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風聲
近期，西安疫情一直在吸引着公眾的關注。在滿屏説西安中，有一條消息仍然引起了網絡上的熱議：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發佈了2021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報告顯示，兩校有大約七成畢業生進入體制。其中，清華大學去往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分別為15.8%、30.3%、23.8%。
《清華大學2021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
清北學生的就業去向為何受人關注？如《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所言，兩所中國頂尖大學畢業生流向，“具有風向標意義。它既是社會變化的稍許滯後的反應，也往往預示了今後一段時間內地區以及行業發展的趨勢。”
我認同這個判斷。有人對兩校如此高比例的畢業生進入體制產生憂慮，擔心是否會影響創新，使社會資源產生浪費。而在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各級財政困難的當下，如此多的優秀畢業生嚮往“鐵飯碗”，也必將給財政帶來更大的壓力，加劇體制內的內卷化。
這種憂慮，當然不無道理。但我認為，即使是往年——比如經濟發展迅猛、創業潮湧動的世紀之初——清華北大以及其他名校的畢業生，仍然是多數人選擇進體制內。兩校今年這個報告所披露的，只是最終成功進入體制的比例，而非有意願進入體制的比例，後者應該更高；在剩下的三成畢業生中，一定有努力想進體制而不得的失敗者。
人往高處走乃常識，絕大多數畢業生是理性經濟人，在選擇就業單位時無非有三大考量：薪酬、風險以及對未來職業發展的評估。三大考量在不同的時期、對不同的人而言，往往權重不一樣。在宏觀經濟形勢一片向好特別是民營經濟欣欣向榮時，互聯網、房地產、汽車、金融、法律服務業等行業的民營企業以高薪會吸引大量畢業生。
但總體而言，大多數畢業生會把風險因素的考量排在第一位，進體制是比較保險的，薪水不如一些民企，但也還不錯；工作的壓力相對較輕，只要不犯大錯一般不會失業，還有一些很難貨幣化的資源.........綜合起來，體制內吸引力勝過體制外。
一個畢業生首次就業選擇進體制內是正常的，更值得關注的是，體制內外能否相互有着足夠的開放性。體制內的人工作一段時間後，對自身、對社會有了更深的認識；如果嚮往體制外，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環境能否給他以足夠的勇氣和機會，這遠比多少畢業生第一次就業時進入體制重要。
社會開放性對青年人是何等重要？
我願意講述一下個人的就業經歷，來説明社會開放性對青年人是何等重要。我們這一代人（70年代初出生）總體上是幸運的，大學畢業後趕上了開放、向上的大時代。
本人就業經歷應該有一定的典型性，我先後在國有大企業、國務院部委、事業單位（報社和出版社）工作過——包括了體制內的三類單位，2015年徹底離開體制去了民營企業。我的總體感覺是，在不同行業、不同性質的單位轉換時，我並沒有感受到焦慮和不適應。
1993年我從蘭州大學本科畢業，當時就業政策剛告別國家統一分配而改為雙向選擇（即用人單位選擇畢業生，畢業生選擇用人單位）。那一年全國的大學畢業生數量少，我們全班31位畢業生有100多個單位要人，民營企業由於在解決户口等方面的劣勢，根本排不進來。全班同學，百分之百進入體制內就業。
我當時朦朦朧朧認識到，就業地區比就業單位重要，謝絕了甘肅省幾家省黨政機關的垂青，選擇了北京一家大型國企（因為可以解決北京户口）。畢業二十年後再看同學的去向，留在西北陝、甘、疆等省區的同學一多半通過考研、跳槽、調動等方式去了北京、廣東等幾大沿海省份；而在體制內的同學，也有一小半跳了出來進了民企或者自己創業。
我來到北京的第一個東家是國家“一五”計劃時156項重點工程之一，坐落於東北郊的酒仙橋，這家老國企現在已化蛹為蝶成了全球半導體顯示產品領域龍頭企業——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當時這家國企正處於改制的陣痛期，薪水低，似乎看不到個人什麼前途。我覺得自己所學的專業不適應這家電子企業，於是在1995年底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國家某部委——和我同一年分配到京東方的大學畢業生120多人，在我離開時已剩下不到40人。
那時候公務員並不香，比體制外唯一有吸引力的，就是可以熬年頭分房；等到福利分房取消、商品房政策施行後，這個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部委年輕有為的官員被外企、民企高薪挖角或自己出去創業的屢見不鮮，成了一種讓人事部門和主管領導頗為頭痛的現象。我進部機關後不久聽説一件事，某公司某處一間辦公室坐着三位北大法律系畢業的年輕公務員，都姓陳。其中，一位是本碩連讀，兩位是本科生。機關的工作主要是文牘往來，當然也需要專業，但專業之外的技能更重要。
某一年，最年長的那位辭職去做律師，臨行前對兩位師弟説，咱們這些工作找個中專生或電大畢業的完全可以勝任，我們北大人做這些實在浪費。你倆遲早會步我的後塵，離開這機關。——果然，幾年後兩位師弟先後辭職去做律師，辦公司。
我離開那個部委倒不是主動的，而是受國家大政策的驅使。1998年春天開始，國務院系統進行機構大幅精簡，要裁掉47.5%的公務員。我所在的部機關，採取的政策是重點裁兩頭：一頭是還有幾年就將退休的公務員，讓他們內退或到下屬事業單位過渡一下；另一頭是工作時間不長的年輕人。
這是任何一個主政者都會想到的法子，要完成上面的數字化目標，這兩部分人震盪較小。年輕的公務員根基不深，反彈力有限，而且有年齡和專業的優勢，再採取一些類似贖買的政策安撫，如分配住房，三年內工資、福利不變，免費免試去名校深造，選擇自己中意的事業單位.......
任何一種安排，都不比繼續待在部機關差，從收入而言，大多數分流的人強於以前。於是，這場精簡波瀾不驚地完成了，我因此去了一家中央媒體。
現在回首往事，我比較喜歡那些還留在原單位和離開的同事，大家各有各的精彩。和我一起進京東方還留在該企業的同事，都成了高管；而離開的人，大多也取得不錯的成就。我們時常在一個微信羣裏回憶往事，交流近況。那些留在部門機關的同齡人，大多已是副司長、司長的職位；他們當中個別的幸運者，也許會更進一步。和我一起離開部機關的同事呢，有些是名律師，有些是事業單位的負責人，有些是上市公司的高管.........
趕上一個好時代，豬都能隨風起飛
我想，原因不是我們這些人有多麼優秀，而是如上文所説的那樣，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形勢比人強，風口上的豬都能起飛。
上世紀90年代初的大學畢業生，工作十年左右，三十多歲，精力、知識、經驗達到最佳配置狀態，正好趕上了中國加入WTO，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大城市的房價還處於低位。
因此，這個年齡段的大學畢業生，能從容地再次選擇職業，校正自己的人生航向，體制內和體制外能夠達到一種正常的交流狀態，一些更適合體制內的人留下來，而一些有創新精神和能力的人則走出舒適區，去外面闖蕩。
除了少數人因運氣或其他原因，大多數人不論是留還是走，都能得到不錯的回報。以BAT為代表的老互聯網大廠和字節跳動、拼多多、美團、快手為代表的新互聯網大廠為例，其骨幹大多是1970年到1985年這個區間出生的人，他們許多人並非一畢業就進入大廠，而是先在體制內積攢了一定的經營、技能和人脈，然後找準機會跳到大廠。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差不多也是這類情況。
中國加入WTO後的十來年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難得的風口期，眾多從體制內跳到體制外的人，如果説還有後悔，則是後悔自己走得太晚，在體制內耗費了太多的機會成本。
當時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養老和醫保的雙軌制沒有得到解決，影響了體制內外開放與互通的效果。因為公務員和院校、官方媒體的在編人員仍然適用傳統的退休制，所在單位並不給他繳納社保，他如果在四十多歲從體制內跳到民營企業，社保無法續接，必須重新辦理，等於前二十年白乾了。若民企未能在薪水、期權上有足夠的誘惑，不少人很難斷然下決心的。
清北畢業生進體制內
更值得關注的是未來的社會空間
我曾經以為，只要在社保政策上打通體制內外，體制內外人才的交流會更加活躍，整個中國社會的人力資源將得到更加優化的配置。
現在看來，這個老大難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出現了。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特別是體制內掌控了太多的社會資源，民企發展的空間和勢頭不如從前，連互聯網大廠的金身也在褪色。
在此情形下，不但大學畢業生首選體制內，且已經進入到體制內的年輕人，將去體制外視為畏途，即使待在裏面不舒服，有怨言，也不能不忍受下來。體制內人才扎堆，內卷化是必然的。
| 北京公務員考試舉行，考生排隊等待入場
設想一下：三個清北畢業生差不多同時期來到機關一個處室就職，他們的日常工作是為擬各類公文爭論來爭論去。如果在體制內外相互開放性強的時代，過不了幾年，有兩位辭職去民企了，剩下一位兢兢業業工作，科長、處長、廳長，一步步晉升直到退休，人盡其才，皆大歡喜。
如果處在體制內外相互開放性不強、體制外沒有吸引力的時代，這三位優秀年輕人大概率都在機關幹到老，他們之間必然產生許多無聊的競爭。
再回到前文所述的觀點，不要説七成，哪怕是八成、九成的清北畢業生進了體制，並不是特別值得憂慮的現象。
更值得關注的是未來的十年、二十年，這個社會在經濟形態上、制度建設上能否有足夠的空間讓一些體制內的人才敢於走出去，走到外面也有着更精彩的人生，從而避免進一步的內卷。如果不能如此，則體制內舊人不去，新人接踵而來，那絕非一代人之福，也非民族之福。
十年砍柴，文史專家、時評人。本文原標題為“清北七成畢業生進體制的問題：未來是否有走出去的機會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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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十年前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