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關於法科學生的話題總是比較多。比如一到畢業季，有關法學畢業生就業率墊底的帖子就會被翻出來熱炒一番；在法考時節，還會來個“天下第一考”的排名，法律職業證已無數次地獲得“含金量最高”之稱號；各學科考研的人數在逐年遞增，而參加法律碩士聯考的考生數更是年年刷新紀錄，這一點從老師們每年所閲法碩考卷數量上就可以看出來，一個省一年增加幾千份試卷根本不在話下。這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報考人數和招生數量的節節攀升，另一方面則是表面上顯示的法科畢業生的就業困難，如何解釋這一悖論還真需動一番腦筋。
本文想從法科學生選拔的角度，來討論一下法科生是否需要具備特別的素養。為什麼法科學生需要有特殊的素養？這是因為社會對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具有特殊的要求。孫曉樓先生在《法律教育》一書中説道，“法律教育不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只求學生有些法律常識，教他如何做一個國民。法律教育是希望培植出完善的法律人才，有組織頭腦，有高尚品格，於做一個好的國民之外，並能為人民服務，為社會造福。法律教育負了這樣一個重大使命，當然不能希望於一般普通的學生。所以法律教育望它普遍化是不可能的，法律學校招收新生絕不可以來者不拒地濫招，應當看學校的資力，社會的環境，限制學生人數並提高入學資格。”
正因為法律人擔負瞭如此重要的使命，所以在招收修習法律的學生時就不能只看分數。當然，孫先生提出的法科學生的選拔方法，依然是傳統的“測驗”，只是測驗的範圍很廣泛，“招收新生時應當拿測驗的方法，去測驗學生的智慧和辨別力，去測驗學生對於社會科學各門的基礎，並應當注意到學生的品性和體格，判斷這種學生可以不可以造就、值不值得造就。我們希望因材施教，於招收學生時應當以重質不重量為原則，選擇可以培植者而教育之，乃可望其將來為好的律師、法官及學者。不然來者不拒，不問他資格、品性、學問、身體如何，什麼都收了，於是一齊皆休。好的學生受人牽掣，不能發展他們的天才；壞的學生，僥倖到畢業之後，借了張畢業證書，在社會敲詐殺人，這是多麼危險的事！”
由於社會上對法律人有非同一般的期待，自然也要求在法科學生的選拔過程中，關注其是否具有適合法律職業的特別素養。而對於孫先生所提到的這些通過測驗，來選拔“可以造就、值得造就”的學生的方法，相信許多法學教師多少會有些懷疑。因為“測驗”或考試，具有一定的侷限性，它能測試出學生對專業知識掌握的程度，至於其他方面的素養，則很難通過一次考試甄別得出。
比如，通過考試，我們可以測試出學生對專業基礎知識的掌握是否紮實，在某種程度上，還能看出學生的歸納或概括能力。作為法律人，需要在錯綜複雜的案件線索中，在對相互衝突的權益的條分縷析中，精準地抓取爭訟的焦點，並以此做出更趨近於公正的判斷，這就需要從業者具有非同一般的智慧和辨別力。而考試的方法，有時候確實能幫助老師們判斷一個學生在這方面的水準。這是因為同樣是答題，一些同學的考卷寥寥數行，沒有長篇大論，但卻言簡意賅，字字珠璣，幾乎每個字都能準確地踩在點上。這樣的學生通過學習期間的訓練，日後從事司法實踐，也會很快成長為一名稱職的專業的法官或律師。而有些考生的試卷，則看上去洋洋灑灑滿滿的一大篇，卻是既沒有重點，又缺乏邏輯，這樣的學生誰敢保證其未來做法官不會判出糊塗案呢？
不過，考生在“卷面”答得漂亮，僅僅説明其具備了法科學生的學習能力這一素養，至於他是否已養成了學習習慣，則還有待日後的觀察和督促。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業界，法律人都面臨一個終身學習的問題。而法律的時效性，則決定了法律人必須能做到“緊跟形勢”。比如2020年《民法典》頒佈後，法律圈兒裏都在轉發各種有關《民法典》的培訓信息，因為隨着2021年的到來，即便是資深法官或律師，在辦案中只能適用新法，否則就可能要辦錯案了。
另外，法科學生的“品性”尤其重要。一個在校學習期間，為了保研或其他利益而向老師“索要”高分的學生，做法官後能否保持自己的操守？在和同學相處的過程中，總是奉行“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原則的人，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能否做到對各方利益的平衡？一個對金錢有過分追求的人，做法官後會不會讓公平正義屈從於物質利益的誘惑？
凡此種種，都決定了一個法科學生未來能否成為一個合格的法律人，而這些素養通過一場考試是測不出來的。孫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拋出來的這個問題，仍然需要我們去認真地解答。
文/馬建紅（法學博士）
圖源/視覺中國
內容來自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