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浙江沿海歷史上曾有過連綿漫長的“倭患”，在數百年正統史觀下的所謂“倭寇”，實際上是被誤讀的一羣中國海商，而在他們被掩蓋的身份和命運背後，則是中國曾經強勁的民間海洋力量與農耕王朝的對峙、抗爭和落敗……而新生海洋力量的代表就是徽商海盜王直。
（明代著名畫家仇英,《倭寇圖卷》部分）
嘉靖三十八年的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杭州城的官巷口外設了法場，奇怪的是法場卻沒有圍觀的看客。就連死囚也是特別的奇怪，居然是被一個八人的小轎抬上刑場。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史書記載是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中國新生的民間海洋資本力量在這片刀光下沉寂了。
很難想象到很多年後再翻開正史中，文字裏只有一個橫行中國沿海，燒殺搶掠的“倭寇首領”，而令後人唏噓的是他始終不承認任何的罪名，即便是被囚禁的日子，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
他在獄中還寫了一份《自明疏》，委婉地將自己表達為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的百姓，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羣兇”。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向朝廷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這份“辯詞”被明朝的文臣們認為巧言令色的開脱之辭，所以死亡對他來説是必然的結局。縱觀王直一生的行為和胸襟，他沒有必要在這份上疏中委曲求全地美化和包裝自己。
王直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到底是“海神”還是“倭寇”？在大明中興的年代裏，中國的新型海洋貿易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究竟是怎麼枯萎的？
（掌舵者雕像為五大海島之首王直）
沒有明確的官方或者民間的任何資料記載王直的出生，僅僅知道他是徽州府歙縣人。誘捕他的大明官員胡宗憲的幕僚謝顧，在後來的回憶錄裏記錄着王直的生平。
“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在禁錮人口流動的大明朝來説，很難相信王直能安安心心地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做個順民，或者是做個能左右逢源、上下打點的生意人。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所以出兩種人，要麼做了狀元，平步青雲；要麼做了商人，金銀滿缽。所以徽州向來是徽商的大本營。
謝顧在回憶錄中説，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之所以如此問，是因為王直做的生意是下海經商，乾的就是九死一生的買賣。命裏註定是天星下凡，要乾的本就不是小事，那一年是嘉靖十九年。
自此他開始走向大海，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位海洋商人。
而倭寇肆虐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間已經有了，而嘉靖時代的倭患開始則是來源於嘉慶二年所發生的日本朝貢船“勘合符”事件，嘉靖二十年的禁海派撤銷市舶司，中日貿易徹底結束。對於貧瘠的日本來説，失去正常貿易途徑，唯一能使用的方式就是走私。而陷入“戰國時代”的日本流民四散，民不聊生，搶劫似乎成了最好的生存之路。
而此時的王直還只是個小商販，選擇南下廣東出海到東南洋和日本，剛剛賺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催生了無數以獲利為目的的走私商人，這些人是中國第一批新興的海洋貿易型資本主義。究其來源，不過是嚴厲的户籍制度下需要果腹生存的農民轉化，王直就是其中一位。
提到海洋走私貿易和倭寇之患則不能不提起一個重要的地方，寧波的雙嶼島（今寧波普陀六橫島），當時的雙嶼島被中日曆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財富在這裏交換、中轉、集散，來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銀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由這裏進入世界。這裏很像香港——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區。
而一個名叫朱紈首任“剿倭總督”。這樣一個受過儒家思想毒害的官員，內心的志向便是平國治天下，剿倭事業成了他最重要的事情。“便宜行事”權利的他毀滅了這個中外貿易的據點，殺三千人，焚燬島嶼，其中無一日本人。
而明朝官員口中的倭患並無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一些走私為生的雙嶼島商人在家業被毀的狀況下變成了搶劫的“倭寇”。商人被逼變成倭寇，起源則是不能開眼看世界的迂腐書生呼籲的禁海引起。
而雙嶼島和許棟集團的毀滅，為王直提供“崛起”的機會，為王直成為“海盜”之王掃清了道路……率領餘部逃出雙嶼，成為新的領袖。而明帝國則痛苦地發現，一個更為難以對付的對手誕生了。
根據日本著名學者僧人南浦文之的《鐵炮記》所記，日本開始有了火器，來自葡萄牙，而中間商正是王直，這在日本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日本進入了火器時代。王直被稱為中日貿易之父。
逃出雙嶼島，王直在海上收攏餘部，計有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毛海峯、葉明、陳東、徐海、汪汝賢等數千人。在日本長崎的五島列島建立了根據地。王直自己則在平户島上定居。
在日本逐漸站穩腳跟之後，王直轉變了戰略，積極向祖國靠攏，協助官軍攻擊別的海上武裝集團（“倭寇”），一可搞好政府公關，二可擴大自己的勢力。經過一系列戰鬥，他最終佔領了舟山的重要軍港和商港之一的“瀝港”（烈港、冽港），“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聾海舶矣”（《籌海圖編》）。
隨後，王直主動向朝廷要求招安，為政府承擔艱難的“抗倭”重任。此時，王直已經成為東海上的“大哥大”，他的“五峯旗號”則是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也一度並不刁難，行動自由。
而大明朝可以允許王直的存在，卻不允許做大，俞大猷等“驅舟師數千”圍攻瀝港，在官軍的猛烈攻勢下，王直再度率部突圍，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的內心終於開始和明王朝決裂，宣佈稱王建制，先是自稱“淨海王”，後改稱“徽王”，“服色旌旗擬王者，部署官屬，鹹有封號，控制要害，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明書·王直傳》）。
稱王之後，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投奔他的人羣，不僅有普通百姓，甚至還包括“邊衞之官”，“一呼即往，自以為榮”（明代萬表《玩鹿亭稿》）。同時，他率軍反攻大明，“聯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幹人。以木為城、為樓槽，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如此鉅艦百餘艘，“蔽海而來，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裏，同時告警”，“官軍莫敢攖其鋒”，“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海寇議後》）。
無奈之下，明帝國將捉拿王直的賞格提升到了驚人的高價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胡默林行實》、明代茅坤《海寇後編》）王直成為史上賞格最高的“海盜”之一。
也就由此而來了胡宗憲以王直的家人做餌的誘殺。王直的功績是可以看見的，拉攏王直更有利於清楚真正的倭寇。但是大明沉浸於黨爭之中，清剿敵人成了大義之舉。
最終也就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臨刑之前，王直高喊：“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他追求的理念和行為已經遠遠超越了農民領袖和一般商人的境界。
王直死後，大規模的倭患才真正的開始，也就相繼出現了戚繼光、俞大猷這些史書上記載的“抗倭英雄”。
而真正讓倭患結束的則是嘉靖皇帝的兒子隆慶開海，倭寇始絕，史稱“隆慶開關”。
令明帝國相當尷尬的是，王直這位“倭寇”在民間“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龐大的運營網絡，“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
“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其中的原因，正是在於是“海盜”、而非“軍門”，給百姓提供了“衣食”。
開海派早就看出，倭寇之患原是海商不通。處江湖之遠的王直，與這些居廟堂之高的官員一樣，都看到了導致“倭亂”的同一個根源，都深切認識到了開禁才是治倭的根本，而在海洋上具有最大號召力的王直，是維持海洋穩定的關鍵人物。
但是，為了朝廷的“體面”，自以為是“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的王直就必須死。
如果一定要找個原因的法，那就是王直在日本自稱“徽王”。他的罪名不是海盜而是叛國。
整個史書中關於王直的史料，看不到王直作為海盜的身影。在日本，他不搶掠百姓，還為日本帶來了更多生活物品；在中國，他清剿海上其他力量，積極組織貿易，並試圖請求開海禁。自始至終，只是一個建立了自我武裝的海上徽商集團，以“儒”為根本的貿易資本主義，代表的是人的需要。
我們可以看一下王直對屬下的規定：“不得擅自上岸，違者當眾刺穿雙耳。再犯，立即處死；?戰利品全部上繳，兩份給船員，八份公共入庫。私拿庫房東西者，處以死刑；?凡對婦女施暴或強佔婦女為妻者，格殺勿論。
王直在沿海活動的最後目的，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要求政府放棄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走私貿易合法化。從世界的大形勢來看，可見對於國際貿易形勢的判斷。而在王直死去的一百年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改變着整個世界。
或者我們可以稱他為：一個理想主義的走私商人。
“惡法出刁民”，王直也是被逼上梁山，內心深處與梁山好漢們相同，都是為了招安，扯旗造反無非是實現渠道而已。只是宋江成功了，而王直則是賠盡了老本——儘管他用自己掀起的驚濤駭浪，喚醒了帝國內的改革力量。慣於駕馭波濤的王直，最終卻無法駕馭自己的命運。
王直當年的貿易基地，現為長崎縣的平户市。當地人認為他給日本西部經濟、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把他當做“海神”來供奉，為他建立了“明人堂”，數百年來一直作為節日定期祭祀；在平户的街心矗立着王直雕像；王直船隊挖掘、用過的六角井至今保存完好，供人觀瞻。
中國海洋人被國外列為和平友好人士受到崇敬膜拜的，除了秦代的徐福、唐朝的鑑真、明朝的鄭和，便是海商王直了。
王直高舉中華“徽王”的旗幟，威震東海，凡“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基本上壟斷了中、日、葡及其他國家在東海上的海洋貿易。王直獨立自主經商，並不依附外夷，似同在日本開闢了“中國經濟區”，以和平方式張揚了中國商人的風采。
王直的故事本就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海洋史詩。但在沉重的封建文化沉積下，統治者“欽定”的結論，久非成是，固化成為一種大眾意識，成為國家政治理念的一部分。用倭寇的稱呼置於新興海商的頭上，然後予以扼殺。
自此，民間海洋力量斷絕，海上徽商亦從此斷絕。
閲讀正史裏的王直，更像是聽一段已經説了五六百年的謊言。而海上徽商代表王直什麼時候才能拿掉“倭寇”“漢奸”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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