英機，命他為首相，這讓東條大感意外。在近衞內閣中，陸相東條英機令人頭痛，他力主對美強硬，在決策圈中，人人都知道東條在瞎扯，就算和美國打，靠的也是海軍，與陸軍無關，且日本不可能打贏。據估算，當時美國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9倍，鋁7倍，美國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開戰，日本年均損失戰艦140萬噸，遠超補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隻都將消失。近衞文麿出身貴族，做事猶豫，總想討好各方，可陸軍和海軍為了搶資源，都在拼命折磨近衞，東條英機的絕招是：頻頻打出“反美”牌。在軍國主義氛圍下，“反美”等於“愛國”，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這比邏輯更有號召力。中層軍官多支持東條，他們出身寒微，靠個人奮鬥爬上來，在升職的天花板前，他們覺得高層是一批投降派文人，應統統下台，好讓他們放手大幹一場。明治維新後，陸軍軍人暗殺、政變被塗上悲壯色彩，因此前赴後繼，決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憤青誤會，無人敢言反戰，在東條英機咄咄進逼下，近衞文麿只好拖延，可東條拿出了絕招：設置解決問題的最後時間點。在倒計時聲中，近衞文麿乾脆撂挑子，辭職了。任命東條英機為首相，其實含有惡意：你也來嚐嚐近衞文麿的滋味，你還真敢和美國人開戰？和平的機會就這麼錯過把東條英機放到首相位置，他也犯難，他當然明白，跟美國開戰是找死，但對當年吹過的牛逼，總要有個交代。
麻煩源於“七七事變”，日本陸軍以為幾個月就能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沒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質資源、人力資源匱乏，連皇宮的鐵欄都被拆掉，送進鍊鋼爐。逃避指責的最好辦法，是主動出擊，陸軍產生了激進想法：進攻東南亞。東南亞有橡膠和錫，可以威脅荷屬東印度提供石油，同時切斷中國物資供給線，逼蔣介石投降。可那裏是列強的殖民地，美國不可能坐視。果然，日軍剛邁開腳步，美國便下令石油禁運，日本陷入恐慌，儲備用油只夠一年，只能儘快向美屈服。其實，美國也有意與日媾和，此時羅斯福已決心對德開戰，他不想同時和日本打仗，他願意讓出實利，保留道德制高點。可東條英機更需要面子，以保證他“反美”表演不穿幫，在條約中，他設置了太多複雜措辭，對皮毛問題寸步不讓。其實，美國提出過大幅度讓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沒看懂，在最後日子裏，日本人也提了讓步方案，可美國人也無法看懂。直到日本軍機起飛瞬間，美日仍有達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沒設置倒計時，日本外交官本可以發揮作用，羅斯福甚至對他們説“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餘地”，但負責最後斡旋的來棲知道，已經沒有時間了。同樣，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協一點，日本將盡收實利，可怎麼向愛國派交代呢？又要“裏子”又要“面子”，結果全部丟掉。
為什麼沒人踩剎車？
在衝向戰爭的進程中，日本有幾方面力量可以踩剎車。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戰派，還因此遭遇過暗殺，面對戰爭動議，他的一連串反問讓將軍們目瞪口呆，可明治維新以來，從沒有天皇否決過內閣意見，他最終選擇了退讓。其次是海軍，山本五十六是堅決的反戰派，可他沒勇氣反對上級，卻主動提出“要打贏就先動手”，在反對錯誤決策方面，遠沒他在備戰方面下的功夫多，在決定開戰的內閣會議上，海軍竟將預計年損140萬噸戰艦的預測數據壓縮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彌補損失。負責人的解釋是：反正天皇會否決。第三是東條英機，他“反美”是為了拉票，未必發自內心，可大權獨攬時，各方送來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膽的“偷襲珍珠港計劃”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嗎？那樣他將失去政治基礎，他用口號綁架了日本，可口號也綁架了他。第四是日本外交官，來棲、野村等在國際社會擁有極佳口碑，他們瞭解世界，是堅決的反戰派，但他們謹小慎微，寧願大船沉沒，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絕不主動作為。
日本自由派成了擺設
當時日本還有自由派，堅決反戰，可他們朝中無人，民間亦應和者寥寥。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親）年間，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帶來空前的自由氛圍，卻遭遇戾氣劇增的局面。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各階層變動極快，可上層卻相對封閉，這讓人人都覺得自己利益被剝奪了。有怨氣，又缺乏政治表達空間，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憤渠道，在教育、媒體推波助瀾下，“愛國主義”一家獨大，可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完美無缺的日本，面對現實的種種不如意，日本民眾將責任推給了“賣國賊”，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為眾矢之的。近衞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園寺公望一手提拔起來的，但西園寺本人差點在政變中被殺，他後期和近衞觀點差異越來越大，甚至不再往來。兩人都反戰，但近衞基於實力分析，認為開戰必敗，而西園寺則基於“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價值觀，反對為本國利益放棄道義準則。事實證明，西園寺具有先見之明，在“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中，沒有一個高層人物從道義立場上提出異議，他們都是徹底的功利主義者，而沒有道義高度，靠貪婪很容易結成罪惡同盟。值得反省的是，西園寺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日本沒市場？這確有思想傳統、文化傳統的責任。
為什麼類似的災難在不斷重複？
當所有腳都不去踩煞車時，結局可想而知，其實，這樣的悲劇在近代東方絕非個案，而是在反覆發生，從這本書中，我們不難得出四層體會：首先，後發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後發者借鑑別人來減少“試錯成本”，是為“後發優勢”。可進入相持階段，又會出現“後發劣勢”：一方面，未經試錯，社會就缺乏訓練，無法化解高速增長帶來的集體浮躁心態。另一方面，後發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強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領先，就會出問題，因為其發展不是內生的，是模仿而來的，是在“與別人比”中獲得的，比的對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盲目加浮躁，必然無視普世性，陶醉於自我的特殊性，最足釀成災難。
第二，要警惕民族主義綁架社會：民族主義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價值追求，但政治理想應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社會生活豐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標準來衡量。萬物進化是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人類也如此，政治與社會的分離是大勢所趨，也是邁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執着於不分彼此的混沌狀態，不僅約束整體進步，還會造成歷史退步。政治標準往往神聖，能給人存在感與激情，從而忘掉現實的平庸與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戰爭，中層軍官是重要推力，由於制度遮蔽，他們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別容易被神話、激情所欺騙，如果高層以為用製造神話、煽情就能凝聚中層、把握更多的資源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生物界經常是牛搖尾巴，但在權力場中，常常是尾巴搖牛。
第三，有人反對總比沒人剎車要好：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來棲、野村能不顧一切，果斷向美國讓步，結果會不會改變呢？但，在專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犧牲了，剩下的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只有工具價值，人類的尊嚴與情感完全被閹割掉。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對自殺潛艇，但依然在實戰中使用，表示一下異議，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證明了，靠這樣的人，怎麼能對抗專制主義？專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納反對派，進而變成消滅反對者，然後是消滅反對聲音，最後是消滅不贊同的聲音。一個社會缺乏“忠誠的反對者”，只會增加“不忠誠的贊同者”，逼人天天喊偉大，是在批量培養佞臣，而佞臣哪裏會踩剎車。第四，警惕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日本原本有足夠機會來修復錯誤，既然受侵華戰爭拖累，退兵就是，雖然沒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價了。然而，在專制社會中，高層權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才能號令手下，它決不能犯任何錯誤，當大家都看到他犯錯誤時，他只能用更大的錯誤來掩蓋這個錯誤。
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
因為做決策層不要直接承擔錯誤後果，選擇讓別人去送死，總比選擇讓自己死要容易，説到根上，還是制度問題。值得商榷的史觀本書搜求材料甚勤，展現出歷史更豐富的側面，但遺憾的是，作者往往逆推當事人心態，這很難被視為嚴肅的歷史研究。畢竟人的想法在不斷改變，再多材料，也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確實是這麼想的，在貌似合理的遮蔽下，其實推銷的是作者的歷史觀和認識水平。將寫歷史還原為寫人，確實更好看，但這就混淆了歷史與文學的界限。作者試圖證明：錯誤決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在於決策羣整體素質不行，不如明治維新那一代。這固然是日本社會對“二戰”的主流反省之一，但它忽略了對社會、文化、制度等層面的反省，換言之，如果找對了人，日本就能走出困境，卻忘掉了明治維新也有太多妥協，在當時，優秀人物彌補住了制度的裂縫，可這個裂縫隨着發展的壓力日益變大，終會發展到誰也補不了的地步。就算東條英機這一代沒出問題，將來也會出問題的。
多餘的話
記得20年前，曾和友人閒聊“未來最擔心什麼”，我説社會發展後，最大危險是民族主義狂熱，友人不以為然，認為我沒有到“底下”看一看，腐敗、貧窮、無秩序、愚昧比比皆是，哪個不比民族主義更可怕？然而，20年後卻證明，這一切都能轉化為民族主義的資源。如果説未來20年最擔心什麼，那就是歷史倒退，相信很多人會説，怎麼可能，曾經的時代不可能再回來了，因為大家都已經是明白人了。而這本書告訴我們，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攜手走進災難，依然會集體拋棄理性。還是説那句最俗的話吧：以史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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