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秦國，世人最先想到的，大多都是一統六國的大秦帝國，其彪悍，強勢，勢不可擋。而秦國從區區的諸侯國，發展成為一個超級大國起起落落的幾百年間，前期之時，秦的國家實力在其它諸侯國中，也是公認的墊底。
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秦國逐步進入到各諸侯國視線的呢？秦國又是怎樣一步步走到一個讓其它諸侯國都無法忽視，甚至，到後期只能仰視的高度的呢？
可能許多人都會想到“商鞅變法”，甚至，有人認為：正是有了商鞅的出現，才改變了秦國積弱的現狀，避免被其餘諸侯國吞併，從而，是商鞅拯救了秦國。當然，不能否認商鞅在秦朝的發展壯大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認秦朝前期確實是軟弱可欺。
但是，更不能否認的是，在商鞅變法秦孝公繼位之前的秦獻公統治時期，秦朝積弱的狀況就已經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甚至，有逐漸壯大成為讓諸侯國不容忽視的軍事強國之勢。
秦獻公，嬴姓，單字連，為秦靈公之子，出生尊貴。按理來説，他的人生該是順風順水，可惜，世事無常，他的前半生卻不是那麼順暢。公元前415年，秦靈公意外去世，君主逝世自然非同小可，導致秦國上層掀起了一片波瀾，其叔父趁機奪取政權，是為秦簡公。
而此時，年僅九歲的公子連，他的一生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君上位，身為秦靈公嫡子，公子連為防不測，一路逃至河西一帶，隨後，流亡到鄰國魏國。公子連在魏國長達二十九年，這段流亡生活的悽苦自是不必多説。
而另一方面，流亡的生活也讓公子連經歷頗多，對他思想的塑造更產生了諸多影響，從而，決定了他回國後，在國家治理上的與前人不同。
公子連在魏國的所見所聞，讓他最深為感慨的有兩點：
其一：魏國的強大；
此時，魏國的實力在七國之中那是拔尖兒的存在。西門豹、李悝、吳起等能人志士，深受魏文侯的重用，在君主的支持下推行變法。正是因此，魏國國力才會越發強盛，從而，征討各國，稱霸中原。
其二：秦國的衰弱；
與魏國的強大相比，秦國卻是內亂不斷越發衰敗。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弱小就要捱打，所以，在魏國眼中，秦國就是一個任其揉搓的小嘍囉，攻佔秦國疆土，也成了理所應當的事，以至於，秦國的河西之地，才會被魏國無情的佔據。
兩者之間如此鮮明的對比，讓公子連這位流亡太子情何以堪。雖然，離國數十餘年，但是，刻在他骨子裏的，身為太子的使命感卻是一刻也未曾消散。為了奪回君位，公子連一面學習魏國的治國之策、變法之道，為秦國的未來思慮；一面密切關注着秦國的局勢，靜待時機。
在公子連流亡的二十九年間，秦簡公在位十五年就去世了，之後，他僅兩歲的兒子秦出公繼位。與歷史中眾多稚子繼位的例子一樣，秦出公繼位之後，由太后把持政權，任由外戚宦官當政。要説這位太后與後來的宣太后、文明太后一樣胸有定數，運籌帷幄還好，可是，偏偏這位太后就是一個繡花腦袋，從而，引得皇室與朝中大臣的不滿。
加之，外有虎視眈眈的魏國，此時的秦國，急需一位能幹的君王，帶領羣臣走出困境。而當時的公子連，無論是身體還是思想，都逐漸成長了起來，看着秦國紛擾不斷，大臣焦躁不安，他深知自己回國的機會來了。當然，牽扯到王位之爭，自是沒那麼簡單，不説秦國朝廷上下是否願意承認自己，就是當政的太后與外戚，也不可能將這波天權勢拱手相讓。
另外，公子連面對的，還有魏國對自己所施加的壓力。
在魏生活近三十年，魏國不可能真的就將這位太子完全的拋之腦後，不管不顧。公子連認為回國奪權是自己的機遇，魏國也有同樣的想法。
在魏武侯的謀劃中，只要公子連答應為魏國所用，就親自派遣軍隊護送他歸國，扶持他當上秦國的傀儡君主，從而，間接的將秦國穩穩拽在自己手中。條件擺在眼前，只要公子連答應，就可以輕輕鬆鬆的回國，奪回王位。但是，這與公子連的初衷卻相違背，他的回答自然是否定。
在那個馬基雅維利主義還未盛行並推崇仁義至上的時代，被婉拒的魏武侯，也不好再説什麼。既然公子連要回國，魏國也不好毫無表示，軍隊用不上，那就轉送點錢財，算是一片仁義之心。在幾經謀劃之下，公元前385年，公子連最終回到故國。
秦國的庶長，親自來到河西，將年近四十的太子迎回秦國。公子連的這次歸來，可謂是眾望所歸，秦出公和其母親的結局，當然，也就逃不過一死。之後，公子連正式繼位，史稱秦獻公。秦獻公雖是順利登上王位，但是，在秦國的根基終究是薄弱了些，威望不足。
所以，為了穩固自己的權勢，秦獻公首先選擇的就是政治聯姻，這是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而迎娶貴族女子的秦獻公，也順利得到了貴族勢力的支持。
秦獻公在秦國逐步穩定下來後，他走出了人生計劃中的第二步，那就是遷都櫟陽。
那麼，秦獻公為什麼選擇櫟陽，這其中，有以下三個原因：
其一：建立威望，收復民心；
從地理位置來看，櫟陽臨近河西，與魏國相望。而河西又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呢？如上文所提到的，河西與魏國相鄰，多年前被魏國所侵佔。秦獻公遷都至此，其中，就有表明自己定要收復河西，重振秦國的決心，由此，來獲得民眾的支持，收復民心。
其二：擺脱朝中貴族的牽制；
秦獻公親眼見識過魏國的強大，本就胸有丘壑的秦獻公，怎麼可能會容忍，放縱秦國還如同從前一樣弱小下去。但是，他也深知自己想要推行新政，勢必會在朝堂中，掀起一陣波濤駭浪，一旦觸及貴族的利益，就會引來他們的牴觸抗拒。而秦獻公推行變法的政策，會不會直接“胎死腹中”都難説。為此，遷都櫟陽就成了擺脱貴族控制的方法之一。
其三：發展經濟；
後世的司馬遷，曾評價櫟陽此地“北卻戎狄，東通三晉”。由此可見，櫟陽的地理位置之優越。遷都後，秦獻公在此建立商市，大力發展經濟，提高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
在經過一系列的謀劃之後，秦獻公在秦國算是站穩了腳跟，將權力握於手中。
至此，秦國真正進入屬於秦獻公的時代，而在秦獻公統治期間，秦國能夠“起死回生”與前文多次提及的“變法”密不可分，也就是秦獻公所推行的“新政”。當然，變法、改革、推行新政，從來都會牽扯出一大堆難題，因為，總會觸及到部分人的利益，從而引起反撲。
秦國的新政，能夠推行的如此順利，還得歸功於秦獻公的謀劃：
首先，秦獻公做到了“避其鋒芒”，新政從東部與都城櫟陽開始推行，而貴族聚集的地區，仍按先前管理，一步步潛移默化，由少至多。
其次，新政的內容，囊括了國計民生的各方各面，農工商各方面全面發展，從根本上，提升了國家的實力。同時，還有獎勵軍功，户籍管理，推行縣制等一系列制度。在一系列新政推行之後，秦國徹底扭轉了積弱的局勢，到秦獻公統治後期，秦國甚至發展成為一大軍事強國。
從公元前366年到公元前359年間，秦國連續幾年都在發動戰爭，無一不是將對手打得落花流水。
公元前366年，敗韓魏於洛陰；公元前365年，進攻少梁，幸得趙國相救才得以保全；而影響最大的當屬公元前364年，大敗三晉於石門，魏、趙、韓聯軍被斬首六萬，甚至，周天子都發來賀詞，賜下黼黻之服，以示秦國的霸主地位。
至此，再看商鞅變法中所推行的各項制度，其中，許多都是秦獻公所推行新政的“加強版”。而他們的區別則在於，秦獻公講究協調發展打下基礎，所以，商鞅是在有基礎的前提下，重點突破。但是，不管是秦獻公，還是商鞅，他們對秦朝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都是毋庸置疑的。
參考資料：
【《呂氏春秋》、《資治通鑑》、《史記·秦本紀》、《史記·商君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