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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而言，商鞅的富國強兵之術也為秦國統一六國打下基礎，所以這到底是功蓋千秋，還是遺禍千年？這也看後人如何去評判了。
自古以來，民間就有禁書的傳説。
此類書籍名為禁書，但多多少少都會有流傳，因此衍生出各種版本。
但有一本書，在誕生以來就被統治者嚴厲封禁，只有歷代帝王和儲君有資格閲讀。
為何《商君書》會成為天下第一禁書？
中國古代很早就開始禁書。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是我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期之一，但戰國初期也就是禁書史的開端，幸而那隻推行於秦國，而且時間也不長。
但是秦一掃六合後，以焚書坑儒為契機，正式開始了封建王朝的禁書史。
兩千多年下來，被封禁的書籍林林總總。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
《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正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
哪怕你目不識丁，只要聽一遍，你就可以當皇帝了！
《商君書》到底講了什麼？
《商君書》本身，就這麼成了空前絕後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慄！
《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剷除。
這樣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
農民不能離開土地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就成為了君主的生產工具，甚至國家還能夠徹底操控物資的流動，實現對一切商業活動的壟斷。
毀商之後，再就是弱民之道了。
《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於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統一思想，進行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
如果強民殺不完怎麼辦？還有殺手鐧，對外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
對內則遷強宗大族於京師，不僅方便朝廷管理監控，更能一舉拔除掉地方的凝結核。如此，民眾自然只能順服於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官吏。
當然，這些官吏的選拔，《商君書》也為君主提供了一些標準。
如“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這個好懂，選拔官員不能選那些講良心道德的，假如用優秀分子來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亂。要用厚顏無恥、心狠手辣的流氓來當頭領，他們會把恐嚇和欺騙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氣吞聲，夾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國家也就強大了。
秦國正是靠着這樣一套馭民治國之術，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動員與資源汲取機制，才能以貧寒的西垂之地一掃六合統一中國。
雖然秦國在一統六國之後，很快便在六國士民的反抗之中崩潰，但這套馭民治國之術，卻被古代歷朝歷代君主繼承下來，成為他們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裏，所有古代中國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何思想不夠張揚，資本主義有萌芽但卻沒發展起來，中國為何沒有產生現代文明的土壤？
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封建專制、嚴刑峻法！
商鞅：到底是功蓋千秋，還是遺禍千年？
況且，也正是商鞅，確立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一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準則。
戰國時期號稱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説地位高一點的人，隨隨便便處死一個奴僕是不用獲罪的。但是，普通人卻需要接受律法的約束，並且律法非常不完善。
就此而言，僅僅這一點，商鞅就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具有先進性。
因為從這一刻開始，法律開始漸漸公平了起來。
二是商鞅的法律過於嚴苛，連百姓言行舉止都要管，並且連坐制度的存在，使得新法嚴重極端化，這些都讓商鞅背上了酷吏的罵名。
當然，為了國家富強，特別是在六國爭霸的這種特殊情況下，制定一連串的嚴刑峻法，也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
但要注意的是，商鞅本人出生於衞國，並非秦人。
故而，他制定這一套富國強兵的嚴刑峻法，儘管有着讓秦國強大的心思，但最根本的，還是試圖藉此獲得秦孝公的信任與寵幸，以謀取權勢。
這一點，在他拜見秦孝公的過程中，顯露得淋漓盡致。
商鞅經景監引薦，先後四次拜見秦孝公。
史家論及商鞅四見秦孝公時，多認為以商鞅的才能與抱負，是意圖教秦國三皇五帝之王道，以建立萬世之基業。只是秦孝公氣量格局不及此，才不得不只教秦孝公毀商弱民的富國強兵之術。
但反過來説，商鞅四次見秦孝公，除第一次之外，此後三次，商鞅皆能夠針對秦孝公之前的反映，而調整向秦孝公所進獻的治國之策，這説明商鞅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善於揣摩上意之人。
司馬遷也曾在《史記》中這樣評價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説，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在司馬遷看來，商鞅是本性刻薄之人，商鞅留下來的著作《商君書》也是刻薄之書；商鞅立木為信，但自己卻欺騙魏國公子卬，在重大利益面前，絲毫不講誠信。而商鞅的所學做為，也只是一門心思地升官發財罷了。
由此，也不難理解何以《商君書》中的內容，處處皆為國君的利益着想，一切都以如何強化國君的權勢為中心，而很少去討論這套毀商弱民的富國強兵之術，對於民眾及國家究竟會帶來何等影響。
在當時的國君之中，通行的是“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的政治倫理，即君王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民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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