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人好奇，這個印在1000日元上的，叫野口英世的男人，既不是偉大的政治家，也不是指導日本走向近代的思想家。究竟何德何能可以印在1000日元之上呢？
01、小山村裏的殘廢問題青年
1876年11月9日，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在日本東北地區的福島縣深山裏，一名男嬰降生在這座叫磐梯山的一户姓野口的貧農家中，日本的東北地方氣候苦寒，而且資源貧瘠，這户人家更是貧窮之至。男主人野口佐代助給這位降生的男嬰取名為野口清作，或許當時他並不知道這個男嬰的英名最終會傳遍世界。
或許是因為貧窮的生活始終看不到希望，野口佐代助變成了一個終日飲酒的懶漢，很少管理家事，每天都喝的醉醺醺的。然而清作的母親卻是一個勤勤懇懇的日本女性，每天為了農活奔忙，還做了村裏的接生婆來貼補家用。在野口清作3歲那年，母親把他放在地爐旁取暖，自己到田裏工作，而野口卻不幸掉入爐中。因為家境貧寒，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他的左手手腕漸漸萎縮變形。
因為身體的殘疾，野口清作常常受到歧視與欺負，但他卻不服輸而勵志向學，入小學之後他的成績一直十分優秀。後來他還成為當時學校的代課老師，代替老師站上講台講授課程。
在恩師小林榮的幫助下，他順利地進入了高等小學。在高小期間，野口不喜歡談論自己的父親、家境和自己殘疾的左手，壓抑的情緒使他的心理壓力越來越大，他經常會因為別人的有色眼光而大打出手，可野蠻的行徑不僅沒有讓他的心情轉好，反而讓他心裏的陰影越發嚴重。
有一次，清作在作文中將自己從小因左手傷殘一直受到同學們嘲笑的辛酸寫了出來，受到強烈震撼的老師和同學們在全校倡議募捐為清作治手，居然湊足了手術費，於是，便到若松市請有名的外科醫生渡部鼎為清作開刀治手。手術獲得了成功，清作的左手五指能分開拿東西了。渡部醫師高明的醫術讓野口欽佩不已．於是他心中暗自決定，將來自己也要投身醫學事業。
讀完小學後，野口家已經供不起他繼續讀書了。他徵得小林榮老師的同意，到渡部醫生那裏去當學徒，他要靠自學去考醫生的資格。所謂學徒實際上是勤雜工，白天哪有時間看書?他就利用夜裏拼命攻讀英語和德語的醫書，其緊張程度比衡水中學的應考生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讀書中他知道了法國有一位叫拿破崙的將軍。野口深受其鼓舞，以“拿破崙每天只睡三個小時”做口頭禪。
1896年渡部鼎的友人，東京高山齒科醫學院幹事血脅守之助醫生來若松出診。一天晚上血脅來渡部家，偶爾見到藥局學徒野口清作目不斜視專心閲讀病理學外文原著，感到非常驚訝。
當知道這個20歲青年的外語只是在傳教士和中學教師幫助下自修的，尤為讚賞當即向他提到如去東京學習，願予關照。正愁深造無門的野口清作便向小林榮老師、渡部鼎院長和親朋好友求助，在湊足了路費之後，野口清作在家門口的門框上刻下“志を得ざれば再び此の地を踏まず（如不得志，此生永不回家）”的一行字後，前往東京深造。
清作來到東京後，先找了個住處，為通過醫生考試拼命用功。考試分前後兩期，前期考試清作一次性合格。可是他帶來的錢交了住宿費後便身無分文了。走投無路的他只好到高山齒科醫學院去投靠血脅醫生。某得了一份在醫院當勤雜工的差事。
其後，清作白天在醫學院幹活，晚上到一個德國人那裏去學德語，血脅先生還從工資中拿出錢來叫他到醫學補習學校聽課。一年以後，清作參加醫生資格後期資格考試考取第一名。
這時剛好高山齒科醫學院缺少病理學、藥物學的講師，血脅守之助推薦野口清作擔任了這兩門課的講授。一名小學畢業的20歲出頭的年輕人居然當上了的大學講師，這在當時的日本也是一件聞所未聞的新聞。這位野口英世講師的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博學，對於法語、英語、德語等運用自如更是折服所有人。
然而野口的事業不會一帆風順，當了一段時間的講師後，野口來到了當時日本細菌性巨擘北里柴三郎的實驗室做助手，然而那個實驗室都是東京帝國大學出身的精英。學歷過低的野口在那裏遭受了許多白眼和排擠，頹廢的他開始酗酒和鬧事。不僅沒有什麼研究成果，還欠了一屁股高利貸。
血脅守之助看到這一切很心疼，覺得不能讓這個青年就這麼完了，硬是從別人那裏借來300日元，希望他去美國深造，離開這個令人不快的環境。深知血脅先生家境的野口清作感動得大哭。
此時野口正好讀到讀了坪內逍遙的小説《當世書生氣質》，發現書中出現的醫學生野野口精作，本來是個前程遠大的青年，但由於放蕩墮落而貽誤終身。
英世覺得精作的行為與自己有些相似，受到很大震動，於是產生了改名的念頭。改名英世，意思是要使自己成為世界醫學界的英雄。而他小學的恩師小林榮先生也拿出夫婦養蠶掙的200日元，做他的旅費。那時是1900年12月，野口英世才剛剛24歲。
1900年，野口英世來到了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助手的工作。野口選擇從實驗診斷學着手，開展血清學的研究領域，最後發表了毒蛇實驗的成績。震驚了美國醫學界。四年之後，從歐洲留學回來的野口進入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負責血清學的部門。他所從事的梅毒病原體的研究工作，使人類免於性病的危害。
他最先從因患梅毒而出現麻痹症狀的患者的中樞神經系統中，分離出梅毒病原體，並完善了瓦色曼氏反應的技術和理論，改進了檢驗梅毒的瓦色曼式皮膚試驗；他還培養出奧羅亞熱的病原體，設計出培養過去從未在試管中生長的微生物的方法，成功地培養了梅毒螺旋體；他還深入研究了脊髓灰質炎、沙眼以及黃熱病疫苗和抗血清。
1908年，三十三歲的野口英世更加熱衷於研究與著述了。他為了編寫《毒蛇和蛇毒》一書，白天在研究所從事研究，晚間則完全用於著述，每夜只有三、五小時的睡眠，並且徹夜撰稿也是常事。
1909年，《毒蛇與蛇毒》一書終於出版。以後，他把研究蛇毒及血清學的四篇著作，作為請求學位的論文送給京都帝大醫學部。京都帝大不得不打破常規，破格地在1911年2月21日授予野口英世以醫學博士學位。這是日本史上第一位沒有接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人獲得博士學位。
1911年8月野口發表了《梅毒螺旋菌純粹培養成功》，這篇論文使他的名字轟動了世界醫學界，野口成為了梅毒研究的權威。此後他還陸續發表了小兒麻痹的特定病原體及狂犬病的特定病原體等輝煌成果。
他先後有三次機會獲得諾貝爾醫學獎，而最後一次的機會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錯失，此時這位轟動世界的細菌學研究者才年僅35歲。
1913年9月，野口英世從紐約出發，先到法國。後由法國轉道去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參加第八十五屆德國科學大會和醫學全會。這時歐洲各國報紙競相登載關於野口博士的事蹟與肖像，不惜以最美麗的詞藻讚美這位出生於日本的大細菌學家、大醫學家，以表示歡迎。
9月22日、23日連續兩天的全會上，野口博士發表了三次特別講演，講演內容是：一、梅毒螺旋狀菌的純粹培養；二、麻痹狂和梅毒的關係；三、狂犬病病原體的培養。都是歷史上空前的大發現。大約四千人的會場裏，不斷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熱狂地讚賞有時竟打斷了發言。場內外的人們為一睹這位流利運用英、法、德語的日本博士而為最大榮幸。歐洲甚至掀起了一股“野口熱”。
在美國度過了十五個年頭野口無時不刻思念着日本，在與母親的一次通信中，信中提到，野口兒時住過的院子，如今已是破敗不堪。
這些讓野口的心中燃起了對家鄉的思念之情。儘管這個時期，由於野口英世的不辭而別和對北里柴三郎的抨擊，日本本土的醫學界的並不認可野口所取得的成就，但他思考再三，權衡利弊，最終還是排除萬難，返回祖國。
1915年9月，野口回到了祖國。他乘坐的客輪剛一靠岸。他就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許多人舉着條幅和照片夾道歡迎從美同歸來的野口。據説野口回到以前住過的村子時，村民們歡迎野口的熱情近乎癲狂，彩旗飄舞，禮花齊放。
與此同時，日本醫學界對野口的歸國卻反應平淡，這與民眾所表現出的熱情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他們甚至沒有派人拜訪野口，也沒有邀請野口參加任何學術會議。經過三個月的“冷宮”歲月，野口憤然回到了美國，從此，他便再也沒有回到過日本。
日本醫學界的冷落，以及他的研究一直倍受爭議，讓剛剛回到美國的野口倍受煎熬。他多次宣稱與日本學術界劃清界限，痛定思痛，開始認真反思。他決定要繼續拓寬自己的研究領域，去挑戰那些更困難、更危險的醫學難題。
04、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
接下來的幾年裏，野口一直致力於黃熱病、奧羅亞熱等醫學難題的攻關，他在1928年時宣稱自己已經分離出沙眼病原菌並在獼猴身上得到了印證。
可是，按照野口的方法，其他科學家通過試驗並沒有得出與野口相同的結果，於是世界醫學界和微生物界對野口的研究結果紛紛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野口分離“病原菌”的方法並沒有什麼突破和創新，若想按照傳統的分離方法解決這一科學難題，簡直是天方夜譚，至此野口的對沙眼病原體的發現幾乎被徹底否定了。
野口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他只能把最後的賭注押在黃熱病的研究上。當時野口英世已經患上了心臟衰弱、糖尿病，再加上那地方在赤道正下方，酷熱難耐，人們都勸他留守，換個人去，而他卻説：“我什麼都不怕！我生在這個世界就是為了幹事情，遲早會死，在死之前，我除了研究別無它事！”
就這樣，1927年，51歲的野口英世帶病出發了。於是，他不顧自身染病的危險，親赴非洲開始研究黃熱病，而這一去便再也沒有回來。在他到達非洲後不久，他便宣稱自己發現了黃熱病的病原，而他的草率最終自釀苦果，因為他所拿到的不過是一個出血性黃疸的樣本，在眾人的非議下，野口近乎徹底絕望了。
野口死後，根據他的遺言，他拒絕回到祖國日本安葬，以示對日本學術界對他冷嘲熱諷的回應。他的遺體被運回美國紐約，他的墓誌銘上有這樣一行字“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或許這就是那位始終奮鬥一線的細菌學家人生的最好詮釋。
然而野口去世後，圍繞他身後的爭論才剛剛開始。對於他的評價一直存在分歧。當時日本主流學術界認為野口英世是一個生活落魄、特立獨行的人，他背叛恩師，有巨大的性格缺陷，因為殘疾而引發的自卑心理，完完全全不愛日本，死後也葬在美國，不配享受日本博士的頭銜。還有人攻擊他還自私自利，邋遢，特別是在借錢和花錢方面，甚至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在上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日本的細菌學教科書中都沒有野口英世的名字，直到日本著名作家渡邊淳一深深地被野口英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歷時八年時間追尋野口英世先生的足跡，為其立傳。
1980年，渡邊淳一為世界級細菌學家野口英世做傳的傳記《遙遠的落日》出版，這部作品以考據的翔實和寫作的功力為世人稱道。該作毫無粉飾地再現了他克服出身貧困及左手殘疾的不利條件，立志醫學事業，以“梅毒螺旋體”的研究成果確立了其在世界醫學界中的地位的人生轉跡。這部渡邊淳一創作過程中花費時間最長、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
此後野口英世才重新為日本所發現，渡邊淳一的著作不僅打動了每一個日本民眾，更是促使日本政府反思之前對野口的種種行為。二戰結束後民主化的日本政府認為，野口英世這種在逆境中不屈不撓奮鬥精神，是日本民族根性的體現，也正是無數這樣的人不懈奮鬥，日本才能從小小的島國變成東亞的大國，才能從戰後的廢墟中完成重建，野口英世的格言“忍耐は苦い。しかし、その実は甘い（雖然忍耐是痛苦的，但是其果實是甘甜的）”體現了日本民族的本質，能激勵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繼續砥礪前行。
雖然其人格存在一定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其作為日本之國寶的地位無可動搖。他的人生正好折射出了日本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現代化國家的道路，也正是無數日本人在逆境中堅韌不拔才有了日本發達的今天。所以2004年，野口英世取代了之前的夏目漱石，出現在了日本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千元鈔票之上。
生前被祖國排擠，死後卻成為日本的國寶，印在了使用頻率最高的日元之上。這位寧死不肯再踏上日本國土科學家如果泉下有知，又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