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起戰國時代的變法，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或許商鞅變法並不是一套完美的變法制度，但當它應用於戰國時代時，一定是最適合那個時代的變法形式，所以，秦國才會因為實施商鞅變法而迅速的強盛。
商鞅變法的奠基點或者落腳點在於法治，在於運用規則來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秩序，通過規則和法律創造一個人類發展的底線，通過這條底線來強制性的約束人們，有一個明確的行為框架，可以説，很好的減少了社會發展的不確定因素，畢竟它通過強制性的要求將人們約束在了一個明確的框架之下。
商鞅變法使秦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秦國最終橫掃六國一統中原時，絕對抹不去商鞅變法的作用，可是令人們匪夷所思的是，一個實施商鞅變法的法治制度，讓秦國得以從最為弱小的國家一躍成為最為強大的國家，這説明法治在這個國家推行時，有着很好的先進性，也意味着它能很好的作用於當時那個時代的歷史社會。
可是當秦國成為一個王朝的時候，當它一統中原之後，法治的作用卻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甚至讓秦國落下了一個苛政的罪名，更是讓很多人覺得秦王朝的統治是民生凋敝。那麼，究竟是法治出了問題，還是其它的方面出了問題呢？本篇文章重點地分析下這個問題，看一看，為什麼法治能夠讓作為諸侯國的秦國強盛，卻不能讓作為王朝的秦朝繼續強盛？
首先，是因為在大秦帝國建立前後，法治的作用點是不同的；其實歷史上我們能夠找到很多來論證秦國為什麼會滅亡的文章，其中無論是蘇洵的《六國論》也好，還是杜牧的《阿房宮賦》也好，他們觀點的立足點都在於秦王朝是不愛自己子民的，所以才有了那句，如果秦國能夠愛自己的子民，那麼可能千世乃至萬世而為君。
但是，這樣的觀點有一個漏洞，那就是難道秦國作為一個諸侯國時是愛自己的子民的，但它建立一個王朝之後，就不愛自己的子民了嗎？顯然是不可能，可是法治在作用於諸侯國時和作用於統一帝國時，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卻又是完全不同，那麼法治所作用的點一定對它的作用起到了影響。
也就是説，當秦國作為一個諸侯國時，它本身的人口並不是很多，這些人都是土生土長的秦國人，它們必須依靠着秦國這個龐大的勢力才能夠生存，有着很強的歸屬性，所以當實施一種策略時，對於他們來講是必須要進行服從的。而且秦國在秦孝公變法之前的制度並不先進，《詩經》當中曾經有一段話很好地表示了那個時候秦國子民的生存狀況，其中描述的：
《詩經》：七月流火過我山陵，女兒耕織，男而做兵，有功無賞，有田無耕，悠悠上天，忘我蒼生。
將秦國子民的那種優越表現得淋漓盡致；可是戰國時代本身紛爭和戰亂就比較多，如果要他們真的脱離秦國，他們又能找到怎樣好的生存環境呢？所以世世代代也只能硬着頭皮生存下去。
商鞅變法革除貴族利益，讓平民受益
其次，商鞅又革除了貴族對於國家發展阻礙的影響，讓平民百姓不再受貴族的壓迫，可以自己為自己創造力，比如説從事農業生產，比如説參軍，甚至參軍的過程中如果立下功勞，那麼可以獲得爵位或者土地，並且獲得的爵位和土地可以傳承給自己的後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商鞅變法前後，百姓能夠獲得的利益天翻地覆，這就讓這些除了秦國沒有其他依靠的人，本能地接受變法，變法規矩上的差距和規則約束，自然不容易產生內部的混亂。
可是，當秦國一統中原之後，所面對的子民就不再是原屬於秦國的子民了，而是來自於不同國家的天下臣民，他們來自於不同的國家，所接受的制度也是不同的。比如，齊國相對來講社會比較親民，生活比較緩慢也比較輕鬆富足。
因為他們本身有着自認為的更好選擇，比如輕輕鬆鬆的去生活，以道德來約束自身的行為，沒有規則的強大約束，生活的相對恣意豁達，在他們心目當中，這樣的生活自然比守着規矩戰戰兢兢來的要好。所以，很多人對於秦國制度的抱怨，更多的都來自於這種所謂的壓迫。
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並非因為遲到就被斬首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其實《史記》當中所説的因為天氣原因而遲到會被斬首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天氣的原因而遲到，其實只是會受到工資上的懲罰並不危及到生命，但陳勝吳廣卻對於秦國這種硬性的規則不滿，同時他們又認為秦國的賦税徭役太過沉重，所以才爆發了起義。
其次，因為秦國訂立法治的制度是循序漸進的而秦王朝（大秦帝國）不是；從秦孝公對商鞅變法的確立，到秦惠文王對商鞅變法的推進，再到秦宣太后對於商鞅變法的發展，這中間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一個用時間讓人們去適應的過程，它有一個適應的環境和發展的空間。
但當秦王朝建立後，它將秦國最終確立的那一套法治體系一股腦的就推向了整個天下（山東六國），這讓本身就對秦國不滿的山東六國的子民怨氣沖天，自然也不會對秦王朝的統治抱着太大的希望，所以當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的時候也就紛紛響應了。
再次，是因為秦王朝建立之後的法治，有向勢治偏移的苗頭；法治雖然説是法家的主流學説，但法家卻不僅有法治這麼一個觀點，綜合來看的話，法家學説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個是法治，也就是秦國在商鞅變法時期所重點推行的制度和政策。
另一個是術治，甚至可以理解成是不完整不徹底的法治，不過於強調規則的作用，將君主區別於規則之外，具體表現就是韓國在申不害變法中，所實施的制度和形式，最終將韓國變成一個崇尚陰謀權術的國家，整個國家都圍繞着如何討好君主而行動。
秦王朝步子邁的太大了，執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強大，崛起，稱霸最終統一天下，然而大秦帝國建立後卻迅速衰亡，除了以上的幾種原因外，還與秦王朝執着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有關；秦王朝是結束了春秋戰國時代幾百年的紛爭而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本身戰國時代經過連年的戰爭，就已經消耗了巨大的財力物力，讓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但本身他們剛剛經歷了戰爭，自己也沒有多少餘糧，還要分出一部分供國家建設，自然心不甘情不願；如果秦王朝在建立時，能夠推行一段時間的無為而治，那麼最終的結果可能也大相徑庭。
道家無為而治創造出許多盛世
其實我國古代歷史上有很多的盛世，都是在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之下產生的；無為而治並不是説大傢什麼都不做，而是君主不要過多的干預，國家不要以制度和規則硬性的約束，而是將大部分的生產空間歸還給底層的農業民族，讓他們能夠順應自然的條件進行發展，也就是説恢復一部分的國家生產力，緩解一下戰爭帶來的影響。
秦王朝沒有休養生息，而是進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
所以，秦王朝很大程度上也吃了這方面的虧，經歷了戰亂就沒有太多的精力可供消耗，但秦王朝又修建了長城等等大型工程，自然會引起民憤；可是話説回來，有句話叫做，前人奮鬥後人享受，雖然不是説讓後人去坐吃山空，但無論是王朝的發展還是國家的發展，都必須有一個基礎的奠定，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根基，那麼文明的發展其實是沒有支撐的。
中國古代的歷史社會又比較特殊，底層民眾的數量大，這些民眾的良好生存條件基本上都是要由國家來創造的，雖然説秦王朝的賦税徭役比較沉重，可是如果沒有都江堰，沒有靈渠，沒有鴻溝，那麼農業民族又憑藉着什麼來進行生產發展呢？
戰國時代，秦國貧弱，能夠屌絲逆襲，從富強，崛起，稱霸，到統一天下，靠的就是幾代秦軍所堅持的商鞅法治變法，以法制治國；然而，秦帝國建立後，卻迅速地衰敗下去，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莫過於太急功近利，步伐邁得太大了，太過於急切的進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一股腦地推行法治政策。
雖然，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秦國的法治有向勢治傾斜的苗頭，可事實上，秦王朝所推行的是一種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在後世的一系列歷史發展過程中，也繼承和推行這種制度，在這種制度的影響之下，君權的加強是一種必然，雖然法治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改變，但這種改變卻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其實，對於大秦帝國的一些批判，主要來自於歷史朝代中一些儒家子弟，儒家子弟本身就是提倡用道德來約束社會發展的，這與法治的觀點背道而馳，後來，漢武帝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自然會對與自己持相反觀點的法家大加批判。我們現代人需要正確的去看待這種批判，因為很多時候批判不一定代表着正確，畢竟漢武帝后來所實施的政策也是外儒內法，所謂內法就是秦王朝所推行的法治，事實上，如果沒有內法就不可能有外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