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為什麼説商鞅是千古罪人？他所著的天下第一禁書説明了一切
從秦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開始，中國曆朝歷代便開始有了“禁書”一説。
有一些禁書是涉及到禮義廉恥之事，所以被國家禁止。
還有一類禁書是因為作者在書中對統治者的統治或對時政進行批評，會動搖人心，危害到統治者的統治。像明清時期大興文字獄，皇帝封查不少文學作品都屬於此類原因。
戰國時，商鞅著有一本《商君書》被後世歷朝歷代統治者都列為禁書。商君書以寥寥三萬字言簡意賅地闡明瞭封建統治者如何“弱民強君”來強化封建統治。
書中語言直白通俗、直切主旨，可以説誰讀過這本書誰就掌握了帝王的“馭下之術”，就能當皇帝統治整個國家了。對皇帝來説，這本書一旦公之於眾，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這本書被列為禁書。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
司馬遷在自己的史記中給予商鞅的評價可以説是不留情面地批判，那麼究竟為何呢？
商鞅，何許人也？
提到商鞅想必大家都不會陌生，這個因為推行商鞅變法而使秦國富強的政治家，也因為商鞅變法而留在了後人的記憶中，不管是中學還是大學的歷史課，只要提到戰國，提到戰國的變法，就繞不開商鞅這個人物。
我們都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墨家、法家……各家子弟都遊歷各國，企圖用自己的理論使國家安定富強。在戰國大變革的那一時期，秉承法家歷練的商鞅來到了秦國，求見秦孝公。
《商君書》不是憑空而來，是商鞅為了幫助秦國迅速強大以取得秦孝公的賞識信任而誕生的思想產物。從商鞅四見秦孝公的歷史中，我們就可以對商鞅這個人物的政治謀略和政治野心窺得一二。
商鞅經過秦王宮門衞人的引薦，前前後後共拜見秦孝公四次。
第一次商鞅告訴秦孝公應該做一個寬厚愛民的明君，就像上古黃帝那樣；
第二次告訴他先要關注自身，提高自身修養，其次是百姓，無為而治最好，百姓對此會樂見其成；
第三次見就説要把仁義、權謀與法制建設結合，要適當愛民，但是更要注重統治者的權謀之術和法治的建設；
第四次見孝公，關於仁義已經不談隻言片語，只講商君書中如何快速使人民聽話，如何快速使國家富強的內容。
由此可見《商君書》對秦孝公有多麼大的吸引力，而商鞅投其所好的行為又是多麼成功。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取得秦孝公重用的這一過程，商鞅可以説是步步為營，每一步都謀算地仔細謹慎。先空談仁義道德，讓人覺得言之無物，聽之無味，再逐漸過渡到自己的《商君書》中的愚民、馭民之術，一整套下來吊足了秦孝公的胃口，也讓他立刻有了實行變法的衝動。
商鞅
《商君書》的思想主張
《商君書》論述了“強國弱民”。
例如：《商君書》中有“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可以看出，商鞅的思想就是要重君輕民，像馴養動物一樣馴化人民，讓人們乖乖聽話，沒有膽子和力量反抗統治者的統治。讓惡人揮着鞭子恐嚇人民，就像馴夫揮着鞭子恐嚇懲罰馴化的動物一樣。不僅以惡制惡，還要以惡懲善。
從後來幾千年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角度來看，商君書這一套思想內容完全與儒家的仁義禮信背道而馳。儒家要求君主愛民惜民，商鞅要君王暴政、苛政、壓榨人民。儒家的視角放在社會更長遠的安定發展，而商鞅只注重眼前的短期利益。
從今天角度看，這套《商君之法》同樣和人道主義精神背道而馳。
秦朝將這套商鞅之法執行了幾百年，無外乎會出現後來的“伐無道、誅暴秦”。依照商鞅這一套弱民強君、重農輕商、嚴刑苛法的辦法在短時間內確實很見成效，這的確使得秦國在短時間內迅速強大稱霸。
可是人民畢竟不是動物，能任由統治者鞭打也不反抗，人民的內心深處，最重要的始終是能過上安穩幸福的生活。從古到今來開，如果哪個朝代的統治者能給百姓安穩幸福的生活，哪一個朝代的君主就會被奉為聖君，這個朝代的統治就會長久。
反之如果這個朝代統治者一味壓榨民脂民膏滿足自己的慾望，這個朝代也就會很快滅亡。
歷史從來不會出錯，後來，也正是這一套“商君之法”一手斷送了秦朝的統治。
秦孝公去世後，公子虔因為被商鞅變法奪去利益因而控告商鞅謀反。
商鞅出逃，在秦地邊境的一家旅社想要投宿，可旅店老闆卻因商鞅拿不出身份證明，不敢收留他，商鞅無處可躲，終於被秦國士兵抓回去五馬分屍而死。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
如果老闆收留了這個深夜投宿但是身份不明的人，那他就會被連坐，也因此有了“作法自斃”這一成語。商鞅作法自斃，死在了自己制定的刑法之下，而秦朝也因商君的過於嚴苛之刑法迅速走向衰亡。
商君之法最大的問題就是其無限放大了“人性本惡”這一思想，強調治理國家要以惡壓善、以惡制惡，用嚴酷到無以復加的刑法禁錮住百姓的行為和思想。
從古至今，渴望和平安定是所有百姓共同的心願，尤其在戰國亂世，人民備受戰亂之苦，最渴望的就是安定和平，嚴酷的刑法只會激起民怨民憤。或許短時間內，人民不敢反抗，可一旦怨氣憤怒積攢過多，真到了“怨氣沖天”的那一刻，大廈傾頹也不過是一瞬之間的事情。
究其根本，《商君書》不過是一套鑽營取巧的速成之法，它誕生的目的是商鞅為了達成自己短期內的利益，而非真正的治國平天下之術。簡單比喻，考前一週的臨時突擊與平時一直穩紮穩打，長遠來看哪一個同學的成績和發展更好呢？答案毫無疑問。
結語
雖然秦國滅亡，但這套馭民治國的邪術卻沒有就此消失。即便是在後來以儒家思想佔據主導地位的封建時代，我們也能看到統治者採用“馭下之術”來強化君權鞏固統治。
中國歷史上最為燦爛的時代從《商君書》就結束了。從此以後百家爭鳴不可能再發生，思想的自由和百姓的權利日益萎縮，隨着歷史的向前愈演愈烈。
到了後來，甚至出現了文字獄大興的悲哀。也因為這樣，從此中國文人的嘴巴被堵上了，筆桿被奪走了，他們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了。一個國家的思想也就由此走向僵化，一個王朝的統治也就由此走向衰敗。
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成也商君敗也商君，沒有商鞅就沒有大一統的秦朝——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沒有商君之術，也許就沒有兩千多年後的王朝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