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代良臣，改革家、文學家，北宋滅亡後的“背鍋俠”

大家好我是青墨，今天談談曾一度被人們誤解為和秦檜一樣的王安石。

王安石歷史上褒貶不一，一是因為變法。這個天下皆知。

二是因為變法引起的黨爭。這一條往往是被忽略的關鍵。

王安石變法，大局是當時朝廷確實麻煩，具體大堆舉措，無非是：朝廷介入市場，干預經濟。

在農業時代，王安石算激進了：他認為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而相對保守如司馬光認為，天下財富就那麼多，朝廷豐足了，百姓就會吃虧。

黃仁宇有一個看法，我覺得比較公允，大概意思：王安石這種朝廷介入市場干預經濟，在一個貨幣流通、信貸成型的體系下，是好的——所以美國羅斯福新政、本朝某些時段推崇“國家宏觀調控”時，都很佩服王安石。

但在宋朝當時，紙幣都只是局部發行、信貸體系不健全、生產基本靠農業和手工業的情況下，有些太超前太空中樓閣了。

就像張佳瑋手拿一張挑戰者號設計圖紙穿越回漢朝。圖紙是沒錯的，但也沒用，一個道理。

所以王安石變法，可以算是：

意圖正確，過於超前，在錯誤時代出現於是無法貫徹執行的正確選擇=錯誤的結果。

説黨爭。

王安石在當時有綽號，“拗相公”。民間不少段子編排他。

確實很拗，很擰。掃除一切障礙。為了堅持他的新法，一度大用新人。

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們為一黨，比較激進。

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這些人為一黨，相對保守。

先是撕新法。後來不只是新法了，已成意氣之爭。

這裏的問題是：舊黨保守，但大多人品無可指摘，德高望重，被王安石搞掉時，也殉道者一般下去了。

王安石手下這波新人裏，則有不少豬隊友。呂惠卿和章惇們後來都算著名奸臣，刻薄狠毒、背信棄義的事都幹過。這也間接影響了王安石後世的評價。王安石自己後來，就被豬隊友呂惠卿——確切説是狐狸隊友——出賣過。晚年還每天寫“福建子”泄恨。

所以：變法的王安石，只是個有些不合時宜的超前改革家。

黨爭的王安石，是個為了目的，時不時會任用私人、甚至被手下諂臣矇騙的領袖。手下一堆奸臣給他丟臉。

後一個王安石，才會被歷代讀書人碎碎念。

説回人品。

之所以把這個放在最後説，是因為：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互為對手，但他倆的私德，都是完美的。他們彼此都承認。

蘇軾他爸爸蘇洵《辯奸論》算是公開攻擊王安石了，也只能挑剔他儀表有問題，表裏不一。即，私德上，王安石算是完美。

他和司馬光唯一共有的缺點，大概就是，有些擰。蘇軾作為温和中立派偏舊黨，既吐槽過王安石，也吐槽過司馬光，都認為他倆脾氣擰。所以他倆領導的黨爭，不免流於意氣。王安石為了自己的法令實施，把司馬光與其同僚搞掉了一堆是事實；司馬光後來迴歸，把王安石各種法一股腦搞掉，也有些泥沙俱下。王安石是知道自己有些問題的，但聽説免役法都被搞掉時，驚歎“這個都要廢嗎？”他對這個法是有信心的，但政治鬥爭到後來，很容易就不分細節，一把抓了。

故，王安石被攻擊，跟他私德為人無關。

這裏多説一句，私德為人和政治道德，真的是兩回事。就像之前有人説，羅斯福有婚外情，又煙又酒；希特勒素食主義不煙少酒也沒有婚外情。論私下待人接物行為習慣，希特勒怕還好些。但政治人物，因為他們可以影響到相當多的人，所以私德為人與政治作風，還是分開看比較好。

最後送個彩蛋。

金庸《天龍八部》第四十八回開始，有大段關於王安石變法的段子。

裏面借太皇太后的説法，表述了金庸自己對王安石的看法，當然，還能讀出其他東西來。

我覺得這段評價，算是公允：即便金庸確實不喜歡王安石，也還是承認他的學問、才幹、“原本不是壞人”、“為國為民”。

太皇太后乾枯的臉微微一動，嘆道：“王安石有學問，有才幹，原本不是壞人，用心自然也是為國為民，可是……唉……可是你爹爹，一來性子急躁，只盼快快成功，殊不知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則不達，手忙腳亂，反而弄糟了。”她説到這裏，喘息半晌，接下去道：“二來……二來他聽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頌德，説他是聖明天子，他才喜歡，倘若説他舉措不當，勸諫幾句，他便要大發脾氣，罷官的罷官，放逐的放逐，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向他直言進諫呢？”