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當政時的清朝，雖然已經步入暮年，但誰都以為，大清還能苟延殘喘一段時間，多則幾十年。
即使在慈禧太后晚年，人們還是這一看法。因為慈禧仍然牢牢掌控着朝政大權，地方督撫大員仍然對大清具有相當的忠誠度，革命黨仍然沒有形成多大氣候，革命成功遙遙無期。
然而，慈禧太后一死，地方督撫似乎一夜之間就變心了，革命黨似乎一夜之間就崛起了，大清頓時搖搖欲墜。
接替慈禧太后執政的是攝政王載灃。果然，載灃執政僅僅三年，清王朝便在內外交困下走向末路。
那麼，為何慈禧在位時，清王朝“一切還好”，而載灃執政才三年，大清就突然滅亡了？這與攝政王載灃本人有很大的關係，主要原因有如下三點：
其一：崇滿抑漢，傷了全國漢臣之心。
自太平天國運動後，漢臣便成了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漢族名臣，為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領導洋務運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因而，重用漢臣已儼然成了晚清國策，漢臣也成了晚清的救命稻草。正因有大批漢族能臣的輔佐，清王朝才能夠在狂風暴雨中艱難立足。
然而，載灃執政後，對漢臣頗不信任，首先便罷了袁世凱的官，傷了整個北洋系的之心。對於其他漢族重臣，他也是想方設法打壓、奪權，甚至連忠心耿耿的老臣張之洞也不被他信任。
但他對滿臣非常信任。他自己擔任全國海陸軍大元帥，讓其弟載洵擔任海軍部大臣、載濤擔任軍資府大臣，並統率禁衞軍，又讓萌昌任陸軍大臣，載澤等負責訓練新軍。其組建的軍機處，漢臣只有一位，其他三位均是滿臣。他企圖把全國軍政大權都牢牢掌握在滿族勳貴手中。
毫無疑問，這些措施勢必大大削弱漢臣對清王朝的忠誠度。既然朝廷如此不信任漢臣，漢臣為何還要替朝廷賣命？
其二：欺騙性預備立憲，傷了全國人民之心。
立憲是慈禧晚年，朝廷迫於輿論壓力而做出的承諾。當時，清政府派出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查憲政；又命政務處王大臣等籌定立憲大綱，設立“考察憲政館”，可謂做足了準備。
然而，準備妥當之後，朝廷卻並沒有改革實行立憲，而是宣稱“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數年”是多少年？朝廷沒有明説，只是稱“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因此，當時便有人懷疑，清政府根本沒有立憲的誠意，不過以此敷衍國民。載灃執政後，輿論又開始呼籲立憲，為了穩定民心，載灃只好承諾重起立憲。
1909年，朝廷下令，為實行立憲，各省當年內成立諮議局；1910年，資政院在北京成立；同年，清政府將預備立憲期9年改為5年，定於1913年召開國會。進展雖然緩慢，但勉強能看出載灃實行憲政的一點誠意。
然而，第二年，也即1911年的內閣組建，使人們震驚且憤怒地發現，這點少得可憐的誠意，其實也是偽裝的。
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裁撤軍機處等機構，公佈所訂內閣官制，組成新內閣，由慶親王奕劻任總理大臣。奕劻是晚清鉅貪，封建王朝的蛀蟲，載灃居然讓他擔任內閣總理大臣，豈不是胡來？這樣的內閣，又有多少權威性可言？
更令人忍無可忍的是，在13名國務大臣中，漢族官僚僅有4名，蒙古旗人1名，滿族8名，其中皇族又佔5人，因而被譏為皇族內閣。至此，民眾對朝廷的立憲徹底死心，轉而全力以赴支持革命。
其三：載灃能力平庸，無法掌控大局。
載灃的弟子載濤曾評價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説他忠厚，實則忠厚既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
他缺乏力挽狂瀾的魄力，甚至連統治者必備的馭人之術也沒有。他既不懂得如何治理國家，也不懂得如何駕馭羣臣。他甫一上位，根基維穩，便將罷免頗有人望的袁世凱、冷落年高望重的張之洞，便可見其政治上的幼稚。
因為不懂得如何駕馭羣臣，所以他在羣臣眼中的威望很低，這也正是袁世凱敢於逼宮迫使宣統退位的原因之一。試想，如果當時執政的是慈禧（慈禧固然禍國殃民，但平心而論，其馭人之術還是比較高超的），袁世凱敢公然逼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