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語：人們對新技術總是有一種自然而言的批判態度，就像以前的自行車，剛出來的時候也被認為對人有害。當然，我們現在知道，自行車是一種便捷的交通工具。如今，很多人覺得社交媒體對我們有毒害作用，有很多相關的文章發佈，讓我們感覺社交媒體真的對我們有消極影響。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們不必抗拒社交媒體的使用。社交媒體本身並沒有什麼錯，合理使用社交媒體會讓我們的生活更加便捷。
自行車和社交媒體有什麼共同點？這兩個技術在被採用後不久，都帶來了一場不合理的道德恐慌。
一、讓我們從自行車説起19世紀，當自行車突然出現在維多利亞時代時，這是一件大事。這個很酷的裝置可以讓你比步行走得更遠更快。而且，自行車比馬便宜得多，更容易維護。
很快，自行車在交通工具選擇有限的女性中流行起來。在那個時候，如果女性想去一個不需要步行的地方，她們通常需要有人用馬車把她們帶到那裏。通常是一家之主，而如果他沒空或不願意呢？那就看運氣了。要麼走，要麼呆在家裏。
有了自行車，女性可以比以往更加獨立。太棒了，對吧？
當權者可不這麼認為。當局沒有慶祝自行車帶來的新自由，而是大肆渲染道德恐慌。以下是那個時代許多“專家”所説的自行車的危險：
- 自行車會把女性的步態變成一種可怕、醜陋的步態，其特徵是“有一種猛衝的動作”。
- 女性會患上“自行車臉”，這是長期暴露在超人類速度的空氣中的後果。
- 女性纖弱的身體在騎自行車的壓力下會崩潰，導致闌尾炎、不育，甚至精神病。
事後看來，這些想法是荒謬的。但在當時，這些恐懼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被那些想讓女性温順和依賴的人放大了。
二、社交媒體是新式自行車嗎？快進125年左右。今天，許多關於現代技術的普遍想法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對自行車的道德恐慌。例如，每個家長都“知道”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害。但真的是這樣嗎？
2017年，《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了讓·特温格(Jean Twenge)的一篇文章，題為《智能手機摧毀了一代人嗎？》這篇文章被瘋傳是因為它發表了一些可怕的言論，其中包括：“每天花3個小時或以上在電子設備上的青少年有自殺風險因素的可能性要高35%，比如制定自殺計劃。”
儘管青少年過度使用社交媒體與較高的自我報告的心理健康問題有關，但這種影響極其微小。事實上，它是如此小，到幾乎是無關緊要的。正如我在最近的Medium專欄中解釋的那樣，看看那篇文章中討論的原始數據就會發現，社交媒體對青少年抑鬱症的影響大致相當於吃土豆的影響。除非土豆也在“摧毀一代人”，否則社交媒體可能不值得恐慌。
值得讚揚的是，特温格最近發表了一篇更為慎重和準確的文章。事實上，它有力地駁斥了她在2017年那篇文章中的説法。這篇文章回顧了她對1523名青少年的新調查，深入研究了他們在隔離期間的表現。
事實證明，青少年在隔離期間表現得出奇地好。在學年期間尤其如此：抑鬱的比例大幅下降，孤獨的比例也大幅下降。
來自特温格的新研究論文：2018年有27%的青少年感到抑鬱，相比之下，2020年學期內的青少年抑鬱率為17%，學期外的青少年抑鬱率為20%。
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從這個角度來看，成年人在隔離期間經歷精神痛苦、焦慮或抑鬱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三倍。
青少年抑鬱數量的改善是因為社交媒體使用的減少嗎？不。
青少年在社交媒體上花的時間和以前一樣多。準確地説，他們使用社交媒體的平均時間略有下降——大約每天15分鐘。它被其他屏幕活動所取代，比如看電視。
特温格最初的文章中已經得出結論，花更多時間在電子設備上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有“自殺的風險因素”，這很可能把因果關係顛倒了。似乎那些更有自殺風險因素的孩子，也是那些花更多時間在設備上尋求逃避的孩子。
三、為什麼青少年在隔離期間沒有那麼抑鬱？研究表明，青少年患抑鬱症的幾率降低可能有兩種解釋：
- 他們得到了更多的睡眠。
- 他們花更多的時間與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起。
在疫情期間，大量青少年的睡眠時間和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有所增加。這些變化比每天減少15分鐘使用社交媒體要顯著得多，根據特温格自己的説法，這兩個因素對心理健康的改善有重要作用。
摘自她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新文章：睡眠不足的青少年明顯更容易患上抑鬱症。2018年，只有55%的青少年表示他們通常每晚睡7個小時或更多。在疫情期間，在仍在上課的學生中，這一比例躍升至84%。
科學家們多年前就知道，青少年天生比成年人醒得晚。在隔離期間，學生們醒得比較晚，但正好趕上線上課堂開始。由於睡眠是導致抑鬱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在這些情況下青少年的抑鬱程度較低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個主要因素是家庭時間，在隔離期間，家庭時間也增加了。該文章稱，“68%的青少年表示，他們的家庭關係在疫情期間變得更親密了。家庭關係密切與心理健康有關：説自己的家庭在疫情期間變得更親密的人中，只有15%的人感到抑鬱，而那些不相信自己的家庭關係變得更親密的人中，有27%的人感到抑鬱。”
事實證明，這種長期隔離是一種開創性的自然實驗，結果是明確的。當我們的孩子有更多的睡眠和家庭時間，他們就不會那麼抑鬱。
與其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感到恐慌，不如把注意力放在睡眠和家庭上。換句話説，如果我們關注真正的問題會怎樣？
但我們沒有，因為真正的問題很少成為病毒式的頭條新聞。未來幾年，社交媒體上的道德恐慌可能會繼續分散我們對那些更重要、不那麼聳人聽聞的問題的注意力。畢竟，即使這篇2020年的研究反駁了同一作者2017年的文章，這篇老文章可能會繼續吸引更多的眼球。
四、我們註定要重複歷史嗎？維多利亞時代對自行車的道德恐慌是個錯誤。今天，我們都能看到。但在當時，恐慌產生了後果。它使許多人，特別是女性，無法行使她們應得的自由。由於對這項新技術的非理性恐慌，許多本可以從使用自行車中受益的人最終變得更糟。
社交媒體是一種引發了類似非理性道德恐慌的新技術。屈服於這種恐慌是有後果的。僅舉一個例子，數據表明社交媒體可能有助於減少LGBTQ+青少年的自殺傾向，因為它讓他們能夠與支持他們的人聯繫，讓自己並不那麼孤單。如果我們屈服於社交媒體的道德恐慌，我們可能會傷害這個羣體。和自行車一樣，社交媒體也有很多好處，對它的危害性進行籠統的斷言是不道德的。
我給你們舉個例子，真是諷刺中的諷刺。在最近一部紀錄片《社會困境》(The Social Dilemma)中，主要發言人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揭示了他對歷史上人們對新技術的反應的無知。這部紀錄片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場道德恐慌。
“當自行車出現時，沒有人感到不安，”哈里斯説。
現在，你比哈里斯更清楚現實了。你知道，當自行車出現時，是很多人都害怕的。你知道憤怒是毫無根據的，你知道道德恐慌對真實的人有真實的後果。
這一次，讓我們避免重蹈覆轍。
譯者：Jane
譯自Medium，原標題為“Maybe Social Media Isn’t Making Us Depressed After All. Here’s What Likel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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