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寧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出現這一空前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新的儒家玄學佔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這種儒家思想的復興，主要發生在唐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當時的時代所需要的東西顯然超出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範圍。因此，許多學者着手徹底地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
明朝政府極力控制、壓迫商人階層。這是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根本的、最有意義的差別。在西方，資產階級由於所處的社會的多樣性，從一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而且，這種自治權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在中國，的確存在着相應的商人階層，他們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業革命的益處。此外，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出自中國。然而，不像在西方，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都未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影響。其根本原因，中國歷史的持續性，即隋朝實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續，如此下去，連續不斷，直到1912年帝國曆史結束。因此，傳統的官僚貴族統治集團，以新儒學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沒有後繼者。相反出現了一種新的複雜多樣的文明；在這裏，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隻不但沒有被埋沒，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這種爆炸性的影響，在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產生的，因為這裏的帝國機構太封閉、太受約束。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由師傅領導的地方行會，但這些行會師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許可的證明，並奉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經營。船商也在港口師傅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些港口師傅同樣需對政府負責。更重要的是，政府壟斷了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許多商品的生產和分配，這些商品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製品、服裝和酒等。另外，政府還完全控制了全體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如鹽和鐵。這些限制剝奪了中國商人成為無約束的企業家的機會，使經濟失去了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和墮落，因為朝廷官員可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操縱國家壟斷商品為個人牟利。
中國統治集團的另一對內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對對外經營。中國移民在歐洲人到達之前，且慢慢遷移到東南亞。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32年後，這裏的中國人大約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並將其控制擴大到這一羣島的其他島嶼。正是這一年，1603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殺；鄰近的大陸福建省的一位官員卻寬恕了這一屠殺，並譴責海外所有的中國人是祖墳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關心的人。馬尼拉的中國人及其東南亞的中國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這樣的屠殺。同樣，1712年，皇帝頒佈了一條敕令，禁止中國人在東南亞經商和定居。五年後，另一條敕令允許那些已定居國外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必擔心受到懲罰。1729年，又頒佈一條法令，規定了回國的具體日期，逾期未歸的那些海外的中國人將不許回國。這同西方國家洽成何等鮮明而又驚人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闢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甚至隨時準備着用武力保衞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在15世紀早期這段異乎尋常的歷史中，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範圍，明確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然而，皇帝卻下詔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並強迫立即執行這一命令。這就是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持消極態度的一個最鮮明、最重大的表現。
四、西方文明的發展
西方文明的發展和東方差別很大，東方的文明根深蒂固，東方的帝國組織滲透甚廣，決不允許技術發明破壞傳統的制度與習俗。並不象西方文明那樣將技術發明用於世界範圍的探險、貿易和帝國的建立。這一重大差別的根基，在於新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它複雜多樣、適應性強，擺脱了束縛歐亞大陸其他所有文明的傳統枷鎖。結果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預見的那樣，當革命的新社會的有力的擴張主義降臨時，改變了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